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崔之元

贸易战的影响不能仅看当期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意大利接受采访时说，根据他的研究团队的计算，贸易战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小于0.5%。

我觉得这个判断有局限性。如果仅仅从对贸易、对GDP增长的影响来说，从当期来看是成立的。但这个计算可能忽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投资的不确定性，贸易战对未来的影响将会涉及到多个方面。中美贸易总共有5000多亿美元，特朗普说要把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全部数额都增加关税。这可能只是一个威胁，因为在他国内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但是不管怎么发展，在考虑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时，不仅要看它对当期贸易额和对GDP增长的影响，而且要看由于它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将对很多方面的投资产生影响。最近有一个报告，提到日资企业已经不再进行新的投资。所以从发展趋势看，“小于0.5%”这个判断恐怕是很不全面的。中美关系已经不能再用以前的判断“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而是正在面临一种质的变化。事情已经在发生，不能只是看当期。

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贸易战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全球供应链。1990年以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全球生产方式有一个大的变化。以前在讨论国际分工的时候，包括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它都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国际分工基本上是多种产品在国家之间的分工。1990年以后，国际分工的格局产生了明显的变化，成为产品内不同加工环节之间的分工，而不仅是产品在国家之间的分工。比如苹果手机的制造，必须进行内部不同元件的分工，不同元器件在不同的国家生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成立。再比如半导体，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元件大量增加关税，其实等于美国对自己的企业增加关税，因为大量的半导体元件是在中国的中美合资企业生产的。美国的汽车零部件进口大部分来自墨西哥。

根据这种全球价值链的观点，一些人就认为贸易战并不可怕。他们认为美国不可能向自己的企业征税。确实美国很多跨国公司坚决反对对中国征税，这次美国政府征求意见时反对意见也很多。

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带来的影响

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曾经对苹果总裁蒂姆·库克说，你为什么不把中国苏州的苹果制造厂搬回美国?苹果最大的生产基地在苏州。奥巴马说，希望你能把它带回加利福尼亚。库克说我不是不想搬回美国，但是如果美国能够有8万名现场工程师，我就搬回来。根据蒂姆·库克的说法，这个现场工程师不是说一定要有博士学位那么高深的理论知识，他是有技术操作经验和现场管理经验的工程师。这8万名工程师在苏州有，而在加利福尼亚就没有。这个产业链所需要的这么多种专业的技术人才，美国本土绝对不可能提供。20世纪90年代时，比较极端的崇尚全球化的人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就是全球的设计商，就是搞高科技设计，制造业生产全都移到世界其他国家，那么转移到中国当然是首当其冲。实际上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从原来的所谓福特主义转变到后福特主义。德国说的工业4.0也是一种后福特主义。其核心就是表明，复杂产品的设计、制造，包括销售等环节是有内在联系的，不能够完全分开。

比如说，如果美国只是一个设计中心，新的生产方式就要求设计和制造现场要经常互动，根据用户反映和制造中发生的问题，迅速地反馈到设计。当然即使在有关各方的距离很远的情况下，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做到。实际上这种生产企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企业，所谓的科斯定理要把企业和企业的边界搞得很清楚，现在这种界限也不那么清楚了。现在后福特主义认为，实际上企业和周围大量的供应商、制造、设计等环节有紧密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想把产业链转回去的努力，我认为不能够低估。这个产业链是否长期依赖中国?我们要充分注意到可能的变化。

全球供应链的转移还是中期的因素，比较短期的因素就是中期选举。特朗普一定要争取共和党的胜利，所以他要更进一步地威胁向中国全面征收关税。

在美国选举中比较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这个词已经不那么忌讳了。桑德斯2016年在竞选演讲中公开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现在这已经公开地作为选举演说词。比如几个月前，纽约有一个资深的民主党众议员，在民主党内准备作为替代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人选，结果在纽约州竞选时，被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给选败了。而且这个20多岁的女孩明确说，她就是社会主义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确定性。

在“斗而不破” 中做全面准备

我认为中美关系正在发生质变，不是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但这个质变的性质，我认为它还是“斗而不破”。在这一局面下，我们要做多方面的准备。一个很重要的消息是，近日中国商务部正式批准埃塞俄比亚大豆通过了所有的进口检验，埃塞俄比亚大豆的质量问题值得一提，因为它原来主要是喂牲畜，就是作为饲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做好全面的准备，保持“斗而不破”，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