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很多西方国家经历着高温热浪、通货膨胀、经济不稳定的困扰，这使得很多人焦虑不安。在这社会焦虑的大背景下，《纽约时报》最近访问了一位著名的“先锋经济学家”（pioneering economist），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先锋”想法。

这位经济学家叫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属于一个“先锋思维”的经济学流派，很多年前他们就预见了目前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由于他们是极少数派，而且他们提出的方法触动了西方的体制性痛点，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没有采纳他们的方法，主流派还压抑他们观念的传播。

他们在2009年就发表过一份报告（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预见了经济将出现的各种不稳定的危险情况，并且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法。其中的两个方法被他们反复强调。

第一个是投资的转型，减少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增加对公共服务产品的投资；减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投资，增加追求公益的政府投资。

第二个是就业者工作时间的改变，就业者每天工作的时间和每年工作的总量都要减少，以便使更多的人有就业的机会，同时也使工作的人不要过劳（譬如那些996的工作）。

他们指出，减少工时的方法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使社会收入更为平均，减少以前失业没工资的人和以前通过长工时赚高工资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使以前工时长的人有更多的闲暇，这些人的工资可能会降低一些，但他们增加的闲暇时间，可以使他们享受工作之外的一些繁荣和幸福，而这些繁荣幸福是不能用钱买来的，譬如增加人际交往的亲情、减轻工作压力的心理平衡等等。

他们提出这些方法并非是先锋性的随意创想，而是有坚实的理论基层，以及细致的量化分析。

在理论方面，他们挑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关于“增长”的观念。他们指出，主流观念把“增长”狭隘地定义为“GDP增长”，并且把GDP增长定义为社会的繁荣发展。为了追求增长，主流派主张扩大需求、增加消费，还把GDP增长视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药方，譬如就业问题、健康问题、社会安定问题等等，都坚称可以通过GDP增长来解决。

先锋派反驳了这些观念，他们首先列举了一些事实，显示了增长会带来的“反繁荣”“反幸福”案例。譬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了经济不稳定、失业增加、健康下降等社会问题，而2008年之前的二三十年，美国GDP增长是很不错的；又譬如有些国家的GDP增长并不好，但健康指数的增长却好过很多GDP增加快的国家（古巴是突出例子）；还譬如很多国家的GDP增长带来了环境污染，造成“不幸福”“不繁荣”的生活环境。

GDP增长和繁荣之间的这种悖论关系，已显示在大量的实例中，但是追求GDP增长却一直主宰着各种决策，为什么决策者对这个悖论如此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呢？他们的报告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指出这是因为两个结构性因素，使人难以从GDP增长的悖论怪圈中解脱出来。这两个结构性因素是：利润机制和消费拉动。

利润机制在市场经济的结构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市场经济的生产机制是追逐利润，而要实现利润则必须有消费拉动；当消费饱合的时候，利润也将停滞。为了使市场经济持续转动，需要消费永远处于不饱合状态。

消费品的符号化特性，恰好可为消费不饱合提供社会心理基础，使生产者可以通过不断的产品创新，来打破消费饱合状态。生产者看到，创造一种能使消费者兴奋的新产品，要比改进效率生产老产品更有利可图。于是，最成功的生产者是那些能够创新的企业家，而不是那些致力于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减少能耗使老产品更物美价廉的人。

鼓吹消费拉动深刻影响着人的心理，使人以消费为中心，以消费品的档次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根据人类学的研究，物质消费品往往带有符号意义，高档消费品往往会成为社会地位的符号。若以物质消费品标示社会地位，人们为了追求社会地位就要追求物质消费。

这样的社会地位竞争使物质消费的增长处于恶性加速状态，因为当某种标示高等社会地位的消费品也被下层阶级拥有之后，高等社会地位就需要寻求更高档的消费品来作符号。水涨船高，恶性循环，整个社会不断加速地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来堆砌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消费品。

在利润机制和消费拉动的经济结构中，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和竞争社会地位的消费者联手合作，推动GDP不断增长，使企业家能有不断增加的利润，使消费者能有不断更新的产品。这样的经济结构营造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社会逻辑：创新是增长的原动力，增长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一切问题似乎都需要通过GDP增长来解决。

根据这个逻辑，社会稳定和GDP增长也被“逻辑”地推演联系起来：GDP增长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有了更多的就业就会产生更大的消费需求拉动，因而能维持经济稳定增长，从而也使社会维持稳定。但是，在如此维持的稳定之下，却潜藏着另一种不稳定：环境和资源的不稳定。

如何解决环境资源的不稳定问题呢？主流逻辑也提出了符合自己逻辑的方法：增长能够带动科技发展，进而创造出污染小、耗能低的新技术，因此增长将能全面解决环境资源的问题。支撑这个方法的主要证据是，发达国家要比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更好。

这个逻辑似乎合理，但是先锋派报告指出，这种环境的比较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在全球化的产业分布结构中，对环境有恶劣影响的许多产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但这些产业的大量产品却是由发达国家消费的。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拉动了发展中国家污染产业的发展，这些增长把污染转移出国门，暂时改善了本国的环境问题，却加剧了他国的环境污染，最终造成了全球环境的污染和不稳定。

科技是能够降低污染能耗的，但是，如果总体增长的幅度超过了降低的幅度，最终结果仍然会使总体污染增加。譬如，新科技降低了纺织业、制衣业的污染能耗，假设每件衣服污染能耗因此减少了20%，但是由于消费拉动推动增长，人们被鼓励多买衣服，其结果是如果每人多买一件衣服，就又会增加80%的污染能耗。

报告指出，要想真正解决繁荣发展的可持续问题，需要超越以GDP增长为中心的思维。报告最后总结了政府需要完成三大任务，来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其中包含着12个具体步骤举措。

第一大任务是构建可持续的宏观经济。

其中极为迫切的第一步举措是要发展宏观经济的新性能，创造一批新的宏观工具，超越GDP等狭隘偏颇的宏观概念，使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关联起来。

第二步举措是要加大对可持续性的投资，资源要优先配置给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工作职业、基础设施等。

宁波“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罗彦虎 摄）图片来源：中新网

第三步是增加金融财政的谨慎性，不应该通过债务杠杆来扩大消费追求GDP增长。

第四步举措是改进宏观经济的计算方法，旧有的方法以消费为准来计算GDP，新的方法应该让有关福祉的因素都反映在宏观经济的各项指数中，譬如，因不公平而丧失的福祉、高排碳而造成的社会代价等等。

第二大任务是保护全面持续繁荣的能力。

长久以来，谬误的逻辑把人捆绑在消费主义的桎梏中，使人无法获得全面持续的繁荣。因此，第五步举措是要对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平衡调整，减少工作时间，使人能有更为全面平衡的生活，同时还能使社会就业机会增加。

第六步是要从体制上解决收入不公平的问题，收入差距越大，越容易助长追逐消费品的地位竞争，使高收入者的高档消费品成为社会地位的符号，为了追求社会地位的显赫就要不断追求更高档的消费品；而在收入较为平等的情况下，由于社会地位的差距较小，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使用的消费品的差距也较小，因此能够弱化消费品的地位竞争。

第七步是要重新衡量繁荣，打破只用物质消费来衡量繁荣的观念，繁荣应该包含健康、教育、诚信等因素。

第八步举措是要增强人本社会资本，促进社区建设，加大提高人本素质的服务，譬如图书馆、公益电视等等。

第九步举措是要彻底改变消费主义的文化，要在体制上解除刺激物质消费和地位竞争的机制，要加强管制商业媒体，要扩大公益媒体，要提高商品耐用性、可持续性的标准。

第三大任务是尊重生态平衡。

需要采取的第十步举措是明确规定资源消耗和排放污染的上限。

第十一步是改革财政制度，要利用税费等财政手段来促进可持续性发展。

第十二步是推广技术转移和生态保护。

报告说，这些任务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越有远见、越有治理能力的政府，越能快速地摆脱悖论的怪圈，为国家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美国的政府显然不是“有远见、有治理能力”的，美国推行的是主流色彩浓重的“GDP增长为中心”政策，这是美国目前面临通货膨胀、环境恶化、社会不稳定等问题的一大原因。

中国政府被很多人誉为“有远见、有治理能力”。在中国政府推行的“促增长”政策中，虽然很多是有主流色彩的“消费拉动”的举措，但是，先锋派提倡的一些举措，也有所实施。先锋派的发展思路，值得进一步研究借鉴。（关于先锋派的报告《无增长的繁荣》以及相关问题在尹伊文的《优主治国》第五章中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