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线：统一财经平抑物价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卫 中
①许多上海市民将多年积蓄的黄金白银兑换成人民币，支援国家建设。②采购物资的解放军指战员。③各地煤炭运抵上海。④棉纺厂女工清点库存产品。⑤东北大米在火车站装卸，准备运入市区。（上海市档案馆供图）
1949年5月27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上海胜利解放，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中。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仍然面临着一个重大考验：能否尽快稳定上海的经济局势、保障上海人民的民生需求。这不仅是惨遭国民党蹂躏多年的上海人民的迫切渴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交出的一份答卷：中国共产党不仅能打天下，也能够治天下。如果说军事上淮海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国民党政权不可挽回的失败，那么解放后上海经济恢复平稳正常的胜利则标志着新生的共和国站稳了脚跟，并从此走向“天下大定”。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在评价上海统一财经、平抑物价工作上的胜利时指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陈云：物价稳不稳，饿不饿死人，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方式尽了一切努力减少战争对上海城市的伤害，同时在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的努力下，团结发动上海各界市民在各自的行业和岗位上保护上海免遭敌特破坏，但由于国民党经济上早已破产，上海这座昔日繁华的大都市在解放前物价飞涨、生产停滞、工人失业、投机肆虐、物资短缺。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是最突出的问题。通胀的祸根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埋下，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法币”发行量为5000亿元，但到1948年时竟然高达660万亿元！为了平抑物价，国民党当局曾于1948年8月19日宣布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并派蒋经国为“督导专员”，率领所谓“戡乱建国总队”的第六大队到上海强行限价。然而仅两个月，限价政策即告破产。上海米、肉、面粉等物价又如决堤洪水，迅猛上涨。到1949年四五月，上海的物价不是按照天来计算，而是按照小时来计算，有时一天里竟会上涨二三倍直至四五倍。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加紧经济掠夺和搜刮，致使大批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威胁。据统计，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500万人口中，失业、无业人员高达42万之多。到1950年初，上海失业人口已经降到20多万，但仍然占到当时全国100万失业人口中的五分之一。在上海的失业工人中，有举债度日的，有捡菜皮糊口的，有变卖家具的，自杀、铤而走险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失业的压力还引起失业工人与资本家、失业人员与在业人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威胁社会安定的严重隐患。
1950年2月，陈云指出，老百姓是拥护我们的，但“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简而言之，稳定的市场物价，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解放后上海的经济状况既是当时中国整体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也反过来影响了全国的经济形势。
市民拍手称快：“大亨鼠坍台了！”“共产党到底厉害！”
国民党逃跑之前，从上海运走黄金277.5万两、外币1537.4万美元、银元1520万元。国民党印的金圆券形同废纸，也间接打击了上海市民对纸币的信心，许多人只相信银元或以物易物，而上海的某些商店甚至公开拒用人民币。在这种局面下，打响一场“银元之战”，消灭银元投机，建立老百姓对人民币的信心就成为解放后上海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迟浩田在《为了人民的上海——纪念上海解放48周年》一文中曾经详细记录过上海“银元之战”的经过。
1949年5月25日至6月9日，上海市投机商疯狂炒作银元，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天内上涨5倍多。为此，解放军华东军政委员会在6月颁布了《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和《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严格禁止一切外币在市场流通，明令禁止市场交易以金、银计价。但投机分子冥顽不化，黑市交易屡禁不止。
人民政府执政未满10天，一个严重危机——通货膨胀便步步逼近了。这原是国民党留下的祸害。1948年蒋经国坐镇上海，严令市民交兑金银外汇，连普通女工的银耳环也不能幸免，结果收走黄金100多万两、美钞3000万元、白银无数，而把一钱不值的巨额金圆券塞到市民手中，物价怎能不飞涨？人民政府为扭转这一局面，一入城便以10万元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收兑金圆券，市民纷纷争换人民币。但由于市民吃够了钞票贬值之苦，一拿到人民币又去调换银元、大米，银元贩子乘机兴风作浪哄抬价格，结果原本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一星期就涨到1400元。物价飞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便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通货膨胀。如此不消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赶出上海，共产党就会立不住脚。
陈毅深知局势的紧迫。上海物价一失控，天津、北平和江浙几省都受影响，每天有电报来告急催问。陈毅与华东局财委斟酌再三，决定还是“先礼后兵”。
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场抛出10万银元，以使价格回跌。同时，报刊、电台开展宣传，陈毅也严正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然而，投机者并不罢手，他们凭借资金雄厚，将10万银元一吸而空。6月7日，银元继续涨到1800元。陈毅决定采取最后解决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交易所。6月7日晚的中共华东局会议，邓小平主持，对行动方案作了最后研究，赞成陈毅的意见：干掉它！报告中央后，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
6月10日上午10时，两个营的部队和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分五路出动，突然包围了八层高的证券大楼，各组工作人员迅速进入各房间搜查。在“厚生证券号”经纪人的办公室里，仅操纵行情的电话就有25部，夹墙里还搜出几十块黄金。大楼里的清理盘查工作持续了两天一夜，许多正当商人经盘查被先后释放，最后只留下250名投机主犯扣押带走。这期间，大楼外观者如潮，市民莫不拍手称快曰：“大亨鼠坍台了！”“共产党到底厉害！”
这场干净漂亮的突击战，霎时传遍上海，震动全国。第二天，银元“袁头”从2000元猛泻到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银元之战”，成了人民政府与上海旧经济势力交锋中取胜的第一个回合。
“经济上的淮海战役”后，中国共产党人经济建设能力得到认可
“银元之战”后，上海市民虽然已经接受了人民币，但物资匮乏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物价上涨的基础仍然存在。上海刚解放时，人民政府接管的粮食只够全市半个月的消费，煤炭只够使用一个星期，私营棉纺厂的存棉只够维持约一个月的生产，其他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存底也很少。解放后，国民党多次派飞机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一些工厂、电厂受到破坏，工厂生产能力受到很大冲击。此外，国民党还武装封锁了上海的出海口，并不断派飞机轰炸和扫射长江航线，致使上海内外交通条件持续恶化，城乡内外的物资交流受阻停滞，极大地影响了工业原料和基本生活物资的及时调入，造成粮棉等主要生活物资极其匮乏和一些工厂开工不足甚至停工，这都严重危及上海日常生产、生活基本物资的供应。
同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长期弥漫着一种“工不如商，商不如投（机）”的习气。刚解放时，上海有二三十万人专门从事“踢皮球”“轮帽子”等商业投机活动；当时全市纱厂不过96家，而专门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纱号有360家、棉布号2371家，还有从事投机的糖行644家。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钱庄为投机分子提供资金支持。这些投机分子加深了上海人民的困难和痛苦。
面对严峻的经济困难，解放军指战员首先站了出来，开展整编节约运动，大力减少开支。陈毅在国民党特务伺机刺杀他的紧张情况下，将自己的警卫人员从16名减为6名。上海所有高级军政干部机关食堂改吃大灶，省下军粮用于支援反封锁斗争，让上海各界群众深受鼓舞。
光靠解放军官兵勒紧裤腰带可不行，还得彻底解决物资投机。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从华东、华北、东北及中原地区调运大宗物资，全力支援上海。上海市政府组织统一行动，集中抛售粮、棉、煤、盐等，同时抽银根、打击钱庄，切断投机分子的资金供应。投机分子眼看物价被打下来，又面临资金链断裂，只得加入抛售行列回笼资金，而这又进一步加剧物价回落。从1949年11月下旬，上海物价开始逐步回落，上海的投机势力再也无力操控市场。
解放初，上海物价波动的直接原因是物资匮乏、投机炒作，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也有当时分散经营的财政体制。1950年3月3日，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最主要的措施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重点在于统一财政收入，如公粮、税收及全部仓库物资，公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金的一部分，统归国库，以保证国家收入的统一使用。统一财经不仅是恢复国民经济，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有利于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以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统一财经后，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增加，支出却相对减少，而财政收支求得平衡后，物价波动中的金融因素就被消灭了，平稳物价就有了基础。自此，中国共产党人向国内外证明了自己的经济建设能力，毛泽东评价这是一场“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社会管理：重拳出击半年逮捕土匪特务1667人
上海市民给解放军戴上光荣花。人民解放军受到上海市民欢迎。◆搜捕潜伏特务过程中缴获的部分武器。（上海市档案馆供图）陈毅视察“二六”大轰炸现场。1950年4月23日，毛泽东致陈毅电。
■本报记者卫中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解放初期上海约有游民1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他们数量庞大，按其行为分类主要有：乞丐、窃贼、劫匪、拾荒者、贩毒人员、妓女、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等十余类。面对复杂的社会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展现出高超的智慧和勇气，区分不同人群，开展针对性的打击逮捕或改造工作，教会被改造者职业技能，安排他们工作，让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融入新社会，成为新中国建设者中的一员。
这其中，打击匪特的行动扭转了上海治安混乱的局面，稳定动荡的局势；改造失足女性则端正了社会风气，挽救了沉沦的灵魂；开展反霸运动肃清了破坏分子，消灭了各类帮派组织……许多举措甚至是创举，为上海恢复正常经济活动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保障。
用“赶鸭子下水”的方法围歼凶徒破获大案
——半年破获重大抢劫案665起，缴获枪支540余支
刚解放的上海，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势力，仍然盘踞在城市的角落。土匪、逃兵、地痞四处活动。国民党撤退时，又留下了大量的特务搞破坏。而接收过来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总局正在“拆屋重建”成上海市公安局，需要一定过渡时期。因此，保卫新政权、维护上海治安的责任，就落在了上海解放第二天就成立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身上。
当时上海最大的治安隐患是国民党败退后留下大股散兵游勇，他们四处劫掠，骚扰市民，还有不少人打着解放军名号，想混水摸鱼扰乱人心。比如有一股打着“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先遣队”旗号的匪特，竟然接收了两个警察分局，堂而皇之发号施令。被解放军发现打跑之后，这伙人又冒充解放军前去接收愚园路原中央银行金库。经过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察，原来他们是毛人凤委任留下来搞破坏的，人数有百余人。他们打算抢劫金库给自己捞钱，然后流窜到沪浙皖交界的山区。1949年6月7日，上海军警联合出动，一夜间将百余名匪特一举抓获，清除了这一隐患。
上海解放初期性质最为恶劣的大案之一，当属“鸿生轮”案了。1949年9月22日，满载着200多名乘客的“鸿生轮”正由上海外滩开往崇明，这些乘客中有七名去崇明岛执行公务的解放军战士。谁也没想到，船上还有20名武装匪徒，他们伪装成商贩上船，摸清了解放军的位置后埋伏在附近。深夜2点，这伙人突然向解放军射击，并利用乘客作为人质向解放军步步逼近。为了避免误伤百姓，解放军只能徒手和匪徒搏斗，结果四人当场牺牲，三名战士被劫持。这伙人控制“鸿生轮”后，从乘客身上劫走人民币500余万元，还劫走了手表、金戒指，以及米面、棉布等物品。随后，他们将船驶向苏北川港地区上岸，天亮后，他们将三名战士勒死。9月25日，这伙犯下暴行的匪特和苏北当地潜伏特务取得了联系，随即公然散发反动传单，鼓动反革命暴乱。
上海市军管会主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下令淞沪警备司令部限期两个月内破案，严惩这伙匪特。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认为，匪徒虽然逃至南通，但在上海一定有落脚点，与其派人到人地生疏的苏北办案，不如让南通、崇明驻军在当地大张旗鼓搞一次剿匪行动，造成草木皆兵的局面。匪徒感到威胁，觉得上海人口稠密，安全性大，就可能逃回上海躲藏。这样在上海守株待兔，正好可以让他们自投罗网。陈毅一听，当即表示：“这个‘赶鸭子下水’的方法很好，就这么办！”
果然不出所料，苏北开展大规模剿匪行动后，这伙匪特感觉立不住脚，又逃回上海。他们的行踪立即落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察员的视线。为了将这伙人一网打尽，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到10月底，侦察员获悉这伙人中有七人将在曹家渡“状元楼酒家”聚集，于是制定了相应的抓捕计划。到了行动那天，这几个人一出现，20多名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侦察员和战士冲进酒楼，当场将他们捕获。随后又顺藤摸瓜，将剩下的十余名匪特也全部抓捕归案。经过审讯，侦察员在苏北找回了被杀害的三名解放军战士遗体，将他们重新安葬。
在上海淞沪警备区和公安机关的打击下，大部分匪特感到市区风声紧后，流窜到郊县活动，白天匿藏市郊，夜晚潜入市区作案。为适应敌情变化，公安刑警部门重新调整队伍，配备长短枪，市区用手枪，郊区用盒子枪、卡宾枪。并针对匪特匿居于独立的农屋或古庙等特点，组织突击搜查，使匪特无藏身之地。于是匪特纷纷转移外地，仍以上海为目标，白天抢劫，当夜乘火车返回，给上海的追捕造成困难。上海军管会和公安局与南京、杭州等相邻城市进行合作，互通情报，协调行动，把网张得更大，使匪特无路可逃。经过一个阶段的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49年6月至年底，全市共破获重大抢劫案665起，捕获土匪特务1667人，缴获轻机枪、冲锋枪、步枪42支（挺）、手枪501支、手榴弹20枚、子弹6350发。上海的治安局面大为好转。
“我这样的人改造了能有什么用？”
——重塑灵魂，让舞女妓女成为劳动者
旧上海，舞女是在营业性舞厅专门从事陪舞的女性，数量最多时有近3000人。其中还有不少是女学生。解放前上海的报纸上，充斥着大量与舞女相关的盗窃、欺诈、轻生、情杀、凶杀等案件，舞女被骗财骗色、最终染上毒瘾流落街头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上海解放后，对舞厅业采取了限制经营、逐步收缩的方式，让其逐步消亡；而对舞女则进行培训改造，使其重新成为劳动者。比如百乐门的舞女加入了上海妇联，成立了舞女联谊会，妇联每天派两位同志来帮助指导她们学习，包括教导识字和缝纫技术。百乐门舞厅还专门腾出一间房，安放了五部缝纫机，作为“百乐门内衣厂”的厂址。大东舞厅有将近100名舞女，她们主动到上海妇联请求辅助开办识字班，并且和百乐门内衣厂开展合作，由大东舞女开纱厂，织出来布匹供给百乐门内衣厂去做内衣。还有些舞女改行当护士、托儿所阿姨的工作。总体来说，虽然舞女们习惯了旧社会的生活，但大部分的舞女经过教育培训后，成为新中国的劳动者，开始了新的生活。
妓女的情况更为复杂，各方面估计的人数总量相差较大，在3万到10万之间。数量如此庞大的群体，显然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取缔，需要采取渐进的解决办法。一方面采取限制妓院营业的措施，社会各界大力宣传，比如拍摄了揭露妓院罪恶的《姐姐妹妹站起来》等电影，扭转旧上海的不良社会风气。
同时通过收容管理教育，从多到少、从少到无，达到逐步消灭。1949年6月初，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民政接收处接管解放前留下的上海市救济院妇女教养所，重新命名为上海市妇女生产教养所，之后，分期分批收容改造妓女，为她们送衣、铺床，帮助他们戒除吸毒恶习，并且派医生为她们医治性病。与治疗身体上的疾病相比，改造妓女最大的困难在于重塑她们的灵魂。
对于收容改造，一些妓女也不配合，她们听信了“把妓女剃光头送去劳教”的谣言，对党的政策有误解；当医生来给她们抽血做检查时，有些妓女大哭了起来。比破除谣言更大的困难是，许多习惯了旧社会的妓女早已经有了自暴自弃的想法，认为“我这样的人改造了能有什么用？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妇女生产教养所的管教干部们采取最大的耐心和热心，通过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改造，使她们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
为了让妓女彻底摆脱过去的生活，还让她们学习生产技能，安置她们就业。《婚姻法》颁布后，上海妇联以及妇女生产教养所还支持帮助她们找对象，让她们结婚成家。据统计，1951年至1957年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先后共收容7500多名妓女和各种变相卖淫者，根据改造一批、安置一批的政策，她们都被妥善安排。
经过两年半的积极准备，上海的妓院和妓女数量大为减少，宣布禁娼的时机已经成熟。1951年11月，上海市公安局遵照市委《关于本市处置娼妓的计划》停止妓院的营业。而对妓女改造的工作则持续到了1958年，这些重获新生的女性全部落实了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
上海解放初期消灭娼妓的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当时媒体报道，一位海外学者说：“像上海这样解决娼妓问题，全世界并无先例。”
收集证据揭发罪行严惩罪大恶极的“包工头”
——翻身扬眉吐气的工人捐出工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上海解放后，一些活跃在街道里弄的恶霸表现依旧极为恶劣。他们大多是流氓恶棍出身，依靠帮会势力或自结帮会，在地方上称王称霸。解放后，也依然不思悔改，照样发“秋风帖子”，收“保护费”，殴打谩骂平民。此外，还有人欺诈工友，勒索钱财，包揽生意，侮辱妇女。上海市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反霸运动，肃清各种帮派组织以及散布在街道里弄中的地痞流氓，消除了影响上海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因素，市民、工人的工作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在各类反霸行动中，消灭码头恶霸的成效影响较大，较有代表性。
解放前上海的码头被洋商、码头老板操纵，他们通过买办实行对码头的管理，买办又与包工头勾结，共同盘剥码头工人。这些包工头组织各种流氓帮会团体，有的还充当国民党特务，有的勾结反动军警。各种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盘根错节，对码头实行血腥统治。包工头监视码头工人劳作，动辄打骂工人、克扣工人薪水。码头工人劳动强度大、作业条件差，得到的工钱却被包工头们抽成盘剥，到手后最多只有两三成，有的甚至拿不到一成。解放前夕，上海港码头工人约有两万人，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外滩每夜都挤满了露宿街头的码头工人。
1950年10月正式成立搬运工会和中共搬运党组，并设立了反霸材料组，建立肃反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反霸行动开始后，搬运工会组织骨干力量到基层，启发教育广大码头工人，发动码头工人与霸头、特务作斗争，揭发罪行，收集证据。收到的检举材料经过分析、整理、核实后，较全面地摸清和掌握了包工头、特务的具体罪行。对那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包工头，召开公审大会，当场予以逮捕。据1951年6月底的统计，通过镇反和反霸斗争，逮捕了码头上的包工头和反革命分子486人，处决36人，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劳动的有614人。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翻身扬眉吐气的码头工人们表现出无比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他们纷纷签订爱国公约，每人每月捐献一至两天的工资，全体码头工人的捐献金额达30亿元。搬运工人积极报名参加支前的有65人，报名参加人民警察的有1923人，参加公安部队的有203人。
“二六”大轰炸后，42小时恢复发电
从1949年10月起，随着一批批工厂复工生产，国民党加紧了对上海的空袭和轰炸。尤其是对电力、造船等重要工厂，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狂轰滥炸，妄图破坏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50年1月25日中午，国民党出动各型飞机十余架，入侵上海市区上空，轰炸上海的码头、电厂、造船厂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几天后的2月6日中午，国民党反动派共出动各型战机17架，对杨树浦电厂及其他重要设施轮番轰炸，上海全市80%电力被破坏，自来水厂设施也遭严重破坏，1400多市民、工人和战士死伤，造成上海全市性停电。
轰炸后，市长办公室发出指令：限三小时内将一切照明和发电设备都动员出来使用；组织全市驻军和警察，今晚轮流上街严密警戒；立即把现有高射火力调到法商电力公司去作重点保护……天亮后，一夜没睡的陈毅赶往杨树浦电厂。他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查看破坏程度，空袭警报响了，他和大家一起蹲在防空壕里计算恢复生产需要的时间。
“争取48小时恢复部分发电，行不行？”陈毅问。
“行！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工人说。
电厂工人抢修忙，赶来的市民则清理废墟，缝补防空沙袋。就这样，到了2月8日上午，只用了42小时，电厂恢复发电，比预定时间提前了6小时。
密报上海重要目标的潜伏特务其实在此之前已被抓获，轰炸发生在审讯期间。为了打击敌特的嚣张气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主犯死刑。
7785个名字，上海永志不忘
“愿做胜利前的最后一批牺牲者！”
70年前，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7785名烈士挥洒鲜血，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座城市的土地上，换来了上海的新生和一场在世界军事史上堪称奇迹的城市攻坚战。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仅16岁。他们之中，有英勇的解放军指战员，也有舍身成仁的地方志士，还有随军支前干部和群众。
7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座城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正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奋斗着的人们，幸福着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7785名英烈，也永远不会忘记先烈们的初心。
今天，在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的日子里，本报记者找到了上海战役的部分亲历者和烈士遗孤。通过他们的口述实录，我们再次回忆当年的故事，在热血中铭记历史、坚定信念，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解放、民族复兴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编者
地下党陈尔晋烈士：为免伤及无辜，“神枪手”弃枪走向敌人……
■口述人：烈士之子陈冠宁
从我牙牙学语开始，就没叫过“爸爸妈妈”——父母牺牲时，我尚在襁褓之中。我父亲陈尔晋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第四兵团中将副司令兼参谋长，曾任蒋介石侍从和蒋纬国老师。父母的战友和我的奶妈经常为我讲述他们的故事——在我的心中，他们从未离我而去。
为和平解放上海，我父亲接受党的指示，策反国民党上海驻军起义。在地下党及多方努力配合下，一整套策反方案形成了。但就在一切顺利进行的时候，风云突变，意外发生了。
1949年5月初，中共地下党出现了叛徒，将我父亲的策反计划全部出卖给了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接下来就是5月9日的疯狂大逮捕——先是在牯岭路52号逮捕了我母亲王曼霞以及才11个月的我和奶妈；随后，中共地下党联络员莫香传又在马路上被捕；短短几天，被捕者多达40余人。
我父亲被转移到工人住宅区，敌人闻讯前往包围，乱喊乱叫，要他出来但不敢接近——他们都知道我父亲是“神枪手”。但是，我父亲认为，双方发生枪战必会殃及无辜；他沉思后，把手一扬，将双枪丢了出去。随后，他站起来，整理好戎装，昂头挺胸走向敌人……
负责审讯我父母的正是毛森。他对我父母施以毒刑，用尽各种刑具，想让他们屈服招供。但我父母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坚决不回答任何问题。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越来越近，毛森在审讯未果后下令将我父母杀害。
1949年5月19日，天色阴沉，风声瑟瑟，被押到宋公园的战士们，有的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移动着双脚，有的昂首挺胸、从容不迫。在我听到的故事中，父亲依旧是那身戎装，气宇轩昂、无所畏惧。他搀扶着怀有身孕的妻子缓缓走向前。我母亲身着干净、合体的旗袍，头发梳妆后显得十分精神。她紧紧地依在我父亲身边，二人同步迈上前去。“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响亮的口号声久久回荡，在一阵阵乱枪声中，他们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从血泊中爬起。最终，身中数枪的他们壮烈地倒在血泊之中。闸北宋公园的土地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
胡文杰团长：身中七块弹片，是牺牲在上海战场上级别最高的指挥员
■口述人：上海战役主力87师师长张强生将军之子张晓宇
我没见过胡文杰叔叔，只在上海解放纪念馆墙上挂的照片中见过胡叔叔那俊秀潇洒的脸庞。但我对胡叔叔并不陌生——我的父亲张强生，作为87师的师长，是胡叔叔的老战友，给我讲过很多很多胡叔叔的故事。
在上海解放战役中，胡文杰叔叔所在的87师，担任了从西线主攻月浦镇的作战任务。
月浦战斗5月13日凌晨正式打响，胡叔叔命令三营作为主攻部队快速攻占叶大村。谁知，叶大村也与月浦镇一样，布满了敌人的暗堡和坚固的防守阵地。经过激战，胡叔叔的部队拔除了一些敌堡，但面对坚固的集团群堡仍久攻不下。
拂晓后，敌人又以军舰和地面猛烈炮火覆盖我月浦前沿阵地和纵深部队。敌飞机也分批轮番轰炸、扫射。随后，胡叔叔带领一队人到前沿详察地形和敌情，决定以二营为主发动第二次攻击。经反复拼杀，259团率先攻占了叶大村，全歼守敌200余人，俘敌60多人。
但87师进攻月浦镇的其他三个团全都受挫。我父亲与副师长林乃清、参谋长叶克守商量，决定调259团前来支援260团。接到命令后，胡叔叔立即命令一营和军直侦察营配合固守叶大村，并伺机夺取狮子林炮台，而自己与副团长李超亲自带领第二、第三营投入月浦攻坚战。
14日18时，第260、第261和第253团在火炮掩护下，从正北、东北、正西三个方向往月浦镇奋力猛攻。第259团二营率先攻克月浦镇西北外侧的两座碉堡和右后侧的子母堡群。午夜时分，259团第二、第三营先后冲进月浦镇西街头，夺取西街头碉堡后与敌军展开巷战、逐屋拼杀。至15日拂晓前，我军占领了月浦全镇。
87师攻占月浦镇后，打开了通向吴淞口出海通道的大门，严重威胁了汤恩伯部队的存亡。汤恩伯急调防守市区的第21军第146师加强月浦地区防守，并不断组织反击。一场恶战很快就开始了。15日黎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敌方数十艘军舰及其地面、要塞的炮火向月浦镇狂轰滥炸，炮弹像暴雨般倾泻而下。胡文杰叔叔一早刚到前沿阵地视察情况回到团指挥所，从江面敌舰打来的炮弹就击中了259团指挥所。胡文杰叔叔身中七块弹片光荣牺牲，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30军89师：风雨中，一天疾行150里，成了“天降奇兵”
■口述人：上海战役主力89师师长余光茂将军之子余江如
30军在解放上海战役中承担了占领川沙、高桥，切断吴淞口水路，阻断敌军撤逃的东线任务。我父亲余光茂当时是30军89师师长。5月13日16时，部队从平湖出发，兵分两路，分别沿海堤和公路向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白龙港方向疾进。
当时正处江南梅雨季节，气候变化大，风雨时缓时急，道路泥泞。川沙是水网地区，三里一河、五里一湾。此时，桥和船已被敌人拆毁和烧掉。连日阴雨之后，河湾都已涨水，小河沟尚可涉水而过，河面宽且深，部队只好停下寻找渡河办法，如搭临时便桥等。
为督促部队克服困难全速前进，谢振华军长弃马与我父亲一起在风雨中徒步行军。89师一天走完了150里路程，整整提前一天到达了川沙以南的江家路镇。敌51军此时刚进驻川沙、白龙港地区，正忙于部署准备顽抗，而城里只驻了少数敌军和地方土顽，不足一千人；谢军长当即命令我父亲派出先头部队由南汇直扑川沙，给敌人来个“攻其不备”。敌人被提前来到的89师彻底打乱了阵脚——仅用了两个多小时，89师就攻占了川沙县城，歼敌700余人。
在我父亲余光茂的指挥下，267团也于5月15日晚连续拿下清墩镇、林家码头，将白龙港51军军部所在地紧紧包围起来。当时已近午夜，枪声尚未完全停歇，天空乌云压顶，一片黑暗，雨点扑打在战士身上，阵阵发凉。这一夜，枪声震天，喊杀声不断，远近火光时明时暗，有时又把满天照得火红。战斗一直打到17日天亮前，终于把敌人51军和整编第8师全部歼灭，除被击毙和少数逃跑的敌人外，俘敌军8000多人。
攻下白龙港，30军就圆满完成了战役穿插、摧毁敌人外围防御体系、截断上海守敌海上逃跑退路等重要任务，为全歼上海守敌起到了重要作用。
23军：为了人民，顶着敌军自上而下的密集火力，放弃火炮
■口述人：上海战役23军老战士刘汉山
70年前，我作为23军199团二营五连的文化教员参与了解放上海的战役，并荣立四等功。1949年5月20日，我们奉命进军宁波，行至临平镇，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参加上海战役。
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当时上海工业产值占全国一半，贸易额也占了全国的半壁江山。完整保全好上海的工厂、商店、学校，以及水、电、煤气、通讯等基础设施，使它们免遭炮火损毁和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的肆意破坏，这对战后恢复生产至关重要。毛泽东及总前委决定“要完整保全上海，取得军政双丰收”“不进行武装起义”。陈毅把这个方针形象地称之为“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消灭老鼠，又要保全瓷器。
战斗打响后，解放军兵分两路，从浦东、浦西向吴淞口进攻，迫使国民党守军不得不从市区抽调兵力到高桥、月浦等地加强防守。我军也达到了“引蛇出洞”的效果，尽可能减少市区战斗。在不可避免的市区战斗中，总前委定下了规矩——不准用火炮、不准用炸药爆破。当我军从苏州河南向苏州河北进攻时，敌人占据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和四川路邮政总局大楼等处，居高临下，用密集的轻重机枪火力封锁桥南和河道，还在桥上构筑了工事。
在几次强攻受挫下，我军部队伤亡很大。指战员们被激怒了，于是拉来大炮对准百老汇大厦，并请求上级批准开炮。事情传到野战军首长那里，他坚定地说：“我们渡长江、战上海流血牺牲，究竟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人民解放，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首长考虑到市区人口密集，一旦批准用大炮，虽然可以减少部队伤亡，但上海的高楼大厦很可能成为废墟，会造成许多群众的伤亡，“虽然目前这些楼房暂时还被敌人占着，但不久后就会属于人民，因此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保全它”。
在这样的战斗思路下，部队调整部署，以部分兵力正面佯攻吸引敌人，将主要力量拉到西面，天黑以后从敌人防守空隙处渡河，自西向东，从侧面攻击，互相配合，两面夹攻，终于消灭敌人，让高楼大厦完整保全下来，交给上海人民。
上海战役自5月12日打响，至5月27日结束，历时半个月。国民党守敌20多万人，除汤恩伯带5万余人乘军舰从海上撤逃外，我军共歼敌超过15.3万人。其中，我23军歼俘敌1.1万人。199团歼俘敌5000多人。
87师的月浦记忆：一支一百三十多人的连队，只剩下二十余人
■口述人：上海战役29军老战士石龙海
70年前，我在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第29军第87师259团二营任六连指导员。我们87师解放上海的作战任务是：向上海西北进击，力克浏河，强攻月浦，然后乘胜夺取宝山、吴淞，切断敌人从水上逃离上海的黄浦江通道。
月浦镇的防守十分严密，堡与堡之间有堑壕、交通壕相连接，堡群周围设有射击掩体，掩体外有大量蛛网式的堑壕、铁丝网、地雷、鹿砦、竹签等多达七八层的副防御障碍，构成多道纵深防御阵地。
5月13日凌晨，各团按作战计划发起攻击。由于对敌情、地形、工事不了解，我军沿用了野战出击打法，结果部队穿插到敌人筑垒地域群堡之中，陷于十分被动的险境。天亮后，我军被敌猛烈火力压制，部队伤亡很大。
5月14日，攻占月浦镇的关键一天。天亮后，敌人的反击开始。猛烈的炮火向我军阵地实施毁灭性轰击。敌人以坦克为前导，掩护步兵向我军反扑。战士们的枪支、弹药被雨水和泥浆湿污，难以使用，手榴弹就成了主要武器。260团三营副教导员张勇带队在最前沿阻击坦克，并亲自用集束手榴弹炸毁了其中一辆坦克——坦克被炸毁了，但他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最后，我军打退了敌人的反扑，但260团三营的伤亡也很大，一支130多人的连队，只剩下20余人。
如果说14日是进攻最激烈的一天，那15日就是防敌反击最激烈的一天。汤恩伯急令国民党吴淞方面陆、海、空军拼命向月浦反击。黎明时分，停留在黄浦江上的10余艘敌舰和步兵的火炮就向我军阵地狂轰滥炸，炮弹倾泻而来，整个月浦镇民房倒塌，到处都是断壁残垣，满目创痍，几乎被夷为平地。成连的步兵在轻重机枪等火力掩护下，沿交通壕涌向河的南面，拼死冲过小桥或渡过河沟，向街区我三营阵地猛扑。阵地上火光闪闪，爆炸声、喊杀声响彻上空，敌我展开了激烈的拼杀。
5月23日夜，上海战役总攻开始。253团是主攻部队，当晚12时就全部占领该高地，歼守敌一个营。5月27日，上海战役胜利结束，上海终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我们87师，甚至29军，是整个上海战役中牺牲人数最多的部队。
本报记者何易王嘉旖整理
十组地标见证上海战役创造诸多战争史上的奇迹
①丹阳总前委旧址。②上海战役第一枪打响后，解放军踩着泥泞的田埂路，日夜兼程向上海进军。③解放军向月浦镇发起进攻。④解放军进抵浦东后，与在上海近郊坚持斗争的浦东大队胜利会师。⑤漕宝路七号桥碉堡。⑥解放军向四川路桥北侧邮政总局大楼里的残敌猛攻。⑦在吴淞附近缴获的重型榴弹炮。⑧圣约翰大学交谊楼。⑨杨树浦水厂。⑩1949年10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大厦（今江西中路215号）升起五星红旗。（上海市档案馆、黄浦区档案馆供图）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第一枪在浏河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对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上海展开城市攻坚战。5月27日，国民党守城部队投降，上海解放。
“战上海”为期半个多月。其间，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市区的破坏、对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解放军采取了钳击吴淞、断敌退路、再攻市区，强调尽量不用重武器的作战方案，创造了战争史上的诸多奇迹。
今天，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上海解放之路，从丹阳集训到月浦血战，从杨树浦火线劝降到苏州河多路挺进……重温烽火岁月中那一句铮铮誓言：把用战争夺回的城市和财产原封不动地交还给人民。——编者
■本报首席记者顾一琼
丹阳戴家花园与大王庙
集中整训做好接管准备
1949年4月23日，丹阳解放。人民解放军在这座苏南小城开展了为期20天的集训，为战上海、接管上海的各项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戴家花园位于丹阳宝塔弄5号。1949年，总前委常委、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与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分别由南京来到丹阳，住在这幢小楼里，会同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领导们，详细讨论解放上海的具体作战方案，明确了“在军事上不使用重武器，保证上海这个大城市不被破坏”的重要精神，确定了如何接管上海等重要问题。
也是在这幢小楼里，陈毅亲笔签发了上海市军管会的第一号命令。
丹阳南门外大王庙，则是陈毅作报告的地方。5月10日，他向全体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作入城纪律和入城后的政策讲解报告，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给上海市民的“见面礼”。
他指出：“对进占上海，要有两个正确态度：一方面接管上海大城市要有革命胜利信心；一方面要有虚心谨慎的态度。”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专门编写了小册子《城市常识》，由指导员给战士们讲解城市知识。数千名干部从各解放区、北平、香港日夜兼程赶来，投入接管上海前的集中整训。
■如今，在戴家花园基础上设立的总前委旧址纪念馆，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全民国防教育基地。
太仓浏河镇
打响解放上海第一枪
浏河镇东与崇明岛隔江相望，南与宝山、嘉定接壤，号称“万里长江第一港”。1949年5月12日上午，上海战役第一枪就在浏河打响。
当天，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29军第86、87师从苏州冒雨出发，分两路向吴淞、宝山方向发起进攻。拂晓时分，87师261团1营副营长刘飞率尖兵连率先进入浏河镇，镇内却不见敌军踪影。原来此时国民党守军52军一个加强营正埋伏在镇外，企图伏击解放军先头部队，后来发现解放军大部队到达而未敢开火，想趁解放军午餐休息时开溜，不料被发觉。我261团1营、2营立即投入战斗。经过20分钟交战，敌人大部分被歼灭，少数逃向罗店。与此同时，259团1营也在浏河镇南街头与敌遭遇，发生激战，将敌全歼。
浏河之战揭开了上海战役的序幕。
■如今，这里建起了浏河革命烈士陵园，安葬着为解放上海牺牲的第一批解放军战士。
月浦镇
“左钳”打开通往吴淞口大门
宝山，上海北面水路门户，上海战役主战场。宝山战区，西起浏河、太仓、昆山，东至宝山、吴淞的黄浦江口，北起长江，南至安亭、南翔、真如、大场、江湾一线。为保障海上退路吴淞口的安全，国民党在这一地区重兵把守。而解放军为完成钳击吴淞口任务，先后有五个军参与攻打宝山。其间，共有4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壮烈牺牲，占整个上海战役阵亡烈士的近一半。
月浦镇，位于宝山西北，它不仅是国民党军在月宝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进入吴淞、宝山的唯一门户，地形易守难攻。经过两昼夜鏖战，5月15日拂晓，解放军攻占月浦街区，并固守阵地近10天。23日，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攻占月浦东南高地，打开了通往吴淞口的大门，为上海战役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刘行国际电台，如今的宝安公路1101号，是“左钳”路线中的重要激战地。1949年5月14日起，解放军第28军与国民党守敌第52军在刘行国际电台激战五昼夜。
■解放后，建起了宝山烈士陵园，陵园内有一面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是镌刻上海战役烈士英名最全、最多、最大的一座纪念墙。
川沙白龙港和高桥仰贤堂
“右钳”激战16天，奠定东线胜利
浦东是当年战役中的重要战场之一，也是当时解放军钳形攻势的“右钳”——三野第九兵团20军、30军和31军在浦东的
川沙、高桥等地与国民党守军37军、51军和12军进行了16天的激烈对战。
川沙是浦东东出大海的重要门户，川沙以东的白龙港则是浦东最便捷的入海口。1949年5月13日下午，解放军第一梯队第88、89师，从浙江平湖出发长途奔袭浦东，于15日17时逼近川沙以南，打到17日拂晓，全歼国民党守军，俘敌近8000人，取得了上海外围特别是东线作战的第一个大胜利。
5月25日19时，解放军又兵分两路从东、西两街对高桥镇发起总攻。仰贤堂一度被国民党守军作为抵抗据点。解放军经过逐街逐屋的战斗，至26日清晨解放了高桥全镇。
■如今，川沙白龙港有着亚洲最大的污水处理厂；仰贤堂则作为高桥历史文化陈列馆，免费向公众开放。
漕宝路七号桥碉堡
为市区战斗打开大门
漕宝路，古时为驿道，是进入上海市区的陆上要道。1949年5月，解放军27军由松江、泗泾一线东进，15日攻占七宝，16日27军先头部队向漕宝路七号桥碉堡发起攻击，遭到国民党军顽固抵抗。激战三天后，解放军最后采取迂回战术，先攻打两侧阵地，然后越过蒲汇塘，最终攻克了七号桥防线，打开了解放上海市区的西大门。
5月23日夜，三野发起总攻，上海市区战斗打响。
24日，27军先后占领虹桥、龙华，控制了龙华机场，然后越过沪杭铁路，进入市区。当天夜里，27军79师、81师分别沿中正路（今延安路）、林森路（今淮海路）、徐家汇路、南京路突击前进，打得敌军节节败退。
■如今，“七号桥抗日、解放战争纪念地”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邮政总局大楼
挺进苏州河以北
25日凌晨，27军已攻取苏州河以南主要街区。在苏州河北岸，国民党军凭借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邮政总局大楼等高层建筑，以密集火力封锁苏州河各桥梁。
27军多次组织攻击，均遭到敌军居高临下的火力杀伤。军长聂凤智牢记陈毅叮嘱：一定要军政全胜，一定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他亲临前线观察，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强调不准使用重武器，同时改变战术，在夜间实施迂回进攻。
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中共地下党员及大楼内护邮员工们为策反提出建议及努力，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英勇顽强的攻击下，敌军土崩瓦解，邮政大楼很快被占领。其间，邮政大楼内没有丢失一封邮件、损失一件设备、遗失一份档案，可谓战争奇迹。
26日凌晨，苏州河北岸阵地被移交给解放军27军。国民党37军和交警总队的部分残余人员拒绝放下武器，在外白渡桥一带负隅顽抗，很快被消灭。
■邮政总局大楼现为上海市邮政局和四川路桥邮政支局所在地。2005年经过大修，楼内一部分辟为上海市邮政博物馆，对外开放。
吴淞口
会师切断守军最后退路
黄浦江汇入长江入海口，当年国民党军重兵扼守海上逃路出发地——吴淞口。在这里，国民党军上演了一幕兵败如山倒的闹剧。
1949年5月24日下午，国民党将领率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等在此上船准备撤逃，同时秘密指示嫡系各军逐次向吴淞口退却。因为所调集的船只有限，无法在短时间内离港，国民党部队方寸大乱，狼狈不堪。25日夜间，撤运国民党军的船舶相继驶离吴淞口。
5月26日8时许，解放军十兵团25军先头部队赶到吴淞口，未及登船而集聚于码头的国民党败军8000多人全都成了解放军的瓮中之鳖。随后，三野各部队会师吴淞口，肃清了苏州河以南的敌军，切断了国民党守军在上海的最后退路。
■如今的吴淞口，建起了国际邮轮港，已是亚太地区最繁忙的国际邮轮母港。
圣约翰大学交谊楼
解放上海第一宿营地
1949年5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带领华东局机关和接管干部队伍，从江苏丹阳乘火车到南翔，再从南翔乘吉普车直接来到圣约翰大学。此刻的上海，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残余部队激烈交火，国民党特务伺机破坏社会秩序。为加快解放步伐，陈毅亲赴上海。
5月27日晚上，陈毅和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等胜利会合，并作交流讨论。现场，陈毅向各部队下达指示，要求加速消灭盘踞在各大工厂的国民党军队，保证工厂不受破坏。而关于华东局入城后的驻扎地点，经讨论，众人决定将瑞金二路上的原国民党励志社作为临时办公地点。至此，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完成了历史使命，接管上海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由于交谊楼在上海解放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三野司令员指挥淞沪战役的第一宿营地”。
■如今，交谊楼成为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会议中心。
杨树浦发电厂与自来水厂
兵不血刃，攻克市区最后残敌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区已大部分解放。但国民党青年军8000余人仍驻守于杨树浦发电厂与自来水厂等地负隅顽抗，这是上海市区最后一股残敌。考虑到激烈作战，一定会破坏城市的供水供电系统，危及市民生活和工厂生产，我军沉着把握战局。
陈毅得知守军指挥是许照，想起了许照的恩师——国民党陆军大学教授蒋子英。他致电蒋子英，请其出面，最终成功劝服许照投降。
杨树浦防线得以兵不血刃地突破，有一部分功劳属于上海地下党员们。他们牢牢控制了上海电话公司，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市内10万用户的电话始终畅通无阻。在战役发起前，他们暗中抄录下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电话号码，绘制出保密电缆地下位置图。
■如今，杨树浦发电厂内的老建筑都被保留下来，结合黄浦江沿江整体规划进行整体开发。杨树浦自来水厂则于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工部局大楼
见证新旧政权交接
5月25日拂晓，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地区。25日上午，工部局大楼楼顶挂起白旗。下午，代市长赵祖康会见中共代表李公然。交接事宜进行得有条不紊。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14时左右，举行新旧政府交接仪式。在宽敞的市长办公室内，陈毅市长坐在办公座位上，赵祖康将旧市政府印信上交陈毅（印信交出后即封存）。陈毅简短致辞后，在会议室会见旧市府所属各局（处）长和军管会接管市府各局（处）领导同志。
■解放后，工部局大楼曾作为市政府办公场所，被称为老市府大楼，后也作为市府多个委办局办公场所。今年，这幢作为保护性建筑的大楼有望启动更新修缮。
（整合自上海市档案馆文史资料及本报资料）
上海之战：把城市及财产完好交还给人民
①晨曦初上，宁静祥和的外滩成为解放后上海市民健身锻炼的好地方。②上海解放初期的人民广场。③上海解放初期的人民公园。解放前，这里曾是上海有名的赛马博彩场所——跑马厅。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将其改建为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④1949年7月6日，上海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百万军民大游行，欢天喜地庆解放。一位上海姑娘把彩花挂到了解放军战士的枪上。（上海市档案馆、黄浦区档案馆、七宝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供图）
解放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经典一役，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和占领上海，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之战，更是一场政治之战、经济之战、思想之战；不仅意味着人民军队要获得对这座城市的控制权、管理权，更意味着要融入这一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城市文明的中心和现实之中。
正如毛泽东在1949年2月的一份电报中所说：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
彼时的上海，亚洲最大城市，600多万人口，也是当时中国的工业、商业中心。能否完好无损地占领这座大城市，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
彼时，全党全军上下形成共识：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
今天，回眸历史，文汇报记者分多路采访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上海警备区、武警上海总队、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历史生动而清晰的脉络渐渐浮现。
最新出版的《战上海》一书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这样提纲挈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理解，必须以更宽的视野、更多元的维度看待“战上海”这一历史进程，既有看得见的烽火硝烟，也有看不见的隐蔽战线，更有贯穿始终的一根主线——把由战争夺回的城市及财产，完好地交还给人民。——编者
■本报首席记者顾一琼
解放上海究竟难在哪里？
单是听取财政接管纵队的汇报，陈毅就花了两天两夜
从1949年5月12日打响解放上海第一枪起，至5月27日正式解放上海，前后不过半个多月时间。然而，上海战役的备战时间之长、工作之细远超人们想象。刘统说，解放军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战上海”之前，各级干部做好了方方面面的准备。
为了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各项方针政策，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阐述、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问题。在这一精神指引下，根据战争形势发展，4月25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提出“约法八章”：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
透过“约法八章”，可以回答解放上海究竟难在哪里。
据史料介绍，当时中共中央和总前委时刻考虑这样一些焦点：第一，上海是帝国主义利益最集中的地方，美国、英国的军舰还停在黄浦江中，如果进攻上海，会不会引起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使国际局势复杂化？第二，在上海作战，犹如“瓷器店里打老鼠”，如果打烂了上海，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就要蒙受重大损失；第三，如果人民解放军接管工作做不好，导致上海停工停电，发生混乱，变成一座“死城”，新政权就可能在上海站不住脚。
因此，在部署渡江战役时，中央就提出对战上海要“慎重，缓进”。
1949年5月初，总前委主动提出，并由党中央批准，推迟攻取上海的时间，在江苏丹阳进行集训，主要进行纪律教育，学习城市知识，做足战上海之前的各项准备。事实上，各部队在集训期间，开展了深入细致的城市政策教育。由上海市档案馆提供的史料记载：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专门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城市常识》，下发到每个连队，分为五课，由指导员给战士们讲解城市知识。比如，军队进入城市要依靠的群众——产业工人、知识分子、学生等，各有什么特点，帮助大家更好地辨识了解他们。
同时，数千名干部从各解放区、北平、香港等地日夜兼程赶来，投入集中整训，他们中有不少人是著名的“上海通”。大家分头进行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搜集有关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资料，并根据这些材料和中共中央有关政策，研究战上海及之后的接管措施。
如上海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如何区别对待，外国人的企业如何接管，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处理，金融如何稳定，流氓帮会怎么处置，市民的粮、煤等生活必需品如何保证供应等，堪称事无巨细。单是听取财政接管纵队的汇报，陈毅就花了整整两天两夜，对于如何紧急调运粮食、棉花、煤炭保证上海市民需要，作出周密部署和应急准备。
“战上海”究竟怎么战？
为了保护城市，把战火集中在外围，“三选一”选择了“硬碰硬”
“战上海”整个战役过程，在军事史上也堪称奇迹。刘统这样注解：夺取这样一座大城市的过程中，在市区基本没有使用重型武器，把战火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对城市运转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围绕“战上海”究竟怎么战？解放军是经过再三权衡斟酌的。
当时，粟裕提出三种设想：第一是长围久困，这样可以以逸待劳，减少部队伤亡；但上海有600万居民，粮食和煤全靠外地输入，长期围困将使人民的生活陷入绝境，而敌军却有海上通道——这个办法不可取。第二是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样虽然避开了敌军设防的重点地区，可以减少伤亡，但市区将成为主战场，城市会被打烂——也不可取。第三是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军的海上退路，阻止敌人抢运上海物资；但这种战法将是硬碰硬的攻坚战，我军要付出较大代价——为了保全上海这座大城市，第三方案最终被视为最佳方案。
最后，粟裕、张震于1949年5月7日上报中央军委并获批准的作战方案为：从上海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封锁其海上退路，诱歼守军主力于市郊。这个方案的特点是：既可以阻击敌人从海上运走更多物资，又使市区免遭战火破坏，可谓“一举两得”。
“钳击”一词，指两路兵力在同一时间分别从敌人两侧作纵深攻击，因形如钳状而得名。这也很形象地描述出“战上海”的战线布设及作战路径。事实上，在10天的外围作战中，我军的主攻方向是吴淞和高桥，从两面钳击国民党军出海口。国民党军被迫拆了东墙补西墙，从市区调出三个军增援浦东和吴淞方向，造成市区兵力空虚，正符合我军保全市区的作战意图。
毛泽东密切关注上海战役进展。5月20日，他指示总前委和粟裕、张震：只要军事条件许可，即可总攻上海，并强调：“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
围三缺一，放开吴淞口，允许部分敌人逃跑的决策，避免了敌人因被逼入死角而疯狂反扑的可能，更使解放军三野放开了手脚，灵活作战，从而加快了解放上海的进度。
上海战役缘何堪称“奇迹”？
争取人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出漂亮政治战
战上海，之所以是个奇迹，因为其打的不仅是军事仗，也是一场出色的政治仗。要消灭敌人、保全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更要争取人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首先，在战役之前和战役期间，依靠中共地下党员们环环紧扣地对国民党重要驻军和部门开展策反工作，成功策反了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主力守军，以及驻守在杨树浦地区的最后残敌。
其次，战役期间，地下党分别组织沪东、沪西人民保安队，纷纷开展护厂行动，阻止国民党军队破坏工厂及城市生产。
比如，在中央电工器材厂，职工们纷纷参加护厂委员会，都搬到厂里住，日夜轮班护守工厂。当解放军攻打吴淞口时，职工们赶忙将一部分机器搬运到安全地点，对于无法起运的重型机器，则运来了1500多袋泥沙，将其全部盖好。
此外，团结各民主党派及爱国人士的广泛力量，配合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搬迁、反破坏活动，保全重要资源和生产力。
比如，上海作为工商业中心，在当时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近代工业，掌握原料和重工业生产的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在上海有28家工厂、公司和办事机构，职员和工人达数万，其中40%是技术人员。民革成员率领资源委员会集体起义，保护了这些重要物资和技术骨干。
农工民主党华东局专门成立了工商小组，配合中共地下组织联合斗争，把国民党强行拆卸的机器设备从码头拦截并运回厂里，完整保存。
民盟上海区执行部发动上海申纺十二厂、浦东恒大纱厂的盟员反对迁厂。民建上海分会负责人专门调查了国民党“四行两局”的组织、业务和人事情况，并发动银行职工罢工拒运金银去台湾等。
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交大、复旦、同济等上海主要高校也都成功抵制了迁校行动，学校的图书资料、教学仪器大都完整保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