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与虚拟的关系
——关乎国家安全的十大关系之八
江 涌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技不如人，器不如人，力不如人，被西方列强不断欺辱。落后，不只是泛指一般的军事科技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落后，更是集中于生产力尤其是大工业、工业化落后。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的招待会时发表讲话：“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工业。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52年2月1日，毛泽东发布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指出：“同志们要知道，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作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与农业商业等业类所不同的是，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关键。英法老欧洲国家、美加新大陆国家，之所以能够繁荣富强，横行霸道于世界，就是因为率先进行工业化，实现现代化。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创造了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可以说把人类农业文明推向了极致，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的丝绸、瓷器、中药等生产制造，长期停留在手工业。组织形态基本上是小生产，封建行会式生产，与资本主义大生产、机器工业生产根本不可比拟。19世纪40年代后，在中国盲目自大到极点的时候，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比中国小得多的英国却悍然发起鸦片战争，用区区万人海军，打败了拥有五十万陆军的大清帝国。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坚船利炮”就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工业化的体现。精致的庞大的农业生产、农业文明，在尚且粗超的、比较幼稚的工业生产、工业文明面前，脆弱异常，不堪一击。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西方殖民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防的厚重大门，用商品重炮摧毁了中国经济的万里长城。中国的国门被鸦片战争打开，潮水般涌现的、价格低廉的、西方的机器大工业商品，淹没了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存续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最终解体。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治形态由此开始。
日本明治维新，领先中国一步而开启工业化，但是到二战时期，与英美西方、社会主义苏联的工业化仍有相当的落差。1939年5-9月，日本与苏联在亚洲腹地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地方，爆发了“一场陌生的、秘而不宣的战争”，即诺门坎战争，这是苏军与日军的机械化战争，实质乃是两国工业化的较量，日本的机械化装备（如飞机、坦克、装甲车等）没法与苏联相比，日军大败，不得不放弃“北进政策”而选择“南进政策”，进攻太平洋诸岛。即便如此，工业化尚且稚嫩的日本，对于尚未开启工业化的中国，由机械化武装的军力，领先强大于中国，欺侮中国绰绰有余。所以，新中国甫一建立，便着力开启工业化进程。朝鲜战争为中国工业化提供的契机。因为抗美援朝，中国得到了苏联的信任和支持，战争期间，在东北建立了包括军舰生产在内的一系列军事工业，沈阳密集了大批兵工厂，成了中国最大、最繁荣的兵工城市。战争之后，关乎中国工业化方方面面的156个援华工业项目迅速推进。中国人自主努力，苏联人诚挚帮助，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指导方针下，1957年中国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这是中国经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大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利用西方先进技术设备，改进中国的工业化，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中国制造”逐渐享誉世界。中国需要发展，发展实体经济，尤其是需要持续不断地发展大工业，持续推进工业化，使得工业全面发展，深入发展，发展基础工业，发展高精尖工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单一不同，目前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都能在中国找到。”201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但是，大而不强，在很多关键制造领域，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仍然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基础科技上自主研发高精尖技术设备的能力。
近年来，中国较为普遍出现了产能过剩，国际贸易、经济摩擦日益增多。一些学者据此鼓捣，中国工业化已经完成，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重在结构调整，提高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实质就是指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国的比重。有鉴于此，他们为服务业在GDP中每一百分点的提高、或制造业在GDP中每一百分点的降低而兴高采烈，相关媒体竟然也为此大张旗鼓。然而，中国的工业化远没有完成，还在路上，不能半途而废。就西方工业化国家经验来看，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大国会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和自主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工业研发体系，中小国家也能根据本国国情、立足本国优势，发展出一套各具特色的自主的工业体系，这些大小国家在国际分工（“微笑曲线”）中，占据产业链尤其是价值链的高端。那些成功经历工业化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比较井然有序，例如守信、守时、守规矩。以此衡量，中国工业化还在路上，国人在守信、守时、守规矩上一直差强人意，还有很大改善增进空间；一度天天“厉害了我的国”，遭遇美国突发贸易战，一时间似乎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高大上的高科技企业（中兴集团）被一剑封喉，华为公司不断遭到美方讹诈也只能一忍再忍。小不忍乱大谋，因为关键零部件零附件、核心技术掌握在他人手里，没有底气，没有旗鼓相当的实力，自然缺乏斗智斗勇的意志和决心。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科技为内核的工业化是一个持续发展升级的过程。即便是长期作为世界工业大国强国的德国，也不敢掉以轻心，不失时机地推出“德国工业4.0”高技术战略。致力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中国人不甘示弱，制定“中国制造2025”发展目标。但是，总有一些中国人（政界、学界、商界都有）心不在焉，他们老想着剑走偏锋的路子，闷声不响发大财，财源滚滚快速来。名义上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实质是积极推动服务业尤其是金融的发展，在中美博弈中，主动而单方面开放金融业。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值得深思的是，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相关部门、学界商界的支持下，“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赚快钱，赚大钱，如此而积极推动服务业、金融业、虚拟经济增长。被政绩和收益驱动的地方政府，被金融资本绑架的地方政府，雄心勃勃要建成这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没有制造中心、技术研发中心，积极推动或引导社会乃至国家向着虚拟化、金融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得中国的金融投机、经济泡沫化得到空前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评论家登宁的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金融家为获得垄断利润，可以不择手段。中国古语“盗亦有道”，但是对于当今的金融家而言，赚钱手段没有底线，任何妨碍其利润获取的障碍，都可以被规避、逾越、穿越。中国的金融资本通常不是（也难以）独立的，多半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附庸。全球化使得金融资本沆瀣一气，内外勾结，出于各种套利的需要，积极推动中国经济自由化与金融化，努力把越来越多投机资本引入中国，将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因“量化宽松”喷涌而出的巨量美元资金引入中国，由此掀起各种各样的经济泡沫。一些经济监管者、调控者竟然一直把经济泡沫当成绩当政绩。世界经济史一再警示，经济泡沫尽管色彩斑斓，但是最终都是要破灭的。泡沫破灭日，即是危机时。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