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货币数量论是现代西方主流货币理论的基础，这种理论认为货币数量与一般物价水平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长期而言，货币数量的增减惟一能够改变的只是名义变量――价格，不会影响就业、产出等实际变量。此说也称为货币中性论。稍加推敲就能发现，这种理论有两大缺陷：
第一，货币数量论无法解释贵金属时代物价何以能够保持稳定。我们知道，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贵金属与其他商品一样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但作为货币的贵金属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它在使用过程中，也就是充当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时，理论上是不会有损耗的，实际上的损耗也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社会上的货币存量在长期中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相反，一般消费品则不断生产出来又不断被消耗掉，数量上没有只增不减的必然性。可是，这样的货币量增加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贵金属货币史上首次明显的通货膨胀发生在美洲新大陆发现之后[①]）。
第二，从“货币中性”的角度，无法解释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大量贵金属涌入西欧，这样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何以能够促成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正如亚当·斯密观察到的：“自从美洲发现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进步了许多。英格兰、苏格兰、法国和德国，甚至瑞典、丹麦和俄罗斯在农业和制造业各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1]142
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货币理论以及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机理重新进行审视，从而加深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
二、劳动价值论与货币数量论孰优孰劣
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看，一切商品都是劳动产品，货币只是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是被公认可以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商品。因此，货币与其他商品的价值决定因素并无二致，即货币的价值只与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有关，而与货币的数量无关。换句话说，如果货币以稳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生产出来，那么无论货币的社会存量多大，都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我国古代曾长期以布帛为货币，与金属钱币共同执行货币职能。[②]国家规定布帛的产品标准，民间各家各户只要按此标准织出布帛，即可成为货币。[③]由于布帛可以随时随地生产，且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稳定，所以布帛之类的商品货币的购买力稳定性甚至超过金属钱币。[④]布帛货币的实践经验，非常直观地说明了劳动价值论对货币现象的解释力高于货币数量论。
一般认为，货币数量论在当代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弗里德曼是怎么说的：“为了使价格水平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一直保持相当稳定，总货币存量将必须增长，以便使其自身适应产量增长和人口增长。此外，如果过去的增长模式还会继续，那么，总货币存量将必须增长，以便满足公众随着他们的实际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现金余额与收入的比率的期望。过去的经验表明，为了保持长期的价格稳定，货币存量必须每年增长3％－5％。”[2]346接着，他进一步说明：“要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既避免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又避免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既要避免货币存量增长率快于保持价格稳定所需要的每年3％－5％的增长率，又要避免货币存量增长率慢于这个增长率。货币供给非常迅速地增长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膨胀；反过来，持续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可能在货币供给没有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发生。货币供给非常缓慢地增长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紧缩，更不用说货币供给绝对下降了；反过来，持续的、严重的通货紧缩不可能在货币供给不是缓慢增长或负增长的情况下发生。”[3]347
这样的货币理论难道还算是货币数量论吗？只要具备正常的理解能力就能看出，弗里德曼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货币数量论，他提出的理论应该命名为“货币量增长率论”才恰当。弗里德曼显然认为：第一，货币数量不是决定物价水平的因素，货币量增长率才是。这已经跟货币数量论分道扬镳了。第二，保持物价稳定不在于控制货币数量，而在于维持一个稳定的货币量增长率。就是说，货币量的增加并不一定破坏物价稳定，反而可能有助于物价稳定。第三，这个稳定的货币量增长率为每年3％－5％。为什么刚好是3％－5％？弗里德曼找不到坚实的理论基础，只好求助于“过去的经验”，因此这个理论是不彻底的，至多只能算是半拉子工程。
现在看来，弗里德曼很可能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他的货币理论不但脱离了货币数量论的阵营，而且实际上是向劳动价值论阵营靠拢了。物价水平取决于货币量增长率，也就是取决于单位时间的货币增加量。按照劳动价值论，物价水平取决于货币的价值，而货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即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产出的货币量。很容易看出，这两种说法确实相当接近了，但在逻辑上，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远不如劳动价值论那样完美。
三、货币贮藏手段职能对于物价稳定的意义
劳动价值论虽然从理论上说明了货币的价值只与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有关而与货币的数量无关，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物价的稳定仍需以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前提。
我们知道，货币作为贮藏手段，起着自发调节货币流通量的作用。当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时，多余的货币就会退出流通而成为贮藏货币；当流通中的货币量不足时，贮藏货币又会重新加入流通而变为流通手段。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为了使实际流通的货币量总是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现有的金银量必须大于执行铸币职能的金银量。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流通中的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4]157-158
彭信威先生在研究中国货币史时也发现，古代“中国人的主要储蓄方式，就是窖藏。或埋在地下，或藏在墙壁间。”[5]173他的结论是：“如果发行的货币能够充分发挥宝藏手段的职能，则发行数量增加，也不要紧，因为流通所不需要的部分，会被人宝藏起来，这样就对于物价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但如果不具备宝藏手段的职能，那么政府拼命铸造，用以向人民征用物资，人民也用来购买物资，物资不够，必然会引起物价上涨。”[6]106
那么，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过多必然引起物价上涨的现象，是否证明了货币数量论的正确性？当然不是。这种现象只是货币贮藏手段职能失调时的病态反应，不具一般性。只要货币贮藏手段职能正常，货币数量大于流通所需数量，不仅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而且如马克思所说，这是“必须大于”的。至此，我们解释了货币数量论无法解释的第一个问题，说明了在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稳定以及货币贮藏手段职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加为什么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由此，我们也看清了现代金融制度的一些根本缺陷：第一，货币的发行已经与劳动过程脱节，币值失去了自然基准；第二，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完全失灵，流出中央银行的货币总是处于流通领域中。所以，物价稳定在现代金融制度中一直是个难以顺利达成的目标。
四、货币脱离消费品行列的意义
劳动价值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布帛、谷物等生活必需的消费品和金、银等稀有的贵金属都可以成为货币。但作为货币，一般消费品与贵金属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以及这种区别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至今仍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如果一个社会以布帛为货币，由于布帛的劳动生产率相当稳定，所以稳定币值就成了十分轻松的任务。但是，布帛本身仍属消费品，即使不用于消费，长期贮藏也会自然糟朽，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灭失将直接导致价值消失于无形。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可能对货币产生无限的占有欲，在有限的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就没有无限扩大生产的动力，整个社会弥漫着小富即安的气氛。这样的社会看上去或许显得活力不足、经济停滞，但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
一旦贵金属成了货币，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贵金属是久藏不坏的。久藏不坏这一特性，使得贵金属有可能脱离消费品行列，成为财富的抽象代表，进而引起人们的无限占有欲。基于常识的逻辑推理过程是这样的：由于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任何消费品都不可能使人们产生无限的占有欲；人们之所以有可能对贵金属货币产生无限占有欲，正是因为人们已经不再把贵金属当作消费品，而当成财富的抽象代表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逻辑推理的总前提，是程恩富教授提出的“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即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7]这个假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针锋相对，然而却是真正符合实际的经济理论前提。
由以上推理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商品货币与贵金属货币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久藏不坏的特性。如果不耐久藏，就不可能脱离消费品行列，人们也不可能对其产生无限占有欲。反之，久藏不坏的货币就有可能脱离消费品行列，引起人们的无限占有欲。我国古代的一则史料非常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区别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明孝宗时有位太监李广，受贿还不忘做记录，记下文武大臣馈送他“黄白米各千百石”，结果事败被查。皇帝奇怪他哪有如此饭量，一问才知道“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8]
只要人们开始对货币产生了无限占有欲，人类社会就打开了通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一旦赚取货币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而是作为一种事业或人生目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蔚然成风，资本主义就产生和发展起来了。人们投入货币建立企业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货币，“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9]177 “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10]178赚钱，无限地赚钱，每个人都被裹挟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赚钱事业中去的洪流中，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为壮观的景象。“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在他们的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富格尔简化成一句话：‘只要我还能赚，我就永远会赚下去。’”[11]391
由此可见，贵金属久藏不坏的特性导致了货币脱离消费品行列可能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对于社会经济制度发展方向的历史选择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五、资本主义早期的潜在危机及其化解方式
显而易见，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个似乎无解的矛盾：由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导致的生产能力无限扩大与人们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所以，通过建立企业生产消费品[⑤]来赚取货币的办法很快就会遇到瓶颈――因为市场容量受制于人们的消费能力，不可能无限扩大。随着生产能力不断提高，逼仄的市场容量必然驱使企业间的竞争更趋激烈，于是利润率不断下降。
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会使利润率下降，这一规律性的趋势是如此明显，以致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视而不见。亚当·斯密早就观察到，随着资本的积累，利润率会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而趋于下降。[12]72后来李嘉图也说：“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的”。[13]101按笔者的理解，利润下降的趋势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就如衰老对于生命一样，是一种自然规律。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承认这一规律，只是认为这一趋势发展到最后，整个经济将在经济利润等于零处达到均衡，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现实的经济表现却从未出现过这样理想的均衡，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往往导致投资下降、经济停滞，因此马克思认为最后结局是危机：“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欺诈、危机。”[14]464其实，只要我们真正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常态是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15]就不会相信在生产过剩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市场经济会达到长期稳定的均衡。马克思显然认为，不能有效化解生产过剩问题的市场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认识远比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深刻。
不过，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史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表明利润率下降可能导致的危机并非不可避免。15世纪末，欧洲被赚钱欲望烧昏了头的人们开始把眼光直接投向货币（贵金属）本身，社会上到处洋溢着“黄金渴望”。在这样的渴望中，哥伦布等探险家扬帆出海了。
恩格斯后来对这段历史有过这样的概括：“在15世纪末，货币之挖掘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从内部侵蚀封建制度到何种程度，可以明显地从欧洲在这一时期对黄金贪求无厌的心理中看出来；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在印度及整个远东地区搜寻着黄金；黄金这两个字变成了驱使西班牙人远渡大西洋的符咒；黄金也是白种人刚踏上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追求的头一项重要的东西。这种对于远洋航行和冒无数艰险寻找黄金的强烈愿望，最初是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形式中进行的，然而它毕竟在根本上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因为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农业，而其掠夺性的远征的目的，本质上在于获得土地。而且航海事业是一种毫无疑义的资产阶级的企业，这种企业的反封建的特性也在一切现代舰队上打上了烙印。”[16]9-10
哥伦布及其追随其后的探险家自己也没料到，他们对贵金属无休止的探寻，最后竟真的找到了丰富的贵金属矿藏，实际上是为过剩的生产能力开辟了新的宣泄出口――即把过剩产能引导到具有无限需求的货币产业中去，无意中化解了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随着美洲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不但巩固了欧洲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惊险转身，突破了经济停滞的瓶颈，而且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17]
六、从货币视角看近代中国如何错失资本主义大发展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和它的条件同时发展的，其中条件之一就是贵金属有足够的供给。因此，16世纪以来贵金属供给的增加，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8]380我们前面的阐述已经充分印证了这一论断。接下来要做的是，沿着一以贯之的货币视角，解开一个长久以来困扰我们的谜题：中国在文明发展程度上曾长期领先于西方，为何后来竟错过了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先机？
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所以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不在于他发现一片欧洲人未曾涉足的广袤土地，而是其后继者发现了产量极高的贵金属矿。虽然历史不承认假设，但我们在探讨历史可能性时不妨假设一下，假如郑和七下西洋时发现了贵金属矿，世界历史将会怎样重写？合乎逻辑的推论显然是：划时代的人物将是郑和，而不是哥伦布。只要美洲的贵金属矿首先由中国人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肯定会更远地把欧洲抛在后面。即使在探矿方面落后于人，中国仍有类似英国那样的崛起机会，即通过贸易进口贵金属，发展制造业，最终成为“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
在清朝的康雍乾时期，自从三藩平定之后，中原地区就没有战争，周边地区也没有长期的、大的战争。没有战争，社会上就没有大规模的破坏，因此社会安定，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当时的经济发展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为在过去几百年间，中国一直以物产丰富著称。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记载：“由于这个国家东西以及南北都有广大的领域，所以可以放心地断言：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在单独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可以发现有这么多品种的动植物。”并且，“我甚至愿意冒昧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否则的话，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代替。”[19]9不仅如此，中国还不断引进国外的高产农作物。美洲的玉米、花生、白薯等早在明朝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那时还没有广泛种植。清朝大批推广高产作物，粮食的产量迅猛增长。
由于中国拥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所以在19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中，欧洲根本就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手工业制品和农产品（丝绸、瓷器、茶叶）在欧洲占据了广阔市场，而欧洲却没有相应能够占领中国市场的商品出口。比如，中国人就不喜欢英国的洋布，认为不如中国土布耐穿。清朝末年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1835－1911）曾说过：“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着——棉、丝和皮毛。既有这些大宗物产以及无数土制副产品，所以它不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0]7所以，英国对华贸易年年逆差三四百万两银元，英国的金币银币大量流向中国。也就是说，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从公元1500年到1800年这三个世纪，在当时中国人眼里，欧洲所能生产和出口的最重要商品，就是金银，而这些金银正是从美洲的殖民地掠夺而来的：“秘鲁的银不仅运往欧洲，而且从欧洲又运往中国。”[21]121据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估计，当时全世界的白银总产量为12万吨，其中6万吨流入了中国。贵金属大量流入中国，其效果与流入西欧一样，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刺激作用。当时的中国，俨然就是个前近代的“世界工厂”，坐拥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成了事实上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心。相反，欧洲则是当时世界经济结构的外围，靠了美洲的金银才能登上以中国为火车头的世界经济列车。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般消费品的主要竞争优势在于“性价比”，惟有作为价格标准的贵金属，才是全世界一样的。一般商品的“性价比”不如人的国家，只有通过输出贵金属，才能分享到先进文明的成果。这一规律，在贵金属充当货币以后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已经是不断被证明了的。而人们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有时是需要外来刺激的。只有源源不断的货币供给，才能刺激永无餍足的需求。如果没有这种刺激，一个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经济社会就会在富人阶层的消费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水平上出现停滞，过剩的生产能力将大量闲置。正如斯密所说：“我们的祖先之所以懒惰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激励人们勤奋的奖励。谚语说得好，玩可以不为了什么，工作可不能无所得。”[22]223因为人们只会对货币产生无限占有欲，所以货币才是对工作的理想奖励。著名的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其实只对货币这种特殊的商品有效。总而言之，任何社会，不管文明发展程度高低，只要不断受到外来货币的刺激，人们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就会被激发出来并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接着，就像已被西欧历史证明的那样，这个社会迟早要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本来也不应该是个例外。
可惜，中国经济领先的势头后来被鸦片的输入中断了。
鸦片原产于阿拉伯、印度等地，唐中期由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最初中国人把鸦片当作药物服用，《本草纲目》[⑥]中也有记载。明末清初，中国人学会将鸦片与烟草混合的吸食法。1688年清朝废除海禁重开南洋贸易之后，首当其冲与外界接触的闽粤地区便最先从台湾士民处学到了后来广为流行的南洋鸦片吸食法。大约乾隆年间（1736－1795年），吸食鸦片的方法迅速由沿海传入内地，各地很快出现了一些专卖鸦片的烟馆。[23]27-29中国人吸鸦片成风，终于让一直渴望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人等到了一个绝佳机会。各方面产品都不具竞争优势的英国为了遏止贵金属的流出，利用东印度公司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低价收购，制成鸦片后由专卖局在市场上高价拍卖给鸦片贩子，让他们走私到中国。据不完全统计，在19世纪最初的20年中，英国每年平均自印度向中国输入鸦片4000余箱，到1838年、1839年激增至3.55万箱，价值将近2000万两，占当时英国输入中国货物总值的二分之一以上。
伤天害理的鸦片贸易，不仅损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的健康，而且使中英贸易完全逆转，中国每年要流出白银一千多万两。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事件。接着，信奉“强权即公理”的英国人派出舰队远征中国，于是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两战均以中国战败告终。
随着中国的衰落，西欧才有机会崛起。在英国工业革命近100年后，即1870年前后，英国终于可以把机织的廉价纺织品大量倾销到中国来。与此同时，鸦片贸易也渐达高潮。19世纪80年代，鸦片进口年均高达7.2万箱，占进口货总值39.3％；90年代有所下降，仍保持在20％左右；约值3000万－4000万两，一直居19世纪进口货的首位。[24]从这个时期起，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开始持续地从顺差转为逆差，并一步一步地沦为西方经济的殖民地。
从以上分析可知，中国在近代错失资本主义大发展机会的原因，正是由鸦片贸易造成的货币流入中断。当然，这仅是经济层面上的分析。鸦片之所以能荼毒全国，内因还在于国内的吏治腐败，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总之，面对同样的机遇，西方列强崛起了，曾经领先的中国却衰落了，原因肯定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七、结语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货币量的增加在经济发展史上的关键作用，仍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经过分析我们已经看到，目前在理论上流行的货币数量论、货币中性论实际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历史上货币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反而常常有促进经济繁荣、避免经济危机的作用。目前，美欧诸经济强国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不约而同地采用非常规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事实上就是让央行增印钞票注入日益疲软的经济体。从历史的眼光看，这只不过是步当年到新大陆寻找黄金的欧洲殖民者的后尘。不同的是，当年的殖民者并不知道贵金属矿的开发可以避免经济危机，而现在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则非常希望增印钞票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如果不对现代金融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样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缺陷外，现代金融制度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缺陷，就是它已经完全丧失了吸纳过剩生产能力的功能。现在，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再研究，才让我们有理由展望：只要站到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基础上，正确掌握货币的本质，摒弃错误的成见，进而对目前的货币发行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那么，在增加货币数量的过程中既不引发通货膨胀又能根治经济危机，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本文发表于《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期，发表时略有删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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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16世纪，这个世界大概是头一次遭遇到规模异常大的持久的通货膨胀。我们必须牢记这一事实。”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英]沃纳姆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即使对于这“头一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用货币数量论来解释也是错误的。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0）。
[②] “实际上自两晋到唐宋，布帛从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支付工具。”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126）。
[③] “中国的布帛，历代都有定式，汉以后都是阔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后魏仍遵用这定式，布帛每幅宽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其间曾一度发生粗制滥造的情形，所以在延兴三年（公元473年）颁令严格依照标准。”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141）。
[④] “当钱币缺乏的时候，或当币制太不统一的时候，或当货币购买力波动得太厉害的时候，谷帛的货币性马上增强。有时甚至于完全代替钱币的地位。这种事情，在外国也有过（英国16世纪有些地租，三分之一用谷物支付。法国革命时的宪法第173条规定立法官的薪俸用小麦支付。日本则一直到明治维新时还用米谷纳税。）。”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139）。
[⑤]这里所说的消费品包括生活消费品和生产消费品（也就是资本品或生产资料）。
[⑥] 《本草纲目》是16世纪明朝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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