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的最大失误是对新自由主义危害估计不足

——论对胡鞍钢的严肃学术批评是否可能？

吴文新

最近，因为今年年初提出的“中国全面超越美国”的论断，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成为舆论争议的热点。在批评声中，号称是胡教授所就职的清华大学上千名校友的联名信，要求清华大学解聘胡鞍钢，尤其引人注目。仅因为他没达到那些“清华校友”们所认为的“清华大学所特有的”学术水平（有的甚至认为他连小学水平都不如！），就要求开除他的清华教职，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本人把我朋友圈里的对话留言加以整理，并做适当扩展，围绕对胡教授“全面超越论”观点的学术批评是否可能的问题展开，供同仁们参考。

一、胡鞍钢的学术研究是否科学、可靠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本人认为，胡鞍钢的结论建立在严格的科学计算基础上，如果说他的结论有误，原因只可能是这两种情况：要么数据错误或数据来源有误，要么计算方法或模型不科学或者错误。因此，相应的学术争鸣也应建立在严格事实、精准和权威数据、科学方法和严谨逻辑基础上。尽管具体的科学研究本身并不需要预设立场、价值观等，但如果是参与学术批评的争鸣者立场错位、动机失当、价值观倒置，那就失去了学术争鸣的共同的前提，也不可能达成任何学术共识。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的确是这样的：数理分析建立在真实的数据基础上，如果统计数据有问题，数理分析有何意义？各种指标的选择、权重的赋值都带走一定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如果克服不了，结果的客观性就得打折扣。但另有朋友告诉我：研究都是在盲人摸象，有时也看运气，看能否摸到合适的地方；结论都有相对性，都需要进一步讨论；结论也只是辅助决策，代替不了决策——言外之意，胡教授只是得出结论，他本人并没有做出任何决策，至于决策者们认同不认同他的结论，那只有决策者们自己知道了。我认为，科学研究及其结论的科学性，首先来源于数据、事实及各种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准确性、权威性等，其次特别是方法的科学性、逻辑性等；科学研究中的主观性来源于研究者的研究动机、政治立场和价值观等——而作为具有丰富社会关系和情感态度的人，这些主观性是难以避免的。但只要他的研究在科学方法论上符合刚才提到的两个条件，那么就可以认为他的结论是可靠的。对于可靠的科学结论，决策者们是完全可以放心参考的；但如果决策者们鉴于各种利益及其博弈的考量而置科学结论于高阁之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朋友担心，怕的就是先有立场再组织数据，而且觉得胡教授就是先有结论再有论证，是典型的结论先行；对中国国情啥样他心里实际上是有数的，只是为了某种政治动机、为了某种个人目的（所谓“投机”等）而制造出能让顶头上司高兴满意的结论。首先我不怀疑现在的学者里面确实存在这样的人，投领导之所好而置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学者的人格独立性于不顾。但在我看来，胡鞍钢教授并非这样的御用文人，尽管他的许多结论与中央的基本精神高度契合，但他带领他的团队依靠权威数据持之以恒地进行了长期连续的艰辛的独立研究，这一点谁也不该否认；你不能因为他的结论跟中央精神一致就质疑他的研究动机甚至道德败坏、学术造假等，这个逻辑不成立。你要想推翻他的结论，至少也要下点研究的功夫再来说话，而不能感情用事、以一己之感性体验和经验主义方法来推翻人家辛苦研究的科学结论。因此，在我看来，不管他是不是结论先行，要想推翻他的结论，最科学的方法依然是推翻他的论证（及其各种逻辑要素），这样，可以揭露他确实是结论先行，故意制造数据服务其结论，或者也可以揭露他论证中的逻辑矛盾，从而根本上推翻他的结论。他的系列国情报告，那么多数据图表模型，可不是光凭感觉就能推翻的。经验主义从来不是可靠的科学方法啊！

有朋友质疑胡教授所用数据的客观性，这是有道理的。一般认为，只要不是因立场去刻意隐瞒或制造数据，那就应该认为他的数据是可靠的。比如他引用的数据中包括专利数据，而这个数据在我国能代表多少的创新性有待商榷。我认为，专利数据能代表多少创新性，那是由科技工作者的业务素质所决定的，是专利发明者的责任，发明者要对自己的发明的创新性程度负责，而不由利用这些专利数据的人来负责。你不能让一个搞社会学经济学的人去判断一项科技发明的原创性或科学发现的优先性、甚至判断来自权威机构的专利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这个应该由统计机构来负责。其实，一切科学研究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就是：假设用于研究的数据、事实等证据是客观的、真实的、权威的，否则辛苦半天有什么意义呢？在这方面，我发现，胡教授的研究报告里数据大部分是有据可查的，比如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库、世界电信组织数据库、中国国家统计局及其他权威统计或调查机构，少部分涉及未来预测的数据是来自他及其团队按照一定计算公式或模型测算出来的，所以，他的数据既有扎实的实证基础，也有对未来的预测性数据。他的结论就是基于实证数据和模型计算得出来的。

有朋友问，你如果能判定胡的“数据错误或数据来源有误，计算方法不科学或者错误”的话，那么胡的大厦就已经连根拔起了。确实是这样的，但作为一个数学统计和计量学的门外汉，我无法证明这两点，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希望有专业科学素养的人来做这件事，哪怕结果只是证伪了胡教授的方法和结论，那真是对科学的贡献呢！但从他的研究报告中，我只知道他的数据来源是可靠的、权威的，而对他的数理模型方法我却不能随意做出判断或直接由于不符合自己的经验就随意否定。

综上所述，研究及其结论可靠与否，与研究者的动机、立场、价值观没有实质性联系，也跟这些结论是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觉没有实质性联系，而与仅仅他的数据真实性、方法科学性有本质关系！

二、胡鞍钢的研究是否可能真的存在错误？

但是，上述说法也蕴含着胡教授的研究确实可能存在数据真实性和方法科学性的问题，因此，对胡教授的研究进行再研究应该也是很有必要的！本人在对胡鞍钢的阅读中，一直感觉胡教授的方法中缺少复杂性系统思维，对历史的辩证性、曲折性、复杂性缺乏深刻体认；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上，他对新自由主义、新买办、官商腐败及内外资本垄断集团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恶意操控，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复杂关系对国内政策和改革实践的负面影响缺乏敏感性和警惕性（而这种负面影响在我看来其实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系列国情研究报告中也缺乏适当预警。我认为这是他的研究中唯一或者最大的失误或不足。

科学研究当然不能预设立场和结论，但是社会科学研究没有立场和价值取向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历史事实本身不同于自然事实之处，正在于它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有立场有价值取向的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事实本质上都是价值事实，而不是单纯自然事实。问题只在于研究者站在何种立场上、出于何种动机而从事研究的，如上所述这个与结论没有直接关系，研究结论仅跟数据、事实的客观性、准确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有关。

我们知道，数据模型只能处理量化的东西，但竞争力等是个质性的东西，他的失误除了以上说的那些以外，还有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是：他只有量化分析，而缺乏对事物质的更为充分深入的定性分析。实际上质的规定性才是最根本的！科技创新力、核心竞争力、综合国力等其实都不是单纯量的东西。DGP只有能转化为科技力和国防力，才是真正的硬实力！从1840年到1895年，即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中国的GDP都占世界1/3-1/4，但照样被人欺凌，国家照样混乱，社会一步步陷入灾难。可见单纯数量上的GDP并不能真实表达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真正的实力恐怕还是科技原创的数量——科技原创力、人力资源的文明素质和教育水平、国防力以及切实的物质生产力、人民的整体生活质量和水平等。要从质量、品质上证明中国已经全面超越了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这才是可以的。

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方法是多元的、可选择的，而选择何种方法或模型，这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本性。正因为方法和模型都是多元的，同一数据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胡教授的模型和方法等可能确实存在问题，所以才应该支持他成一家之言嘛！完美的学术不叫学术，那是神话或宗教教义！现有一家之言，才有百家争鸣，有了百家争鸣，真理才愈益澄明。

三、对胡鞍钢的研究进行真正的学术批评、学术争鸣是可能的吗？

科学精神要求我们：如果不同意他的研究和结论，就应该拿出跟他不同的有说服力的新方法新模型，从而科学地得出新结论，而不是现在这样签名上书压死了之！这不是科学态度、学术争鸣，显然是政治和暴力啊，哪有呼吁压死胡者一贯所宣扬的什么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之温文尔雅、雍容大度啊！

本人以为，胡鞍钢为代表的一批“中国自信派”学者对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有着独到深刻的理解，他们的大部分论著令人深为感佩！就我本人而言，对胡鞍钢教授的系列国情研究报告也大部分认同，他的方法比较独特，因而结论也很独特。但是他的学术研究是不是就完美无缺呢？我觉得有的朋友说得很对：无论其结论是否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不谋而合，其研究报告的逻辑过程和结论都应该经得起科学检验，要从学术上真正挺立起来，让那些“极端不自信派”人士们无懈可击。教授学者嘛，观点可以讨论；他不是政府，不出台政策，只是提供参考意见而已，不允许人家研究和发言，这是典型的学术专制、霸道做派。一个学者提出一种观点，错了完全可能（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都正确），甚至可以说很正常。既不是出台国家政策，更不是汉奸卖国贼签了不平等条约，有意见可讨论，也可批评，成群结队喊打喊杀的，非要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就没有必要了。——是的！那么，胡教授的学术研究是否可以进行学术批评呢？我觉得完全可以！如上所述，你可以验证他的数据及其来源的可靠性、真实性、权威性，可以批评、否定、发展和完善他所使用的科学方法、计算模型，甚至创新模型、创新方法，完全拿出自己的一套更为完美更为圆满的科学方法来。正如复旦大学陈平教授所说：模型是竞争的，你可以拿出自己的模型和结论，何必对胡教授的结论恐惧到这般地步？！

四、对科学研究哄堂大笑、独断否定、联名上书、开除教职、甚至“弄死他”等都不是科学态度！

有朋友讲，他清楚记得2014年参加一次学习，胡台上讲，下面学员起哄的场面。由此我想到的是，哄堂大笑的学员们要么根本没听懂胡教授讲了些什么，不懂得他的方法和逻辑过程，要么懵懵懂懂地觉得胡教授的演讲及其结论那么幼稚可笑——这怎么可能呢？中国全面超越美国？中国已经或即将全面超越美国？真是国际玩笑啊！这透露出来的除了民族和文化、制度、道路的不自信外，还有深刻在骨子里头的殖民媚洋（美）情结！光明日报曾评价胡教授，无论问他什么，“作答的胡鞍钢总是成竹在胸”。我觉得当然是的，学问做到一定程度，一切都在脑子里，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就是，这不仅是学者自己学问的自信，更是对党和国家的自信、对中华民族和人民的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自信！一个中国学者没有这种自信，何以作出原创性的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学问来？！

故，那种通过千人联名请愿、扣帽子、打棍子，然后踏上一万只脚，使之永世不得翻身的做法，怎么跟这些联名者所以想深恶痛绝的“极左”做派那么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呢？你有你的道理，何不拿出你的道理来呢？你说他没达到“清华水准”，那么“清华水准”是什么样子的？其学术典范是什么？“清华校友们”中有没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你说他连小学生水平都没达到？你可以举出例子来哪个国家的哪个学校的哪个小学生对中国国情的研究达到了“清华水准”，或者代表了清华大学的最高学术水平？你说他政治投机，你可以拿出事实来，说明他投了什么机？由于他的研究，他政治上获得了他刻意追求、日夜梦想的权势地位？你说他的研究误国害民，你可以拿出事实来，证明他的哪些结论如何害了人，害了哪些人？如果触犯法律，刻意诉诸法律手段，使之伏法啊！你说他的研究结论让美国制裁了中兴、对中国掀起了贸易战，那你拿出事实来，证明美国总统确实是因为看了胡教授的研究报告而对中国产生恐惧或敌意，因而掀起贸易战！你说他的研究误导了中央决策，导致了决策失误，造成了国家发展的危机或挫折，那你也需要拿出事实来证明胡教授的研究被中央决策部门、核心人物毫无保留地采纳并不折不扣地实施，从而造成了祸国殃民的浩劫或灾难……

如此等等，需要摆事实、讲道理，拿数据、建模型，据逻辑、严推理，而不是恐吓和嘲讽、打压和消灭。后者是无能之辈、无理之士、缺德之流的愚蠢做法，严肃学者们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