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价值观整体偏右，经济越发展，趋向越明显。
唯有实施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分红，方可实现社会结构制衡。
一
看标题，或许有人会说：讲国企改革，你就讲国企怎么改革，别扯那些没用的！
我要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企改革更如是。
如果政局不稳，犯了颠覆性的错误，走了改旗易帜的邪路，还有你国企什么事？国企都没了，还谈什么改革？即使还有国企改革之说，必定也是加快国企私有化的“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国企党建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开篇就问：“讨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首先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还要不要？”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习近平总书记接着说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听听这话的语气，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
“国企还要不要”，怎么就成为党中央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
从阶层或职业来划分，私企老板尤其是大金主，肯定有想法，但是他们不会傻到自己出来说；政府官员中有糊涂者或装糊涂者，但是真要说不要国企了，也要掂量场合和分寸；普通劳动者没有感受到国企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从各种网络传播渠道看到听到的，多是国企的负面信息。他们即使有情绪，也无法表达，顶多就是在反国企大V的帖子后面跟个帖、起个哄而已。他们是极易被带跑偏的庞大群体。
谁在带节奏呢？
我在“序曲”一文中提到：“据我个人的观察，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在讨论国企要不要的问题上，态度相当暧昧。而且，越是名气大的知识分子，反国企的倾向越明显；越是经济发达的区域，反国企的气氛越浓厚；踩国企者必然热衷于捧私企，更容易获取社会资源。”
各位可以对照检查上述所言之虚实。
你还认为我将国企改革与政局稳定联系在一起，是瞎扯淡吗？
总书记还说：“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
所以我说，就国企谈改革，把国企改革交给学院派或海归派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并寄予厚望，本身就是一个谬误。
开篇那两句话，我再重复一遍：“中国知识分子价值观整体偏右，经济越发展，趋向越明显。唯有实施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分红，方可实现社会结构制衡。”
这是我曾写到一半写不下去的文章的标题。
如果直抒胸臆，踩到别人的尾巴，戳到别人的痛处，怕是要得罪人的，随时有可能被投诉而封号。而我的大招还没放出来，不划算。
我写的《全民所有资本市场化监管基本法——回归科学社会主义本源的国企改革新思路》，已经在微信公众号发表，也被一些网站转载了，算是网络留痕留声了。
如果今天这篇文章“出格”了，就此被投诉封号了，无所谓。
二
考虑到一些读者不喜欢阅读长文，也不喜欢耗神思考，我将核心观点提前简述一下。看完本小节，后面的展开阐述部分，就可以不必看了。
核心观点：
1.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取向，对社会的影响极其巨大。而知识分子的阶层属性，又决定了其自由化和精英化价值观，也决定了其与资本权贵天然的依附性和融洽性。资本权贵无处不在，但是站台鼓噪的，总是少数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诩为“意见领袖”。
2.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立党立国的宗旨，是为以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谋利益，具有强烈的统一领导、集体主义、共同富裕、群众路线等基本特征，这必然与资本权贵统治秩序相背离，也与自由化和精英化价值观相冲突。这是社会主义中国与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最大的特色。
3.在“前三十年”，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一切，皆与机关、学校、厂矿、公社等组织直接捆绑，并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保障。因而，他们衷心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有形的资本势力消弭，无形的资本意识在人的内心蛰伏，表现为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彼时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和精英化价值观，遭到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整体性压制。即使有“犯上”，却基本上“作乱”不得。
4.改革开放以后，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被动地脱离公有制的集体怀抱，投身市场经济大潮，在资本的驱使下辛苦劳作，自生自灭。因而，他们逐渐对公有制优越性脱敏，对社会主义理念无感。他们是沉默且沉没的大多数。而此时，知识分子阶层日益发育壮大，独立成形，与资本权贵加速合流。自由化和精英化价值观肆意生长，原形毕露，并深刻影响着沉默且沉没的绝大多数。现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之。
5.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允许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那就需要求同存异，相互妥协；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效率优先，又要防止资本意志随经济势力做大而独大，那就需要出手干预、扶正制衡。实施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分红，以眼见为实、真金白银的方式，向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诠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唤醒其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者的主体意识，由此强化（或曰“恢复”更为妥帖）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拥护，并以此为基本盘，形成对自由化和精英化价值观的社会结构制衡。
6.以社会结构制衡方式处理阶级（阶层）矛盾和价值观分歧，基于经济手段而非政治打压，基于制度安排而非以暴制暴，能最大化缩小贫富差距，抚平群体焦虑，稳定社会预期，求取社会最大公约数，因而也从根本上符合资本权贵及知识分子阶层的长远利益。
三
不喜欢阅读长文，不喜欢耗费神经深入思考的读者，可以不用往下看了。
此前我有一篇文章（见《为公共知识分子正名：从“高贵的背叛”到“无非一念救苍生”》），说过“我的观点会让很多人感到不适”，即“知识阶层及其知识分子，在价值观上是整体偏右的”。但是限于篇幅而没有展开。
今天索性把话说透。
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在共和国历史上，尤其是前三十年，为什么知识分子会遭遇那么多的“苦难”？
所谓“苦难”的载体，主要但不限于1959年的反右和始于1966年的文革（改革开放以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算一个大事件）。
当然，我必须用双引号来标注苦难这个概念。
其一，并不是所有的经历者都认为那是一种苦难。有很多知识分子把那一段经历当做是一种磨炼，乃至人生财富，含有“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意境。
其二，知识分子认定的这些“苦难”的推动者，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教员的伟人，他的原始出发点并不是故意跟知识分子过不去，而是要治病救人。俗话说良药苦口。你总不能说医生给你治病是给你苦难吧？
其三，更主要的是，“苦难”虽有外因，但内因却是主要的。这是知识分子固有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制度、文化、规则冲突导致的必然结果。说句不好听的，带有一定的“自找的”成分。既然是你“自找的”，那当然不能用苦难来形容。
读到这里，是不是有一点不适的感觉了？
有人认定，教员天然地对知识分子反感，所以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知识分子动粗，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捎带上对知识分子的整肃，有时候则直接以知识分子为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
这样的认定，似乎占据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学界对前三十年的评价。也正是由于持有这样的评价，他们至今没有走出对历史的误读，也没有看清前路。
当以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坊间不认同他们对前三十年的评价，他们就说中国民智低下，还需要继续启蒙。甚至有人喊出了“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才能完成启蒙”的荒谬说法。
当那一批以启蒙为使命的“公知”，在遭到网民的全力狙击而狼狈溃逃、臭了大街的时候，他们哀叹文革阴魂不散，责怪国民的素质不行。
当西方列强逐渐强化对中国的全面围堵，持“有话好好说”“中美都有错”观点的他们，与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网民发生正面碰撞，他们贬斥对方为“小粉红”“民粹主义”“爱国贼”。
在我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到现在都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没有吸取教训。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将继续在反复犯错的逻辑通道里狂奔。只不过，这一次，可能没有伟人出手管束他们了。他们狂奔的同时也在狂欢。毕竟，在资本为王的年代，他们即将胜出。
四
我说“知识分子的阶层属性，决定了其自由化和精英化价值观，也决定了其与资本权贵天然的依附性和融洽性”。
何以见得？
我还是从人性角度解剖知识分子的德性。
这里所说的德性，加重语气，单独使用，在北方就是讥讽人的话，表示看不起他的思想作风和行为举止。
我这里没有骂人的意思。从人性的角度来解剖任何阶层的任何人，都逃不脱某种龌龊与不堪。用德性一词，十分贴切，恰到好处。
知识分子的德性，是其所处在的社会地位及其角色所决定的。我这里用的是“社会地位”，不是阶级或阶层的概念，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套用或混用。
教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运用的社会分析方法，完全适用于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及其角色的分析，也适用于近百年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酝酿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再次研读教员的这篇宏文，惊叹于伟人的历史洞察力及其思想穿透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位列《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是教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开篇之作和扛鼎之作。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在任何社会形态和不同发展阶段，都介于整个社会金字塔结构的中上层位置。
知识分子不属于最上层。最上层的资本权贵虽然肯定有知识，也有部分脱胎于知识阶层，但肯定不主要靠知识的多寡来上位。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以后，家族门阀的世袭传承和政商通吃，才是社会最上层的主流。
知识分子也不会是最下层。最下层占绝大多数的，肯定是普通劳动者。知识分子大体上属于脑力劳动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少数知识分子穷苦潦倒，不属于阶级分析的范畴。
用中间层来确定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或者用“中产阶级”概念，似乎都也不完全准确。
大概其，简单论，那就属于社会中上层吧。
确定了这个“中上层”的社会地位以后，那么，不管是用政治学，还是用经济学、社会学乃至生物学原理来分析，都基本上能大致推导出知识分子的阶层属性及其价值观。当然，我更愿意从人性的角度，用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逻辑给知识分子画像。
因其“中上层”地位，与顶层资本权贵本身就可无缝衔接、天然融洽，且大概率有机会向资本权贵阶层流动，至少也是资本权贵所依仗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阶层总体上属于保守主义，亲近资本权贵，对以资本权贵依托知识分子施行的统治秩序持维护态度，因而对人世间的不公，对来自底层的躁动，持表面同情、实质冷漠的态度。
因其“依附性”，大概率要为资本权贵的统治秩序唱赞歌，至多是小骂大帮忙。知识分子谋生的领域和手段，看似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为工具，其实早已被资本悉数渗透。知识分子总以为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实际上一直被资本牵着鼻子走，必须服从资本的意志而不自知。
除此之外，由于知识分子具有高于普通人的学识，便以为掌握了世间真理。由于其学识多来源于、甚至仅来源于书本，便时常与现实脱节，极易堕入自命不凡、众醉独醒的自我认知陷阱，表现出自由散漫、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德性。他们本能地蔑视政治权威，反对任何限制，向往绝对自由。
古今中外，大抵如此。
五
如果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德性可以“人畜无害”。
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一定是资本权贵。不管是本土资本权贵，还是国际资本权贵，亦或是以宗教、军阀为载体的资本权贵。知识分子阶层必须依附之，也必然自觉依附之。
为便于以财富优势地位实质性操控政治和社会，资本权贵不约而同地奉行完全相同的“潜规则”，即以民主的名义，防范任何可能脱离资本意志的政治权威；以自由的名义，放任资本横扫一切想去的角落；以法治的名义，让财富成为决定控辩质量进而脱罪的筹码；以平等的名义，维护社会资源占有严重失衡的既定格局。
以上所剖析的资本主义社会属性的民主、自由、法治、平等，除了具有极强的伪装张力以外，还正好暗合知识分子阶层的自由化和精英化价值观。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原则上不具有“犯上作乱”的动机。相反，知识分子阶层是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稳定的中坚力量。
如果有知识分子觉醒，要对资本权贵统治秩序说不，可不可以、可不可能呢？
前面说了，知识分子谋生的领域和手段，看似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为工具，其实早已被资本悉数渗透。
少数知识分子“犯上作乱”，掀不起风浪，正好可以作为民主自由的注脚和点缀。
如果成气候呢？
那就直接端你的饭碗！
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看似一个极端仇视共产主义的狂热政客（麦卡锡）的个人行为，实际上是资本权贵体系齐心协力、心照不宣的一次“杀鸡给猴看”，通过解雇、不聘用的经济手段，对质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进行绞杀。麦卡锡主义之后，美国知识分子对资本权贵的依附性，达到登峰造极且天衣无缝的境地。
如果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德性必然“香水有毒”。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维护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普通劳动者既没有财力玩民主选举政治，也没有精力参与自身精疲力尽生活之外的政治游戏，还大多不具备引领社会意识形态的知识储备。
故而，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玩法搞以金钱为基础的选举，也不适宜将严肃政治议题完全交由大众投票表决，同时还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能代表普通劳动者利益的政党长期执政。同理，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节制资本的野蛮生长，防止资本向政治、文化、传播、司法等意识形态领域渗透。
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性质与知识分子自由化、精英化价值观相抵触的结构性矛盾。
看透这一切，想明白其中的道理，就能理解共和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知识分子深度参与其中，并历经“苦难”的政治事件了。
上述政治事件的产生与发展脉络具体细节，恕我不能再展开了。否则，随时被冠以“文革余孽”之称。
看到当今学术界津津乐道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我在想，如果不做一些制度安排，任由经济社会结构自发地发育下去，社会稳定并不必然出现，而社会危机将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哪个角落、以什么方式不期而至。
六
或许有人会说，讲国企改革，讲社会结构制衡，你一直揪着知识分子价值观来讲，你怎么不直接怼资本权贵呢？
我的解释是：
第一，资本权贵大道无形，犹如唐吉坷德眼中的风车怪兽，你无法聚焦挑战之。而具象中的私人企业主，现如今正是时代的宠儿，维护其包括社会形象在内的权益，是当今中国舆论场上的“政治正确”。我现在不讲，不代表以后不讲。
第二，资本权贵很聪明，很少直接跳到前台。反而是知识分子群体，自觉不自觉地主动承担起维护资本权贵利益的责任。比如在反国企的声浪中，主要就是学术界和舆论界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号称“公知”的那部分人。
第三，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群体的帮腔，从阶级（阶层）力量分布和动员能力来看，中国的资本权贵根本没有“撞墙沉船”的勇气和能量。
第四，我揪着知识分子价值观做文章，说那么刺耳的话，无非还是遵循教员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自己也是知识分子的一员，我也绝不希望历史上曾发生的悲剧，无可避免地在眼前发生而无能为力。
回到主题——如果实施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分红，让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能获得社会主义公有制带来的直接利益，必然带来全社会人心向背的巨大而显性的变化。我相信，知识分子群体本身也会由此发生分化。而剩下的少部分固执己见者，将不得不面对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从利益和情感两方面的强烈抵制，而不得不有所收敛，或偃旗息鼓。
若如此，对各方、对中国、对历史，都是最好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