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很多西方人也不信任本国的疫苗？

鹿  野

近日来，长生公司疫苗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少自由主义公知鼓吹为了保障疫苗的质量，应该从西方进口疫苗。然而事实上，在西方国家里边儿很多人同样不信任自己国家生产的疫苗，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有一句名言“自己从来不打流感疫苗”。甚至前不久，还有西方名人，因为在网上晒自己的孩子打疫苗的照片而被喷得体无完肤。

能不能说中国人担心疫苗质量就是理所当然，西方人担心疫苗就是反智呢？显然不能。因为西方国家的疫苗确实同样存在质量问题。

比如说，在50年代时，美国卡特实验室研究的小儿麻痹症疫苗就因为混入了病毒导致4万人感染疾病，迄今为止恶果尚未消除：

1955年，美国卡特实验室制备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过程中，原本应为无活性的病毒，无意间混入了部分活的脊髓灰质炎的病毒，导致12万名接种儿童中，4万人染病， 5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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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为疫苗接种不当导致的惨剧数不胜数。比如，从20世纪40到80年代的这40年间，日本因为乙肝疫苗接种不当造成交叉感染，最终导致数十万人患上乙肝，相当于今天乙肝患者的一半:

许多地方的防疫所的接种人员因为节约成本，并未在接种完一名幼儿后更换针头。造成了多名儿童共用一个注射器针头的事实。于是危险的针头在不同的幼儿之间流传，最终造成了可怕的交叉感染。然而由于乙肝的潜伏期和慢性病特征，这种交叉感染并未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危险的接种持续到1988年1月，直到塑胶制的一次性注射器全面普及才告终止。……根据估计，日本130万乙肝患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中有近一半是因此感染上乙肝的。

四十年前的日本疫苗事件,竟让政府赔出天文数字_网易新闻

http://news.163.com/18/0723/00/DNBVT5N1000187UE.html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些事故都是出在几十年之前，今天的西方疫苗都很安全，接种过程不会再出现问题。问题是，疫苗问题被发现本身就需要有一个过程。当时西方接种的时候也认为这些疫苗很安全，也是接种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几十年后其中的问题才逐渐暴露。而且今天也并不是没有新的问题暴露了。像日本2015年又被爆出化血研公司婴幼儿疫苗违规生产事件，尽管影响广泛，化血研公司最终却只受到了极轻的处罚：

以日本为例，2015年5月，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厚生劳动省接到举报，指控占日本流感疫苗市场三分之一的化血研公司(Kaketsuken, 前身为Chemo-Sero Therapeutic Research Institute) 不当制药。后经第三方独立调查，发现该机构从1974年起，就使用未经过政府批准的生产方式，生产血液制品和疫苗，包括婴幼儿使用的四合一疫苗……厚生劳动省最终只对化血研做出“停业110天”的处罚——也是依据日本医疗法所提出的最长停业处罚。由于“化血研”当时所生产销售的35种产品中部分没有替代品，即便是在停业110天期间，“化血研”仍然能够对其他产品进行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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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严重的疫苗事故，西方的专家们还发现，即使是按照规定流程接种合格的疫苗，其效果也在不断下降，更新换代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病毒进化的速度。以白百咳疫苗为例，现在美国接种的疫苗对于很大一部分人群是无效的，导致百日咳发病率不断上升。但是由于这些疫苗已经足够制药公司赚钱，所以制药公司不愿意开发新的疫苗：

威特的这一发现，后来也被较大规模的研究所证实：过去20年来使用的疫苗，其保护作用失效的速度，要比公共卫生人员的预期大得多。2011年和2012年，美国21个州的百日咳发病率至少增加了3倍。尽管有部分病例是从未接种疫苗的孩子，但大部分是已经接种过了的，只不过接种的疫苗没能长期保护他们的安全。

“说到底。我们需要更好的疫苗。”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of California，San Diego)临床儿科教授马克-索耶(Mark Sawyer)说，他同时也是美国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Practices，ACIP)合作工作组的主席，ACIP负责协助政府制定疫苗政策。索耶说：  “但是，ACIP不可以盲目促成新疫苗的产生。如何研制新疫苗需要科学家做研究，而科学家是否做相关研究又取决于制药公司。”

《环球科学》杂志社，外研社科学出版工作室编,哀伤是一种精神病  走出健康误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05,第47页

除了对于疫苗安全性和效果的不信任，不少反对疫苗的西方人士认为制药公司为了推销自己的疫苗等产品，不惜人为地制造瘟疫。这些说法确实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似乎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比如说，2001年英国口蹄疫爆发时，就出现了涉及口蹄疫相关疫苗试验室的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到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说法:

有关专家表示，英国此次口蹄疫首先发生在艾塞克斯郡布伦特伍德附近的一个屠宰场及其农场，这些被感染的猪是从白金汉郡和怀特岛运来的，而世界上最大的口蹄疫实验室波布莱特就位于这3个地点的中心萨里郡，该实验室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口蹄疫参考实验室，不仅保存有大量口蹄疫病毒，同时还生产口蹄疫疫苗，其中就包括此次英国暴发的泛亚型口蹄疫疫苗。

据4月8日英国《星期日快报》，肆虐欧洲大陆的口蹄疫很有可能是一起故意的人为事件，因为在这一病症暴发前的2个月，位于英国维尔特郡波顿镇的一个秘密政府实验室里盛有用来进行病毒研究的试管突然丢失，调查显示是有人故意窃取了这些病毒。上述实验室里除了有进行口蹄疫病毒研究的试管之外，还有大量装有天花、肺炎、炭疽热以及埃博拉病毒的实验器皿。这次实验室工作人员是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盛有口蹄疫病毒的试管已丢失的。

对于最终的关于此次口蹄疫暴发的源头各个方面一直保持着众说纷纭的状态。无论是关于军队厨房垃圾的喧哗还是关于实验室病毒泄露或被窃的报道，英政府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周志俊  金锡鹏主编,世界重大灾害事件记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08月第1版,第108页

另外，西方制药公司对穷苦人开展的致人死亡的大量非法疫苗实验，也让不少有良知的西方人士反感。比如说，美国富豪比尔盖茨是支持疫苗的著名“慈善人士”，但是其所谓的慈善基金在开发疫苗过程中却通过非法实验造成了大量印度穷苦人死亡：

药厂没有向贫民区及部落的民众解释清楚，他们根本不明白同意书的内容便盲目签字，试药“白老鼠”中介行业乘机谋取暴利。经过媒体调查，在印度中央邦、安德拉邦及德里，有数百名部落少女未经家长同意，在学校宿舍参与疫苗研究，多人其后死亡。研究由微软创办人盖茨夫妇的慈善基金资助，事后被印度政府叫停。

印度卫生部长年初向国会表示，去年(2010年)有10家外国药厂向22名因试药身亡的家属赔偿，但每名死者平均仅获得23.8万卢布(约合4 700美元)的赔偿。退休医生钱德拉慨叹印度人惨成“小白鼠”，沦为药厂赚大钱的工具，因为他们根本买不起如此昂贵的药物。

于惊涛，肖贵蓉编著,商业伦理：理论与案例=Business Ethics,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1,第140页

因此，在今天很大一部分西方人士眼中，本国研发疫苗的制药公司是靠不住的，这些私人资本一心向利，并不关心民众的健康需求。甚至，在一些受过问题疫苗伤害的人心里，这些疫苗公司如同刽子手，就中国人对当年日本的731部队的印象差不多。如果要是对这些西方人宣称他们国家的疫苗质量有多么过硬，开发疫苗的制药公司和相关的慈善基金多么多么好，大概率是会被骂的体无完肤的。

不过，在如前所述的疫苗乱象之前，西方人虽然对本国的疫苗不信任，但是他们却曾经对一些疫苗十分信任甚至求之不得。比如说，古巴的疫苗就在美国受到了广泛的青睐。因为古巴的药厂是公有制的，美国人了解到古巴的疫苗是国家级重点扶持的项目，目的是为了减少长期的公费医药支出，所以古巴疫苗质量优效果好，不像西方制药公司那样盲目追求利润而不惜损害人们的健康。于是即使是美国制裁古巴最严酷的时期，也一样大量从古巴进口疫苗：

美国深知古巴在制药业方面的成就，远在敌视对峙的禁运时代，美国就“偷食禁果”，使用过古巴研发的特殊“好药”。那时，美国对古巴实行严酷制裁，不仅禁止美国公司和古巴做生意，甚至规定任何在古巴停靠过的船只，其后6个月内不能在美国的港口停泊，使得对古巴本无敌意的船只也不敢去古巴运货。但是，美国却特别批准了几种古巴的“好药”进入美国，例如古巴研发的脑膜炎疫苗和刺激免疫系统抗肺癌细胞疫苗。

古巴的药厂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而是公有制计划经济中的组成部分。在公有计划的体系中，选择重点发展药物的一大考虑是：如何使人少生病，以便减少长期的公费医药支出。疫苗就是可以使人少生病的药物，因此成为了古巴制药业重点发展的项目。经过多年的研发，古巴不仅研发出很多预防性的疫苗，还发展出了治疗性的疫苗。

《让美国惊异的古巴好药》，2017年1月19日《南方周末》

由此观之，疫苗的质量问题是医药行业私有化与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不治之症。只有建立起制药行业公有制基础上的公益医疗制度，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疫苗质量问题。某些公知鼓吹的通过从西方进口疫苗来解决疫苗质量问题是根本不可行的。不然发达的美国人为何自己都不信任本国的疫苗，而宁愿从“落后的”古巴进口疫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