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百年的资本考题：如何避免资本撑破社会主义帐篷
社会主义将资本作为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目标。同样，资本也可能将社会主义视为宿主，如同在沙漠中借主人帐篷取暖的骆驼，一点点挤入帐篷，并希望有朝一日，把主人赶跑，自己独占这个帐篷。
这个比喻并非危言耸听。资本这只骆驼已经不是原先那个可爱的宠物了，它已经成长为庞然大物，资本的体量与其能够影响的经济规模都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资本增殖的方式也越来越体现出其腐朽性、垄断性的一面，这种变化还在与日俱增，使人不禁追问：资本要走向何方，这对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
就其本性而言，资本不会满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限定的“三明治”结构，它正努力挣脱加在其身上的社会主义束缚，日益要求成为不受束缚的，既自主、自在又自为的力量。
（一）底层侵蚀：新基础结构的私有制
底层结构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互联网时代经济活动的基础结构不再是公有制了。土地、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主要是工业时代的基础结构，而平台经济是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经济命脉，构成了其他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与共用的生产资料，平台经济是由私人资本绝对掌控的。互联网平台的用户规模、经济体量都达到了宏观经济的规模。例如，2019年，线上综合购物平台天猫“双十一”一天的成交额为2684亿元，超过了海南省一年的消费品零售总额（2018年为1717亿元）。这种类型的互联网企业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大型企业加以看待，而是具有“准公地”特征。
同时，互联网平台具有其他经济活动基础设施的自然垄断、外部性以及以平台租为收益的特征。
互联网企业前期大量“烧钱”，就是为了搭建平台。互联网平台倾向于自然垄断，是由于它的价值取决于使用者的数量，平台的用户规模越大，平台的价值越大。竞争对手之间一定会不断压低价格来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导致平台前期不但完全免费，还给用户大量的补贴，而小企业根本“烧不起钱”，最终占据市场的是少数巨头，它们发现联合比竞争更有利，会进一步推进市场垄断。
这和地方政府通过“三通一平”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再招商引资的方式是一致的，但是规模要大得多。平台和基础设施一样投资周期长，前期投入大。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基础设施具有外部性，所以只有给企业垄断经营权的时候，企业才愿意投资；而平台的收益是外部性的内部化，企业前期“烧钱”，后期如果成功站稳脚跟，几乎会一劳永逸，能够获得巨大的回报。
平台收入并非传统企业的利润，而是平台租与平台税。平台租是垄断租金，是用户使用平台进行经营、交易活动付给互联网平台的租金，由于平台是自然垄断的，这种租金也是垄断租金。由于法律框架和强制性机构执行的市场交易保障机制，被技术手段所替代，平台的收益还包括平台税，这也使它的利润率远高于传统企业。
（二）中层分化：贫富分化与阶层对立激化
如同陨石要受到地心引力作用的影响，社会分化趋势也受到私人资本的“地心引力”，在一个螺旋运动中日趋严重。
我国已经是一个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超过国际警戒线，2008年最高达到0.491，随后有所下降，到2019年降到0.465，但这主要是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造成的，资本和劳动差距扩大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改变。根据《2021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身家超10亿美元的富豪有1058位，比美国多696位，居世界第一。考虑到我国GDP按照汇率计算仍然只相当于美国的70%左右，这一数据是很令人惊讶的。与此同时，我国还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者报酬比重比美国低十几个百分点，比德国、日本也都低好几个百分点。[2]
更严峻的不是收入差距问题，而是财富差距问题。资本与经济虚拟化、新技术、全球化的结合空前放大了财富差距。21世纪以来，全球都经历了金融深化过程，金融资产总量与GDP的比率，以及全球外汇交易量与全球贸易量的比率不断提高。与全球虚拟经济的海量交易活动相比，实体经济规模压根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大量群体就是靠收割金融财富积累了巨大财富。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房产等资产快速升值，而穷人非现金资产很少，难以分享资产升值收益，富人则集聚了大量财富，使社会财富差距快速拉大。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形态也发生了巨变，从工业、大工业到平台经济、注意力经济、智能经济，使财富向市场竞争头部赢家集中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互联网平台在短短几年间集聚的财富，超过传统企业上百年积累的财富。
随着贫富差距拉大，人们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上升通道收窄。年轻人对于“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说法越来越不认同。精英阶层一句不经意的“当我们忙着做各种青年策划时，青年们正在睡觉”都会引爆网络舆情。“996福报论”、强制加班等屡屡冲上热搜，不断遭遇网络群嘲。“打工人”“内卷”“躺平”等网络新梗热度不减，背后折射的正是不同群体阶层意识的撕裂。
智能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阶层的对立与冲突。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资本家手里飞舞的鞭子，已经进化成一个看不见的系统。其中最大的悖论是劳动者自主性的空前解放与资本对于劳动的空前控制并行。以外卖骑手（网约配送员）为例：一方面，骑手不在特定组织中生活，不受传统科层制的纪律约束，上线就等于上班，下线就等于下班，工作时间高度自主（调查发现，时间灵活是吸引骑手的最重要原因，60.4%的骑手对此最看重）。[3]另一方面，这种自主性是以空前的缺乏劳动保护与精准控制为代价的。平台能够通过大数据、算法和精细激励体系对骑手进行精准控制与激励，骑手们通过竞争来获得更多的收入，最终都会演变成平台提高激励门槛的“内卷竞争”，而任何“数字控制与骑手自主性的较量总会以数字控制获胜而结束”[4]。与传统的阶级对立是人与人对立不同，骑手面对的是一个数字系统，不但资本家是看不见的，连那些代表资本家进行压榨的管理人员、体制、规章都隐身了，有的只是完全理性、“公正”、精确的技术。据推算，2019年，外卖骑手已经高达1300多万人，[5]这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打工人”群体。“被困在算法里”是他们在智能时代的生存困境，也可能是整个“打工人”阶层在智能时代共同的生存困境。
如果任由算法逻辑发展下去，未来社会也许会进一步撕裂。今天运用在外卖骑手身上的算法控制，从逻辑上完全可以用在各行各业。不论是公司白领、工厂蓝领、教师还是公务员，这些“打工人”阶层可能都还没意识到，算法才是巅峰级别的关键绩效指标（KPI）管理。目前已经把“打工人”折磨得生无可恋的KPI还只是人工算法，而只有智能算法才能精细地衡量工作绩效，才能精准地激励个体，才能精确地实现组织目标。
（三）上层突破：资本对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渗透
不论是资本的总规模，还是资产持有者数量，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都是庞大的。今日中国，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还不能转化为政治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说，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还是自在的，而不是自为的[6]。但是体量庞大的资本日益表现出摆脱束缚、向上层建筑渗透的需求。
资本就其本性而言，只有构建出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才能够获得自我确证。就其本质而言，党员干部的腐败，就是社会上支配许多事物的资本逻辑向政治权力渗透的结果。党员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商品交换的汪洋大海中，资本的那种难以抗拒的购买力量，可以说无所不在。在政治生活场域，他们能够遵循政治逻辑，但一遇到现实生活问题，许多人往往接受资本逻辑的摆布，因此出现了很多“两面人”：人前是政治面孔，私下是商业面孔。
2013年，辽宁发生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全国人大代表贿选案，就是资本逻辑向政治体制渗透，冲击、瓦解党的执政底线的一个突出例子。贿选案中的45名全国人大代表（2016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宣布其当选无效），大部分都是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主，如果任由这个逻辑演进下去，就变成谁有钱谁就能掌握政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旗帜鲜明地指出：“决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工作中来。”
新政治经济结构：让资本翱翔在社会主义天高地阔的“鸟笼”里
改革开放之后，陈云提出了“鸟笼经济”的设想，强调经济要搞活，就好像鸟儿要飞，捏在手里就死了，但是要有个“笼子”，不然鸟就飞跑了。这里的“笼子”就是计划指导。[7]他还说，“笼子”可以很大，可以是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经济。
社会主义的新政治经济结构也是一个天高地阔的“笼子”，资本能够在其中充分发挥其创造性，天高任鸟飞，但是飞不出笼子。
在这一新政治经济结构中，基础结构需要节制资本，巩固并做大社会主义基础，避免资本逻辑瓦解社会主义基础；中层结构需要规范资本，在保护资本创新、促进生产作用的同时，避免社会两极分化；上层结构需要驾驭资本，保持其社会主义的初心，将资本引导到服务社会主义的方向上。
（一）基础结构：节制资本，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基础结构要节制资本，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公有制成分不但不能缩小，随着社会主义不断向中高级演进，多种形式的公有制还需要不断加强。
1.发展“共有经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公私两利、公私融合的“共有经济”。新的国民经济成分不是按照企业所有制划分，而是按照资本所有划分，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合作资本、社会资本、小微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商资本七种经济成分，前两种是公有资本，中间三种是兼具公私性质的资本，后两种是纯私有的资本。在保障效率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公有资本在全社会资本的比重和公有资产在全民资产中的比重。这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中高级阶段演进的关键指标。未来“共有经济”的产权是一个高度混合、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要积极推动形成共有产权、混合产权、开放产权等公私交融，资本和劳动共赢的新型产权方式。大量物品是共有的，通过共享机制，全社会成员共同拥有使用权，共同享有收益权。
同时，要创造更多机制使公共资产收益实现全民共享。共享公有资产的最重要机制是利用公共资产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一方面是服务于“国计”，在重大的基础设施方面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另一方面是服务于民生。例如，推动国有经济弥补养老金缺口，为解决我国14亿多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养老问题作出更大贡献。
2.涨价归公，避免公共租金私有化
19世纪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提出“涨价归公”理论，孙中山也主张现有之地价归原主所有，而社会改良进步的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他们都是从土地收益上涨来论述涨价归公。
今天，最大的涨价归公问题，不是土地收益，而是城市的房地产涨价。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集聚、基础设施改善，城市资产的收益会上升。这一部分收益是全社会共同创造的，应该为公众所共享，但现在却被开发商或者购房者所独享。我们可以参考涨价归公理论，构建住房涨价归公机制。例如，新开发销售的商品房都作为新型共有产权房进入市场，购房者具有完全的自住权与继承权，对于市场交易也完全自主，政府与购房者的共有产权只是涨价部分的共有产权。如果购房者出售房屋，房屋市场交易涨价部分由政府和房主按照一定比例共享（如八二开，可根据情况灵活调整），政府获得的涨价收入部分主要用于建设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如果住房价格下跌，政府可以按照原价进行回购（这一部分风险可以考虑通过设计住房价格保险进行对冲）。
这种公私兼顾的政策设计，本质上是落实“房住不炒”的长效机制，要比限贷、限购、限售等行政措施对于抑制房地产泡沫更具有长效性，能最大限度弱化住房的投资属性，使其回归民生属性。对于购房者而言，如果住房没有多大的投资价值，只有居住的价值，消费就会更加理性，房地产市场就会趋于供需均衡。
3.在乡村推行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道路
乡村振兴需要走共同富裕道路，需要推进新型合作化，做大做强新型集体经济。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实行的是“三权分置”，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是明确的，农户的承包权也是明确的。要积极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到集体手里，由集体而不是资本行使经营权，推动规模化经营，而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参与行使经营权和收益权，这就进一步把乡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做实了。否则，在承包权分散的情况下，一旦外部资本过度介入，集体产权的共同富裕基础就会被架空。
只有将土地流转到集体手里，才能在乡村这片广阔天地描绘出最大最新最美的图画，才有可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对乡村进行整体性重塑。2021年5月，笔者对河南焦作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进行了调研，看到发展最好的村大多都是通过将全村土地流转到村集体手里，从而重新进行规划，发展各种产业，发展集体经济。同时重构了村庄的公共空间，通过党建综合体的方式，建设村民思想教育、医疗、养老（举办老人公共食堂等）、文化、休闲的公共空间。例如，孟州市的一个村，原先是一个差一点就被拆掉的空壳村，通过土地的集体运营、村庄的修复改造，村庄实现了整体性重塑，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到2019年，全村旅游收入超1500万元，村集体收入近300万元，年底村民人均分红达到1700元。这还只是在村层面的集体运营。笔者在四川调研时，还看到在乡镇层面的土地集体经营，形成了大规模的、产业化的农业园区。
新型集体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合作化，而是新型的合作化，是以集体为龙头，资本、农民共同参与的新型集体经济。2019年笔者对山东烟台开展调研，2018年以来，该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由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合作社，土地流转给集体的合作社进行规模化经营，形成由集体、群众、企业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村集体以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入股，组织群众以资金、土地、基础设施、劳动力等入股，农业企业参与经营活动，使土地经营权流转到集体手里，做实了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到2020年，烟台市已有2779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行政村总数的43％，新增集体收入3.91亿元，群众增收5.01亿元；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既有土地流转保底收入、合作社收益分红，又可以到合作社务工以获得报酬。贵州毕节等地也有大规模的新型集体经济实践。
4.鼓励企业建设劳资共同体，走共同富裕道路
鼓励企业建设新型的劳资共同体，不是要恢复传统的“大锅饭”“铁饭碗”，而是通过资本与劳动融合，减少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构建全体员工的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的劳资共同体主要有三条途径：（1）劳动者共享资本收益；（2）加强对劳动者的福利保障；（3）为劳动者提供更有尊严的职业上升通道。
在这种新型劳资共同体中，由于劳动者自身拥有股份，就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反过来，劳动者获得股权的收益是基于劳动对企业的贡献。华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任正非的股权只有1.4%，98.6%都是员工持股，员工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华为的实践表明这样的队伍是最有战斗力的。一些企业在复兴曾经被认为落后的“单位办社会”体制，当然这不是传统的单位大包大揽体制，而是提供良好的单位福利，与员工建立更多的利益、情感的联结。
5.探索平台经济的开放产权与准公共治理
互联网平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域，其具有准公地性质。我们不能只是以传统企业垄断来看待平台经济带来的挑战，而是要参考准公地治理方式，对平台企业实行准公共治理。平台最大的价值是由用户共同创造的。平台创立者确实对平台搭建起了第一推动作用，是创造平台价值最重要的推手。但是平台一旦搭建起来，它的价值就取决于用户规模，没有用户，任何平台价值都为零。用户基于平台的互动积累了数据、信用、消费习惯、平台价值和财富。这种财富以数据身份和信息流方式在平台上存储，才使平台获得价值。要让公众的回归公众，真正共享平台资本回报收益，即通过开放产权，在保障股东、运营方收益的同时，开放一部分股权，让劳动者、消费者共享平台资本回报收益。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也在根本上有利于互联网平台的健康发展。
我们要以准公共性机构方式来看待平台企业，使其运作方式更加透明。这种准公共性企业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根本上，要从外部监管方式转变为嵌入式监管，监管要深入平台企业的运行流程，才有可能对这个被内部化的公地进行有效监管。要求公众、用户、专家能够参与企业治理，能够对其进行监督，从而有效保障公众利益。
在平台企业设立党组织，使之在企业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成为平台企业员工利益的代表性机构。零工群体可以通过党组织向平台企业提出权益诉求，党组织形成政治压力，让平台企业切实保障零工群体利益。这既能完善平台企业治理、切实维护零工群体权益，也能够密切党组织与零工群体的鱼水关系。建立平台经济零工群体线上+线下（O2O）党群网络，实现有零工群体的地方就有党与群团组织，实现党群小组与零工群体工作单元结合，形成新型的“支部建在连上，小组建在班上”。
（二）中层结构：规范资本，走共同富裕道路
中层结构要通过规范资本，避免资本的无序扩张，加大分配调节力度，促进共同富裕。
1.加强收入分配、财富分配调节力度
在一次分配上，要加大社会主义机制的主动调节功能。加强反垄断，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主动运用政策手段纠正市场扭曲，综合运用多种机制推动社会真正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对于通过娱乐、炒作等方式获得的畸形高收入进行限制。通过政策调控提高实业资本的回报率，调控投机资本的暴利空间，严格调控通过炒作、投机等行为获得的不当收入。加大黑色收入、灰色收入的打击力度，严格取缔非法收入。
在二次分配上，要重视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加强资本相关税收征收与监管，改变资本与劳动纳税不平衡的状况。高净值群体往往也是有强大避税、逃税能力的群体，要加大对其财产的持有、转移的税收征收与监管力度。加大财政支出的倾斜力度，进一步利用财政支出杠杆，促进不同地区、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高水平、均等化发展。
2.加强民营企业家的社会主义教育
当资本逻辑试图凌驾于社会主义逻辑之上，资本就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当资本逻辑服从于社会主义逻辑，在为人民创造福祉的前提下赚取利润的时候，资本就是社会主义的“自己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确实都是自己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民营企业家如果变成赚钱机器，就成了资本实现自身增殖的宿主。民营企业家如果能够觉悟，资本不过就是工具，能够为恶，也能够为善，掌握这种工具的人用好它，就能够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
加强行业协会作用，加强民营企业家的自律、他律机制。加强民营企业家的社会主义教育。民营企业家除了要知法守法，还要学懂弄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知者明，自胜者强”，要认识到个人的成功离不开时代与国家的造就，要认识到资本再大也大不过人民，资本小逻辑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大逻辑。越是大企业家，越要有超越“资本人格化”的觉悟，要认识到财富不但意味着利益、权力，更意味着责任与使命。
3.提高民生产品供给的“去商品化”程度
民生产品是价格弹性极低的必需品，民生领域不能作为产业来经营，要坚持民生产品供给方式不能过度商品化与金融化，民生产品的消费需要个人、就业单位与国家共同分担责任。探索基于使用价值的民生产品配给制。坚持住房、养老、教育、健康等民生领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在这些领域需要推进的是“去商品化”、回归公益性的改革。
比如，医改被称为世界难题，中国也面临看病贵、看病难、医患冲突不断的问题，根本症结何在？由于信息不对称，患者除了信赖医生的专业能力与职业操守之外，别无选择。但是，在一个“以药养医”的体制下，一些医生却把病人看作赚钱的工具。三明医改是如何破解这个难题的呢？根本上是坚持医改的公益性方向、社会主义方向。三明市医改从源头上破除医院的逐利机制，不让医生把病人看作赚钱的工具，而是作为服务对象，公立医院医生的年薪与岗位工作量、医德医风、社会评议挂钩，不与药品、检查、耗材等收入挂钩。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医生开大处方的激励，也恢复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尊严。同时，实行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的医疗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药品从出厂到入库只允许开两道增值税，从而控制了药品流通中的药价虚高问题。据有关报道，福建省三明市医改9年多以来，人均预期寿命由2010年的75.29岁提高至2020年的80.02岁。县级及以上医院工资总额增长了3.08倍，医务人员平均年薪从5.65万元增加到16.93万元。全市城镇职工医保连续8年保持盈余。[8]
（三）上层结构：驾驭资本，抑制资本法权
上层结构要驾驭资本，给资本这匹烈马戴上社会主义笼头，创造一个避免资本渗透、能够有效驾驭资本的上层结构，避免上层结构由维护人民利益转变为维护“资产阶级权利”。
1.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用党的总体性权力驾驭资本的总体性权力
资本权力是一种总体性的权力，能够对其他类型的权力构成支配性作用，而当下的中国资本日益表现出“超级资本”的特征。
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也是前所未有的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兼具人民性、先进性、整体性、使命性、先锋性、组织性、革命性、实践性的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组织形态是和“整个”国家与社会高度同构的，可以称为“超级政党”。
党的领导权也是总体性权力，“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总体性权力能够驾驭资本的总体性权力。只有通过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来驾驭资本的权力，才能够将资本逐利的动机引导到实现人民福祉最大化的方向，从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2.全面加强党的初心使命教育，避免党的异化
资本是一种系统性、总体性力量。党的目标的实现对于资本的作用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而且资本的规模日益扩大，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往超级资本主义新阶段演进。资本能够跨越主权国家边界进行全球运作，资本也完全有条件绑架、渗透、驾驭党的领导权。
回顾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教训，很深刻的一条就是苏共的异化与蜕变，不再代表广大人民，而蜕变为“特权阶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不忘初心特别是不要忘记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不要忘记构成人民的主体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就是明确宣示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重蹈苏共异化、蜕变的覆辙，永远不会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永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3.遏制资本法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法权是再明显不过的现实，资本有力量也有意愿去推动完成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建构。限制资本法权，就是要避免资本逻辑向上层建筑渗透，通过控制媒体，寻找政治代言人，影响政权运作与塑造意识形态。要通过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权利。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上，更要重视维护劳动者利益、劳动者权益，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更多体现劳动者价值观。
[1] 《“6亿人月入1000元”，国家统计局首次解释》，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020年6月15日。
[2] 参见李扬、张晓晶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
[3] 参见美团研究院：《从数字生活到数字社会》，中国发展出版社2020年版，第69页。
[4] 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
究》2020年第6期。
[5] 参见美团研究院：《从数字生活到数字社会》，中国发展出版社2020年版，第68页。
[6]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仅仅是大批工人的共同经济地位和他们与资本家的共同利害关系，形成一个“自在阶级”；只有在冲突中，为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自为阶级”。这里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是作为社会阶层存在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完成其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身份建构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差别。
[7] 参见《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8] 参见彭韵佳、陈弘毅：《以推广三明经验为抓手 推动全国医改走深走实》，新华社2021年7月6日。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