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和哲学认识论的视角分析当前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深层问题
生 源
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我们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军事等众多方面深化改革，将不可回避地面临诸多方面的判断与抉择。尤其在未来全球合作治理模式的探索过程中，文化对经济制度的诠释力和话语权的确立将直接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环境。因此，从文化和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思考和审视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一些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分析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并结合国情实际，大力加强软实力建设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
本文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范畴和认识论精髓来解读和探索当前经济领域深化面临的一些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以期对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从文化、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理解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十分必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且不少问题也让西方经济学家感到困惑，尤其在西方经济出现问题时，一些西方学者还真诚地寄未来经济学之希望于中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至今仍无自己独立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国内不少学者谈经济问题，依然是言必称希腊。同时我们还看到西方经济学自身的不同学派也观点不一，甚至出现左派更左，右派更右，似乎大家都有一些找不到北的感觉。那么到底怎么看这些现象呢？应该讲这和我们今后全面深化改革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从文化及其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审视和深究这个问题，也许可以提供一种思路或者答案。
现实中，经常遇到西方的许多经济学理论或者企业的规章制度我们学不来、无法学，或者常有南橘北枳的情况，这实际上正说明任何制度的产生、设计和有效运转都离不开文化的诠释和支撑。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各类制度首先就需要认清洞明其文化的特点，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客观看待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诸多概念的哲学认识论本质。众所周知，古希腊时期形成的形式逻辑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础之一，它也是构成启蒙运动时期科学理性思维的主要内容，而希伯来的基督教契约观念又为其提供了法治的伦理基础。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它认为除了人的思想与上帝以外，客观世界都是满足机械运动规律的。因此，它一方面强化了形式逻辑与培根的归纳法相结合，使实验科学获得了重要的认识论工具；另一方面也强化了还原论作为主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求对任何概念、语言的表达和推理判断以及制度设计都必须严格符合以抽象思维为基础的形式逻辑。
因此，这里就特别需要我们认清洞明这种从个别到一般，经过抽象思维形成的概念及其应用的局限性。因为抽象都是立足于整体中抽取局部的同一性，而这对任何客观事物来讲，都必然会丢掉它自身具有的其他客观属性及其内在联系；而还原论导致的从个体或者一般的概念出发，再用形式逻辑来推理和构建整个社会经济的理论体系和宏观系统，则必然导致其金融、财政、税收和企业管理制度体系呈现越来越碎片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当系统复杂到一定的程度，则必然导致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政府与市场等诸多对立问题出现难以协调的矛盾而导致系统性危机。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就是这个问题的具体反映。而这里综合反映出来的概念加形式逻辑的无限推理和应用后出现的问题，其根源正如东方哲人老子指出的“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道德经》第三十二章），这几句话深刻地指出了凡是为了人类自身方便而制定的名词概念，由于其本身已经加入了人的主观取舍因素，因此其使用范围必然是有限、有条件的。使用其构筑的理论要应用就必须联系自身的实际，这是我们使用、借鉴西方理论必须清醒把握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基础。而当前西方经济学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也正是忽略了这个问题，这和他们分析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思维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表示：“世界已发生了变革，尽管在过去几年遭受到了巨大打击，但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经济体……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首个以思想立国的国家，这个思想是每个美国人……都会提出‘你认为这个想法如何？你想如何改变世界？当你长大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段看似简单的话，但是作为国家的立国思想突出个人和自我就具有非常特别的导向意义了。它显然与我们“道之将行，天下为公”的东方文化相比是迥然不同的！西方主流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形式逻辑加抽象思维决定了他们必然一切从清晰的个体、自我和产权出发，以抽象的概念、抽象的数字、抽象的时间、抽象的货币加上形式逻辑的推理判断来构建他们社会的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这种还原论的认识论既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也是其经济、法律、政治、哲学出现弊端的由来。2008年底，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访伦敦经济学院，向一干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人意识到危机的到来?后来，她又给英格兰银行行长打电话，问了同一个问题。于是，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召集顶尖专家专题研讨。这些专家给女王的答复是，有一件事每个人都忽视了，那就是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如果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就能发现，他们容易由于宏观辩证思维的缺失而导致系统不平衡的危机是有其文化思维方面的必然性的。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识论核心都是从人为假设的微观概念或者公理出发再用形式逻辑来推演的，因此他们认为可以在个体或局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宏观市场的一般均衡，而实际上绝非如此，现实说明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错误！
那么，我们的文化与之相比又有什么特点呢？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比较中呈现出不少相反相成的现象，而且现代恰恰又选择了从否定西方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官方哲学，这又说明什么呢？无疑需要我们从客观实际出发，来探索和认识这种与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密切相关的而又在人类社会深层次中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哲学认识论问题。
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比较中来把握全球化过程的一般规律
老子《道德经》中有“执大象、天下往”的话，意思是“应用形象思维，来判断事物的矛盾运动规律以后，就能够明白事物的宏观发展趋势”。通过对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比较、区别、联系，我们会看到许多互补乃至相反的现象，不过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从宏观规律的角度来审视和把握的问题！
从经济领域来看：如有经济学者提出：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两个极端的模式，美国是“市场内的政府”，而中国是“政府内市场”。就是讲，在美国，如果市场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失去对市场的规制，那么经济危机就必然发生。相反，在中国，如果政府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市场完全被政府所控制，官僚化则将使市场失去了公平、生机与活力，那么经济危机也就必然发生。如果讲美国的经济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则很可能出在国有企业。这些显得很对称，但也确是有依据和道理的。
另外，东方拥有真实财富创造中心，西方掌控货币金融中心，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东方为全世界制造产品，西方为世界产品定价；西方大量发行债券和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则用自己的储蓄去购买这些金融产品；东方储蓄，西方消费；东方贸易顺差，西方贸易逆差；东方盈余，西方赤字；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这些显然都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显著特征。
从民主与人权的关系看：正如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在《中西文化相对比较之启示一文》中指出的，西方突出的是个人微观的“人权”，是人本主义；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强调的是整体和宏观。显然其突出的是民本主义。至于民主，西方历史演化出来的三权分立是横向的民主，而我们中国强调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际上注重的是一种纵向“立体”的民主。两者同样体现出一种“定性”的对称。
从财富与权力关系的历史看：美国是财富支配权力，而中国历来是权力支配财富；美国的政治哲学以讲权利、讲法律为主，也讲道德。而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则以讲义务、讲道德为主，也讲制度和法律。我们以前批评人家是帝国主义扩张、自由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机；而现在人家则抨击我们是专制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美国人重消费，中国人重储蓄，人家实行直接税为主，我们还只能实行以间接税为主，这里面的一系列对称、相反难道仅仅是偶然吗？
再从产业经济的结构看：目前，中国产业整体上仍处于工业经济时代，而美国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两国的产业结构也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特征。这种互补性在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三个层次都广泛地存在。
如果要专门找这方面有趣的对称、对应、互补的问题就更多了，乃至东西方的语义都充满辩证的统一。诸如美国学界的左派自由主义对于中国而言恰恰是右派，其右派恰是我们的左派，连我们地名的书写顺序都和人家相反，为什么会这么巧呢？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相对西方的抽象思维）来看，这里面实际上已经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从思维、行为到制度和经济结构的对立统一关系，两者已经构成了“阴阳”即“矛盾”关系，也即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这种状况的出现具有极其深刻的客观规律的规定性。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主席会见物理学家李政道时就体现他非常重视对称在物理和政治中的含义。当时李政道以书本托着笔在他与毛泽东之间抖动来演示，并指出“这运动没有一刻静止，但这整个过程却具有对称性。毛泽东主席非常欣赏这种演示，并且问到对称的更深含义，问到物理学家能否仅仅根据对称性原理真正描述出普遍规律”（《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第360页）。北宋哲学家张载也曾经深刻地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则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因此辨别和认识到这种具有对称意义的“阴阳”、“矛盾”及其双方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与互相转化的关系规律，以唯物辩证法为工具来分析未来中美（东西）关系乃至全球化问题的趋势，并积极主动地促进其朝有利于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转化就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指导意义。
上述分析可能有人认为是牵强附会，那么我们注意到当年管子在管理国家中总结的七种方法“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管子·七法》）中就包括“象”，这是为了处理作为复杂系统的国家宏观战略事务时具有我们民族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这七法中的“象”，《管子》一书中具体解析为“……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这就是应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观物取象和立象取意的意象思维方法。在我国传统的文化经典和著名学者中有大量的关于“象”的描述。如“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素问·五运行大论》）。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下》中指出：“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我们还注意到钱学森同志晚年十分强调：“我们要多宣传这样一个观点，科学技术工作决不能局限于抽象思维的归纳推理法，即所谓“科学方法”，而必须兼用形象思维或直感思维”（《关于思维科学》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所以这种形（意）象（系统）思维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体现在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有其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实际上，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也曾深刻地强调过这种思维方式的应用，他指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在接下去的文章内容中他连续用35个矛盾对对子，诸如“作战与休息、集中于分散……上级与下级、干部与兵员、老兵与新兵……正规军与游击队、消灭敌人与争取群众扩大红军与巩固红军，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等等问题的区别与联系，都是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在我们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中医理论中，同样强调“察色按脉、先辨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上医医国”（唐·孙思邈），“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老祖宗的这套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全球化的今天应该给予更加深入的研究和重视，并从实践应用中不断丰富并加深认识，以做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德经·道经第十四章》）。
综上所述，从文化及其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审视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握宏观的大规律，一方面使我们在全球化环境中，知己知彼，树立更加自觉和积极主动的战略意识，在坚信自己优点的同时能更加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不足；同时还将使我们在未来的深化改革中心中有数，更加善于扬长补短、转化矛盾，树立道路、制度和理论自信。更长远看还能在未来全球治理合作新模式的探索建设过程中，树立起有利于我们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
同时，还要看到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碰撞乃至冲突，这是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易经》中谈到“天地交，而万物通”，“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矛盾双方的交互、冲突在对立统一规律的支配下必然诞生新的事物。因此，全球化的过程也必然酝酿着重要的历史机遇和重大的战略挑战。既然自然的现实选择了中华民族作为其中的一方，赋予这样的历史使命，那么我们就要勇于担当，敢于作为。既要高度重视挖掘和弘扬我们自身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重塑我们文化的诠释力和感召力，更要注重融合与扩大东方文明圈以与西方进行对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良性互动。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阴阳互济共生，有很大的回旋空间，不能排斥或者完全对立地看待对方，要善于在两极互动中根据自己的实际，把握好度，善于驾驭和转化矛盾，注重发挥东西文明的综合优势，主动抢占综合东西方文化优点的这个战略制高点，从而为自己未来的政治、经济发展夯实文化根基，积蓄软实力服务。
三、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审视经济等领域中众多“二”的对应范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众多领域改革的指导意见都有个“分”字当头。从“分田到户”、“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到具体行业诸如医疗卫生领域的“政事分开、管办分开、赢利与非赢利性分开、医药分开”，电力行业的“厂网分开、输配分开、主辅分离、主多分开”等。正是这个“分”字，让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使国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对待这个“分”字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必须承认和西方分析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着根本的关系，我们必须承认学习和引进西方的这个“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分”与“统”具有深刻的辩证关系，社会是个整体，“分”的目的毕竟是为了整体最优，因为只有整体最优才能真正实现绝大多数个体的最优。因此要特别注意“分”后必须马上跟上“统”的一手，当然这个“统”在本质上已经不同与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的“大一统”，而是可以通过监管、信息技术、法律和人民的道德文化自律而能实现的健康市场秩序及国家社会和谐发展的“大一统”，进而避免因为“分”了以后导致“统”不起来而无法实现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的无序局面。
为此，我们当前深化改革就面临着这样一些关键的问题：“分”要分到什么程度才合适？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分”和“统”是最合适呢？也即“分”了以后怎么“统”起来？“分”与“统”的形式、内涵又是些什么呢？也就是讲我们必须一方面注意和避免“分”了以后，导致群龙无首无序发展的状况；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度地强调“统”而过多地用行政来“统”，进而导致管理低效或使社会缺少活力的停滞局面。而解决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只有紧紧抓住文化中的认识论这个重要的工具来审视，做到“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加倍重视调查研究和与时俱进，才能做到“察于心、决于度”，进而始终保持心中有数和积极主动的良好发展状态。
现阶段，我们还将在深化改革中面临众多的两极问题，诸如：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包含计划、监管、政策、价格、审批等）、商品与货币、供给和需求、法治与德治、公有与私有等等众多“二”的对应问题。我们看到，一方面，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依然坚信“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所谓小政府、大市场，迷信看不见的手。经济学中的奥地利、芝加哥学派仍然是主流。在货币与商品的关系上，美元货币已经成为脱缰的野马，试图成为其新殖民的手段，结果已经出现了不少难以克服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的许多主流学者也认为在上述众多的两极中只能执其一端，并进行到底。比如在诸多行业中把发挥市场机制作为我们的唯一机制保障，认为只有彻底的市场化才是优化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表现在现实中如煤炭开采只要有钱就可以干，住房、教育、医疗卫生也有片面地追求市场化的趋势，大有一“化”了之的价值认同。结果是煤炭事故频发，基层官员参股，引发腐败，现实中出现我们根本无法监管和管理到位，以及法律、制度形同虚设，监督者需谁来监督的问题。山西省还似乎参照了历史上的“盐票”制度而出台了“煤票”，但却又有被批评以所有制来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上述这些问题的实际根源是对这些“二极”的问题唯理论化和绝对化，似乎“两害相权只能取其轻”，只能落在有“害”之处，而把辩证法、把老祖宗的“执二用中”、把理论联系实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这里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那么怎么来处理这些“二”极的对应问题呢？中国古典哲学对这个问题早就有过“两末”之辩的说法，认为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现实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都在两者之间的“度”上，也就是《管子》一书强调的“度数”和辩证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魂。“与时偕行”、“君子而时中”、“天下随时”、“观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先贤的智慧结晶《易经》也一再强调这个道理。至于怎么才能把握好度呢？那就是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我们反复强调的老问题了！曾国藩早已经说过：“天下事，需要躬身入局”才能从亲身的感受中提出有益的解决办法。否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老是沉溺于“姓资与姓社”、“公有与私有”、“政府与市场”的“两末”之辩中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这里提出的文化中的哲学认识论问题无疑是深化改革中绕不过、躲不开的深层问题，它也能深刻地启发我们进一步学习领会和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重要思想武器的重大现实意义！
四、开展文化创新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战略性任务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背后都有深刻的文化影响。而全球化是个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交融、撞击和取长补短的综合过程。当前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正从生产力的角度深刻呼唤新的思维方式以解决复杂、开放巨系统的社会乃至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问题。与此同时，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正逢其时，但是这个道路和过程怎么走呢？西方近代的复兴路径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文明复兴、大国崛起的具有一般性规律意义的借鉴。首先西方从罗马法复兴和文艺复兴开始，先是恢复希腊、罗马时代的人文精神，其后在宗教改革方面是处理好宗教与政权的关系，并在宗教自身的发展方面探索出新路。再后的启蒙运动则是吸收了外来的中国的传统自然哲学，从思想上摆脱了宗教的枷锁。最后的科学革命就是遵循依此而树立起的一种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即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和培根的实验的方法，加上固有的形而上学的形式逻辑传统），并以此来审视和构建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秩序，从而从文化复兴走向了全面的社会复兴的。
那么借鉴此路径，要实现我们民族的复兴，我们首先就必然要复兴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儒、释、道中的人文精华和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精髓；其次就是要客观地分析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及其在应用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优劣；再次就是要充分认识“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易经》賁：饰也，指文化），从而重视通过文化创新来综合其优点，并以此注入现代社会来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平和科学创新能力；最后归根结底就是一定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探寻出一条新道路，并据此来指导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才能走向全面复兴。
我们注意到一些文化界前辈十分关注这件大事。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说:“《易经》学术思想的根源，如果离开象数，只是偏重儒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未免是很大的损失。古人所谓‘象外无词’，也便是这个意思。如果潜心研究象数的易学，配合科学思想的方法，相信必有更新的发现，很可能会替中国文化的前途，开发更大的光芒。古人虽然也有这种企图，但始终不敢脱离前人的窠臼”。
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曾精辟地分析说：“中国传统中，没有创造出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完整的体系，也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严密体系；到了近古时代，也没有出现西方十六七世纪盛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更没有伽利略所开创的实证科学方法。应该承认，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方法的重大缺陷。在今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代，必须做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既要发挥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会缜密分析、进行实验的科学方法。中国新文化的灿烂未来，有待于思维方式的更新”。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指出“归根结底，控制人类共同命运的努力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在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敏锐地认识和把握这个深层次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一个新的中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正山雨欲来”，他指出这项事业的创作者将是“出生于胡适死后的这个新生代的中国知青”，他还特别说明这不是哗众取宠，“而实在是在大洋三岸兜了几十转后的实际心得”！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是个历史悠久、不甘落后、勇于创新的民族。“生生之谓易”，我们应该有信心、有决心从文化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为自己的文明探索出一条光辉灿烂的未来，相信我们中华民族必将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