金融全球化：中国应该加入吗？
萨米尔·阿明/文 王立秋/译 刘子旭/校
1．全球化的金融层面
全球化有三个层面，即(i)自由的全球贸易，(ii)自由的国际资本实际投资，(iii)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自由的金融交易（流动资本的转移，包括外汇交易）。假如所有这些市场当真都是开放的、交易也当真都是“透明的”，那么，竞争也会因此而变成一个实际的现实。但这套假设掩盖了一些重大的、实际的现实（见后文）。
（1）中国自 1978 年起的改革开放，始于开放中国的国内生产系统，使之服从于市场机制的法则——同时，对全球贸易开放。在全球化的世界框架内，随之而来的是资本投资的自由化：外资被引进中国，后来，中国的投资也走出了国门。但直到现在，中国都还没有融入国际货币与金融系统：中国的银行，都是受中国政权控制的、从根本上属于中国的银行，人民币的汇率也是由央行也即政府决定的。
就促进 GDP 增长并因此看到“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而言，这个系统是成功的。赶超的结果，将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
（2）目前，中国正在考虑深化改革的下一个步骤，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就是“开放资本项目”，这意味着：(i)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与中国的公营或私营银行竞争；(ii)取消人民币的固定汇率，允许自由的国际市场起作用，生成灵活的浮动的汇率。
（3）同时，中国对当前的全球化系统提出了批评，它认为这个系统方方面面都服从于大国，特别是美国的“霸权”。言下之意是，全球化的经济层面和真实世界中运作的政治和地缘战略的权力有关。这一关联的确揭示了一个经常为经济学教授所忽视的重要现实。中国在为“另一种模式的全球化”，即“非霸权的”全球化而斗争。
（4）因此，我们应该仔细地考察加入全球金融化的提议，并回答以下这组问题：(i) 这一举动会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会成为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障碍？(ii) 人民币的浮动汇率能为中国带来更多的机遇、使其成为能够与其他金融大国，特别是美国及其美元竞争的、真正的全球金融大国吗？(iii) 总之，相信西方大国会容忍中国成为强大的世界经济体，并接受中国成为主要金融操纵者“俱乐部”的一员，是明智的吗？还是说，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地缘战略将采取行动，让中国的追赶计划以失败告终，并将利用一切经济、金融以及最终的军事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
2. 国家控制资本项目：中国手中一件得到有效使用，并且迄今以来一直成效显著的武器
（1） 谁控制着所谓的全球整合的货币与金融市场？
邓小平说，要实事求是。这正是所谓传统的专业“经济学家”、包括在美国接受训练和洗脑的中国“专家”没有做的事情。
a) 传统经济学家发展出的各种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想象出来的、与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处的世界的基础之上。他们所谓的“自由透明的竞争”（包括全球金融市场中的竞争）的“理论”假设是：(i) 数百万“个体”在市场中活动；(ii) 这些个体都是“理性的”——共享对市场运作的“理性预期”；(iii) 他们得益于正确的、透明的信息来做出理性的决策。
这些假设没有一个反映了真实的世界：统治当代资本主义的，是一小撮体量巨大的垄断寡头（金融垄断），它们控制了商品和主要服务的生产、银行、保险公司等等，使那些具有自主性的生产者（农场主，中小规模的企业）处于分包商的从属地位，从而使他们生产的剩余转化为不断增长的垄断租金。
b) 就全球一体化的金融市场而言，20几个超大银行（全都来自于美国、西欧和日本）控制了其中98%以上的交易（数以万亿美元计，数百倍于国际贸易和实体生产所需的资本流通量）。这并不是开放的市场，其中进行的也不是自由和公平的竞争。
c) 同时，传统经济学家忽视了金融交易的目标和美国及追随它的盟友（欧洲和日本）发展出来的地缘战略的目标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关联反映了这个“三巨头的集体帝国主义”的全球政治战略。其目标，是通过“经济的”，更具体地说，金融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手段，来维持这个集体对全球的排他性的控制。历史和对当前世界各类事件的分析为这些行为提供了例证。
（2）中国当局对资本项目的控制是一直以来确保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a) 中国的国家银行成功地资助了数以万计的公营和私营的小企业（所谓的乡镇企业）。在全球南方的其他地方落脚的外国大银行从来不会选择这么做。它们都只会支持跨国企业，而后者最终又协助建立起处于从属地位的地方中小规模分包企业的网络，把它们生产的剩余转化为金融垄断租金。中国的改革开放，多亏了对资本项目的管控，才能够保障此种剩余依然留在中国，并为中国的持续增长提供资金。
b) 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模式允许它制订外国投资的条件（和中国的公私资本共享产权、技术转让、利润转让，等等）。如果中国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系统的话，外国的资本就不会再容忍这样的条件了。
c)“市场浮动汇率”系统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吗？可变汇率体系是 1973 年由美国单边决定而建立起来的，目的在于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相对稳定的固定汇率，美国在三巨头中的伙伴们（欧洲和日本）接受了这个体系，并把它推行到几乎所有南方国家。
50年后，这一实践的后果是什么呢？
首先，新体系并没有带来稳定性。参照主要货币（美元、日元、英镑、马克、欧元）的汇率来看，甚至连相对的稳定也没有实现。相反，我们见证了巨大的波动（比如说，在几个月内，美元对欧元的汇率从 1.5：1 倍跌到了欧元价格的三分之二）。这样的波动，并没有反映出相关国家的竞争力的变化（在生产力不平等增长的支配下，竞争力水平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它是投机性金融投资的开放市场带来的结果；持续增长而又无法用来扩大生产的剩余利润使这种投机成为必然。
其次，就主要货币（美元、英镑、日元、欧元）和几乎所有南方国家的货币之间的汇率而言，新体系也带来了持续的贬值。这样的结果，是金融垄断资本在南方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实际资产（工厂、矿藏、森林、土地、银行、保险等等）的手段。因此，它没有促进增长，反而加强了掠夺。
在这方面，让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印度已经从一个有限控制其资本项目的系统，变成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的结果。
中国 2015 年的 GDP，按购买力平价来算，是全球 GDP 的百分之十八；按现值美元来算，是全球 GDP 的百分之十六（这个差别很小）。印度的 GDP 按购买力来算，是全球 GDP 的百分之八；按美元来算，则不到全球 GDP 的百分之二。这个差别是巨大的，它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战略取得了成功——抹杀数百万印度生产者的竞争力，把他们贬低到分包商的地位，以便让他们的生产剩余转化为西方垄断资本的租金。
中国向一个可变的“市场”汇率系统发展，会带来完全相似的结果：数百万富于竞争力的中国生产者会被消灭，赶超的梦想也会因此而破灭。而这一结果正是西方垄断金融资本的目标。那种认为中国只要对一体化全球市场采取“聪明的”政策，就能避免这一结果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难道印度人就愚蠢吗？为什么印度的领导人要接受这样的买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印度国内）一小撮与外国金融资本联营的次属公司，从他们的合谋中牟取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买办阶级。当年英国创建著名的汇丰银行（这个银行原本是为了给鸦片战争提供资金而建立的！）的时候，与英国金融资本联合的就是这个阶级。
d) 据说，可变汇率能降低交易成本，并因此而有利于出口的增长。这纯属谬误。决定出口量的，是另外一些更加重要的因素（产品的性质和产量）。而且，为什么中国要继续以高于 GDP 的增长速度来扩大出口呢？这个选择是荒谬的，中国应该更加优先考虑它的国内市场，以降低其脆弱程度，实现更好的福利，纠正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可变汇率让国内经济政策有更多的选择吗？没有，相反，它限制了选择，因为在可变汇率下，国家政策就只能局限于大国允许的那些选择了。欧洲的案例为这样的限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欧盟的框架下，其成员国的腾挪空间大大缩小了。
e) 关于增加中国的资本出口以取代把全部剩余投向美国债券：只要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通过军事干涉的威胁来保护它的资产，那么它就不能避免在国外购买实际资产（公司、矿藏、耕地）的脆弱性。加入全球金融系统并不能降低这种脆弱性。
f) 多亏了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中国才没有受害于 2007/8 年的金融危机。亚洲的其他融入了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国家则饱受那次危机的摧残。外国金融资本把危机的代价转嫁到了那些国家，使它们的货币贬值。这样，在印尼的外国银行就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购买林地（后来变成了棕榈油生产基地）、矿藏等等。在不远的、可见的未来，还会发生类似的，由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如果在这个时候，中国真的走向现在提出的那种新开放的话，那么，在危机中，它的财富将遭到巨大的破坏和掠夺。
（3） 中国有可能被接纳为扩大的、不再是三方而是四方联合的新帝国主义集团的一员吗？
a) 我相信，美国为首的三巨头无意招募新成员，反而会尽一切努力来维持它们对这个地球的独家控制。相信它们会接受中国的赶超计划，是非常幼稚的。
在这方面，俄罗斯的例子说明了这个专属俱乐部拒绝任任何其他人成为其中一员的权利。叶利钦放弃了手中所有的资源，完全恢复了资本主义。即便如此，俄罗斯还是被拒绝加入“欧洲”和北约的权利。西方的战略目标是，把俄国降为原材料供应商，并且有可能的话，把它残余的工业也降至分包商的从属地位。
b) 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已经是可见的了。北朝鲜和伊朗已经被美国、欧洲、以色列、日本选择为最终军事干涉的目标；达赖喇嘛和维吾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得到了这些势力的支持，为的是从那些地方开始分裂中国。
c) 与此同时，经济制裁又如何呢？
美国给了自己超常的特权：否认国际法的合法性并将其置于美国法律的优先性之下。因此，当它决定制裁一个国家（现在是伊朗）的时候，它迫使世界各国也来执行这些制裁。否则，美国就会把惩罚扩大到它的同伙身上（包括欧洲）。欧洲会接受（即在美国的威胁下参与制裁）吗？我的回答是，会的，尽管这些制裁给欧洲的公司和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然而，只要中国与金融全球化保持距离，针对中国的制裁的效果就仍然是有限的。比如，当一家在信息科学领域的美国公司退出，中国就会立刻引进一家和它竞争的英国公司来取代它。如果美国对中国的一些出口商品进行制裁的话，那么，中国就会报之以类似的制裁。如果允许外国银行进入国门的话，中国就会失去这个巨大的优势。
结论
没必要急着加入全球化的金融系统，这个系统只是华盛顿维持美元排他特权的保障而已。而且，当前的整个全球化模式都已经陷入了危机，这就为系统外的国家提供了机会。留在外面，可以为建立另一种独立的区域性系统创造空间，为发展替代性的非霸权的全球化创造更好的条件。
同时，从长远来看，世界资本主义是无法与非资本主义的实体、甚至仅仅是相对独立的实体兼容的。
留在金融全球化之外，这是你们手中的重要武器。不要把这件武器交给敌人！
2018年6月完稿
附录：
货币战争
潘巴祖卡（Pambazuka）；英国牛津大学；2010 年 11 月 25 日访谈
潘巴祖卡新闻：最近 G20 会议上的讨论提出的所谓的“货币战争”，在眼下非常流行。您能解释一下货币战争是什么意思吗？
萨米尔·阿明：关于货币战争的话语、修辞是非常肤浅甚至充满误导性的。众所周知，谈论货币战争的人说的是，中国的人民币贬值了，而这对全球贸易平衡来说不好。就好像中国完全要为系统的“不好”负主要责任一样。每个人都在说，人民币贬值了。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此。真正的问题是美国的权力——也就是美元的权力——和目前的一体化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及市场中其他所谓的伙伴的无权力（因此，实际上是非伙伴）之间的不平衡。
真正的问题是权利不平衡。听听美国当局是怎么说话的，就知道这个不平衡是多么地显而易见的了。美国说，并且它傲慢地反复重申：美元是我们的货币，问题是你们的。也就是说，美国把根据自身需要和目标（无论好坏）来管理自己货币的工具留在自己手中，美联储的确也是这么做的。美联储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受美国财政部管辖。美联储执行它认为必要的货币政策，从不考虑其他任何人，它自己掌握执行这些政策的工具。所以，是美联储，而不是银行系统固定了利率。美国把利率定高、定低，都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目标，无论这种做法是否有效，它就是有这个权利，并且它紧紧抓住这个权利不放。美国还保留了让美联储买进长期债券的权利——说到底，就是通过通胀、印钱，来弥补美国的财政赤字。
这些是主权国家拥有的正常权利，它们也会保持那些权利。无论它们自由、独立地做出何种决定，当然会对其他伙伴造成影响。很多时候这些决定对其他国家来说可能是有害的。但它们并不在意，它们说，好吧，可这是我们的货币，你们要是有了麻烦，那是你们的问题，你们应该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如果美国可以采纳这个原则，则其他所有国家也应该可以采纳这个原则。国际法有一个基本的、根本的原则，即国家的主权平等。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为自己保留了那些权利，那么，其他国家也同样可以这么做。而这正是中国在做的事情。中国的行为，就和美国一模一样：它保留了根据它自己的目标和需要来管理货币政策的工具，也就是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它决定中国的利率，合法购买中国债权券，即通过通胀来弥补最终的国家财政赤字。
目前中国还没有赤字，但关键在于他们保留了这一权利。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美国没有任何区别。它做的就是同样的事情，它保留了它所有的主权权利，正如像美国保留了自己的主权权利。
所以，中国人对美国人说下面这些话是绝对正确的：如果说美元是你们的货币而问题是我们的，那么，同样地，人民币是我们的货币而问题是你们的！所以，你们（美国）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责怪我们。
另外，美国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的行为导致的结果。相反，这些问题，是美国在与公司治理、教育与研发、金融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失败造成的结果。因此，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接受华盛顿的命令，而且坦白地说，中国也的确没有接受这些命令。但美国的宣传没完没了——都怪中国，都怪中国，都怪中国。
在眼下的事态中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很不幸，除中国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保留那些权利。尽管一些新兴国家，如印度和巴西，有些做法具有类似的效果，但没有任何其他（G20 的）主要伙伴完全保留了那些权利。相反，他们普遍接受美国的命令。
的确，“欧元大陆”通过马斯特里赫特和里斯本协定阉割了自己。它为自己所谓的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并非中央银行（因为不存在负责经营它的欧洲国家）——的运营采取了一些奇怪的规定：它不可以向成员国贷款，而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是可以给别国贷款的，就像中国的中央银行可以给别国贷款一样。
欧洲中央银行之所以会有这样难以置信的态度，还是因为不存在欧洲政权，且欧盟也不信任欧洲的各个民族国家。因此，不给各国贷款的决定，出自于这样一种奇怪的信念，那就是，中央政府要扮演的唯一角色，是不惜一切代价来防止任何程度的通胀！“无通胀”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原则。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布罗迪说过，这是十分愚蠢的。的确如此。类似地，欧洲中央银行也不决定利率。它把利率留给所谓的“市场”来决定。而实际上，这意味着，它把利率留给欧洲和美国的大银行，甚至在欧洲运营的日本银行来决定。因此，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把自己给阉割了。所以，欧洲人是没有资格来告诉中国人你们错了。为欧洲中央银行制定规则的不是中国人！如果说这些规则是白痴、愚蠢的话，那么，也是欧洲人的错。
至于其他伙伴，即英国和日本，它们也选择了站到美国身后，持续接受着美国的命令，并且把一体化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交给美国来管理。换言之，他们接受了有利于美国的、根本的不平衡。他们的问题还在于：他们可以选择听从美国的命令，但为何要抱怨中国不那么做？欧洲人和日本人都有权像美国和中国那样管理他们自己的货币。但他们做出的政治决定是站到美国那一边。因此，他们的选择所带来的一切后果，都与中国无关。
重要的是要理解到这就是核心问题之所在。问题在于美元统治下的，也就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美国政府的排他特权的统治之下的一体化全球货币金融体系。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个系统本身就是问题。人民币的汇率或卢比的汇率或任何其他货币的汇率都不是问题，绝对不是。
潘巴祖卡新闻：那么，可能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萨米尔·阿明：真正的问题——不是货币的汇率可变的假问题，而是一体化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真问题——有三种可能的答案。
首先，有些人认为，这个系统还没那么糟糕，美元应该继续作为主要的（如果还不是绝对唯一的）国际货币存在。他们主张通过一些小的、管理上的改革（大多基本上只是装装门面、说说而已，不是真正的改革），把这个体系恢复到 2008 年金融崩溃前的样子。
确切地说，这正是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和斯蒂格利茨报告的目标。它承认美元应该继续充当几乎是唯一的国际货币（但有一些小的妥协），但它也接受了美国政府有完全、自主地管理货币的权利。至于其他国家，它们都必须按照美国的命令调整自己。这，是不可接受的，特别是对南方来说，尤为如此。如果欧洲人、英国人、日本人接受它，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我不认为亚洲、拉美和非洲有任何接受它的理由。这就是斯蒂格利茨式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完全失败了。没有人关注斯蒂格利茨报告，它被扔进了垃圾桶，也没人真正地在乎它。它并没有说服美国的伙伴们，特别是来自南半球的伙伴，甚至北半球国家也没有考虑过斯蒂格利茨的建议。
第二套解决方案，是理论上的、理想的解决方案。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体化的全球货币和贸易体系，不再像现在的体系那样受美元的支配和华盛顿的控制。我们应该想象一个不同的体系，这意味着发明或创造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单位。当然，这个货币单位将由主要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以及其它可能的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来定义。
这个货币篮子中各种货币成分所占的比重，将依各国或各国家组织对全球贸易的贡献而定。也就是说，接近于特别提款权(SDR)，甚至更加接近于凯恩斯在1945 年想象的“班科（bancor）”。这个新的货币单位将是一种现实的国际货币，当然，这种货币也需要得到适当的管理。我们还必须为它发明新的、行之有效的规则。
在这些必需的规则当中，必然要和黄金的挂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稳定器的话，那么，这个体系是不可能稳定的。新的国际货币单位的定义必需是与确切数量的黄金等价。黄金汇兑本位制是必要的，但不是1945 年到 1971 年布雷顿森林时期的那种金本位制度。当时，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受到了美国单方面决定的压制。在这30多年里，可以说美元等同于黄金，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情况就不再是那样了。
这当然是“理想的”，但这个理想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遭到了美国及其麾下的盟友——欧洲和日本——的拒绝。换言之，它遭到了三巨头的拒绝。它们不想要它。而如果它们不想要它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不会有全球共识。如果没有全球共识，那么，理想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追求理想的解决方案将意味着撰写无数篇几乎没有任何效果的文章。这个方案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遭到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拒绝。
因此，剩下的，就只有第三个选项了。我们——也就是说，和其他国家一样新兴的南半球国家——应该努力在我们自己之间进行安排。如果可以实现某种跨全球南方的安排，那就再好不过了。就目前而言，这还很困难，但我们可以建立独立于统治全球体系的那些规则的、区域性的安排。我们不去管全球体系，就让美国人去和欧洲人一起抱怨好了，我们才不关心他们的问题呢。关于这样的区域安排的想法已经有了，但与这个想法相应的实际成就还极其有限。
这就是中国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发起和东盟一些国家的区域性金融与货币协定的目的，也是一些拉美国家在建立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 和货币单位“苏克雷”（Sucre）的目的。
需要做和必须做的事情还多得很。这就是解决方案，也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南半球不同区域的各种安排最终可以在全球南方的层面上互联起来，我们必须采取独立行动。
我们必须承认，既然全球的共识是不可能的，那么，处在全球南方的我们，就必须独立地、并且尽可能地共同行动。上一次 G20 峰会已经再一次证明了全球共识是不可能的。G7 先是拉拢俄罗斯组成 G8，继而又拉拢一些新兴国家——中国、巴西、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组成 G20 ，这一努力基本上已经失败了。我们保持了礼貌，我们的政府去参加了这些 G20 会议，但会议并没有产生任何共识。所以，我们必须采取独立的主动的行动。
(作者萨米尔·阿明，著名经济学家，生于1931年，父母分别为埃及人与法国人。1957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并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任埃及计划机构研究员、马里政府计划技术顾问，并任教于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和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等校。1970年起出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目前是第三世界论坛（Third World Forum）理事长、另立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主席。他对第三世界的经济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世界规模的积累》、《帝国主义的危机》、《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今日阿拉伯经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