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摘选自江涌作品《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

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忽视、侵蚀、毁灭乡村与农业文明。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它表达一种对时间的敬意与敬畏。但是，太多的中国城市是在几年间建成。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中，相关地方政府部门、银行与开发商结成的利益集团，将古老的“五行说”之中的“土生金”（也就是土地的价值）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有什么法律、道义的力量能够阻拦利益集团的推土机。原来推土机只是推平城市郊区的耕地、林地；时下，推土机已经驶入农村，推平农民的宅基地。在安徽、山东等多个省份兴起的“灭村运动”，将农民“请上楼”，将农民人为升格为无就业途径、无收入来源、无基本保障的“三无”市民。

实际上，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是在牺牲农村、农业、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30年前如此，30年后亦然。户籍制度人为地垒砌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将共和国的公民分割成市民与村民。然后，再采用各种手段（机制化、政策化甚至法律化），将农村各种资源人为地调集到城市，供市民廉价甚至免费享用。很多农民工选择城市其实多半是一种无奈——他们只是希望生活不要变得更糟糕。这是因为，政府对农村发展（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基本保障）的长期漠视，人为拉大城乡发展差距，将广大农村青年、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以及闲置资金等诸多资源吸引、驱赶到城市。

笔者2002年来到北京，记不清单位门前的街道已被开膛破肚多少次，印象至深的是“扒路军”在不知疲倦地为日益攀升的GDP做贡献。然而，直到2008年，笔者安徽无为老家因沐浴“村村通”的阳光雨露，方才修了一条一次仅能通过一辆中型卡车的简易马路——单行道，现代文明似乎“一步到位”。农村投资的严重不足与城市投资的严重过剩交相辉映。经营城市的一个“杰出硕果”就是拉链工程层出不穷，“废物市民”（无所事事醉心于声色犬马、养猫遛狗族）比比皆是。

加剧人与人、城与乡的对立。城市经营者实施的“土地财政”的收取和使用严重透支了未来收益。地方政府出让的用于各种用途的土地的使用年限在40-70年不等，土地出让时，对按照年限累计的地租实行一次性收缴，用于当期城市“形象工程”等各类支出，表面上增加了当下财政收入，实质上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收益，“寅吃卯粮”势必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造成现人与后人的对立。

中国的城市化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改变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而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三元经济”与“三元社会”，即在市民与农民之间，诞生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 据国家统计局对31个省(市区)调查资料统计，2009年中国农民工已达2.3亿人，其中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约为1.5亿人。在城市中，集中从事低工资、低待遇的脏活、累活、单调活或危险活。他们“候鸟式”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既非工非农，非城非乡；又亦工亦农，亦城亦乡。中国学者高明，称之为“半城市化”或“准城市化”。说“半”仿佛是一个人一只脚迈出了门槛，另一只脚仍然停留在门内。抑或处于“城市留不下”，又“乡村回不得”的尴尬境地。

多年来，一度无比骄傲与荣耀的市民，被城市病折腾得越来越没有了脾气。但是，无论如何，相对于广大农村、农民，中国的市民在骨子里依然还存在一丝优越感。他们可以随便在马路边找一个农民工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好好读书，出人头地，否则“这个人就是明天的你”。

在西方以及后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贫民窟”的出现非常普遍。多年来，中国则为自己没有这一“城市伤疤”而感到自豪。尽管没有贫民窟，但是中国有棚户区，有“城中村”，有“胶囊公寓”，有拥挤不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城市居住群体逐渐分流成三个层次，即“天上人间”的富贵层、地表的普通市民层，以及地下的农民工层。在诸多光鲜大楼的背后隐藏着“城中村”与“棚户小屋”。在被视为“城市毒瘤”的“城中村”里，违法建筑私搭乱建、治安恶化、环境脏乱、消防安全存在隐患等问题比比皆是，不少村子成了黄赌毒的温床。

中国城市化没有产生“贫民窟”，除了有强大、无坚不摧的“城市管理”力量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农民工在农村有田地，就业生活仍有很大伸缩性，在城市失业可以回到农村，拿起锄头，重操旧业。农村的那一小块田地不仅是农民工眷恋的故土，更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后防线。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讲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真实状况。这种令人焦虑的状况，在2006年农业税被全面取消后尽管有所改善，但是“三农”的“苦、穷、险”并没有得到根本逆转。如今，随着畸形城市化不断推进，资本下乡，土地流转，城市扩张，农民纷纷失地，赖以安身立命的小块土地逐一丧失。衰落的乡村、裂变的社区、游走城乡的农民工、日趋严重的“城市病”……，都在指向一个目标：中国的城市化歧途还能走多远？

更多分析，详见江涌作品《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