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 涌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在全球化下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大国，中国的国有企业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与现实重任，是其他任何一类企业制度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类安全中扮演着重要地位与作用，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民族精神的传承者、社会责任的肩负者、经济调控的执行者以及干净财富的创造者。

　　在世界范围内，国有企业在理论上不仅易于达成“社会责任和义务以及公共政策目标”，而且在国家利益拓展、经济基础夯实、社会与经济安危中，扮演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

　　一、国有企业能够有效约束资本的贪婪

　　人世间，最贪婪的莫过于资本。马克思在谈到资本时指出：“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贪婪一方面可以焕发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生产力，资本主义在它不到100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则不折不扣地产生无穷的破坏力，将自然环境、道德良知、社会秩序等一切积极社会要素，无一例外地拖进了市场这个“撒旦的磨坊”，碾个粉碎，社会的无穷灾难便由此开始。

　　政府的权力、大众的民力与企业或资本的钱力构成现代国家的三大基本力量，实践表明，若“权力—钱力—民力”三大力量保持相对均衡态势，社会则能保持相对稳定和谐。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府权力凸显，积极有效使用民力，但资本钱力始终是遏制对象。进入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利用其强大的钱力，不仅奴役民力，而且俘虏了权力，使权力与民力一道，成为企业的生产要素。强盗贵族们一方面利用他们豢养的学者、操纵的舆论，鼓吹自由民主，全方位有效地制约监督权力；另一方面，对外不断推进市场扩张，对内实行高度集权统治，建立起没有边疆、没有约束的“公司帝国”。一个清晰而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大众、普通公民可以肆意攻击、谩骂他们的政治领袖，但是公司员工绝对不可非议他们的经理老板；企业老板们可以任何一个理由让他们的员工加班加点，不辞劳苦地在世界奔波，而政府的权力根本无法企及。

　　节制资本，即用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来约束不断扩张与日益嚣张的资本，在经济自由主义复辟之前，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也是倡导“节制资本”的先行者。孙先生一方面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又主张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由国家经营主要工业部门。民生主义的一大要义就是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样既能“防资本家垄断之弊”，又可“合全国之资力”以发展实业。

　　节制资本，就是给资本戴枷，让资本的血管流淌道德的血液。首先要用国家的权力来制约资本，改造资本，为资本建章立制，确立活动框架，这就是资本国有化。其次要把社会的民力引进企业中，来控制资本，这就是资本社会化。以国有化或社会化节制资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探讨了很多种方式，最终证明，国有企业是最有效的方式。我们知道“鞍钢宪法”与“两参一改三结合”，这种资本国有化、社会化是非常有效的，对资本进行有效的约束，使个人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同时都能得到兼顾的一个很好的现代企业经营机制和组织形式，这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兼有部分政府与社会职能，是实现“权力—钱力—民力”和谐的最积极尝试。

　　二、国有企业可以有效避免全球化下资本扩张的负面效应

　　贪婪的资本与生俱来便遭遇“利润率平均化”与“边际报酬递减”的魔咒。为克服这两大魔咒，资本在技术结构上不断信息化，在形态上不断虚拟化、金融化，在空间上不断全球化、国际化。

　　资本由工业资本到商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形态越来越虚拟，相应的国民经济也越来越虚拟化、泡沫化。资本在虚拟化、泡沫化过程中，不断稀释真实财富，最后达到转移财富的目的。这是当代资本金融化、热钱化，以实现赚大钱、赚快钱的主要途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资本于国际、全球扩张，除了要摆脱 “利润率平均化”以及“边际报酬递减”的魔咒、获取垄断利润外，另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摆脱工会力量(民力的一种体现)与“政治工资”(权力的一种体现)的约束。资本的横向全球化与纵向虚拟化并行不悖，因为现代大型企业集团，都有自己的投资机构，宜工则工，宜商则商，能乘机捞一把就不会放过任何投机机会。

　　资本的虚拟化与全球化，在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仅给东道国政府与大众带来压力，而且也给母国政府与大众带来挑战。跨国企业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收益，其利润如滔滔江水，源源不绝。但是，企业利润的增加并未导致母国国库收入的增加，至少是没有同等幅度的增加，因为跨国企业可以在税率极低的甲地注册，用乙地资源，到丙地生产，于丁地销售。即企业可以利用国际分工，利用转移定价等手法，轻松逃避税收。而为吸引企业留在国内，保住国内就业，政府在企业的压力与游说下则不断调降企业税负，如此进一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全球化、金融化消极影响的开支不断增加。企业跨国生产、转移服务，导致母国失业增加，从而使政府的福利性支出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掏空产业，卷走就业，输出资本与利润，留下程度不等的烂摊子，最终都要由政府收拾。一些大企业、大机构因金融投机不慎，深陷债务囹圄，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胁迫下，政府还不得不伸出援手，如此将私人机构债务国家化。这样，政府的包袱越来越重，踟蹰前行。2011年7月底，美国两党为“提限减赤” 进行恶斗时，美国国库的资金尚不仅苹果公司的流动性。日本学者研究认为，美国跨国企业存款有2.3万亿美元，日本企业也接近0.9万亿美元。当国家快破产的时候，企业有大笔的流动资金。当家庭快破产的时候，企业却可以一掷千金。

　　很显然，全球化使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成了最大赢家，而国家、政府、社会、大众成了输家。美国前总统查尔斯？威尔逊有句名言：“凡是对美国有利的，必然对通用汽车有利，反之亦然。”如今，越来越清晰的态势是，凡是对通用汽车有利的，未必对美国有利，甚至有害。2008年危机前夕，美国家庭债务高达GDP的130%，如今依然为GDP的120%；美国主权债务累积已高达GDP的100%；若加上医疗、养老等或有债务，一个刚出生的美国公民，就得背负至少17万美元的债务，折合人民币就是名副其实的“百万负翁”。至于日本、欧洲等其他诸多发达国家，债务重负与美国类似，有的更加严重，如日本主权债务累积已高达GDP的200%，而欧洲PIGS诸多国家业已深陷债务危机。

　　跨国企业能够轻易避税、逃税，关键就是全球化、金融化、信息化导致的“无国界”为资本的肆虐贪婪提供了新便利。与越来越少约束的私人资本相对照，国有企业在政府权力与社会民力的多重约束下，其社会价值导向远远超出经济利润冲动，更为关键的是国有企业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国界与国家烙印。因此，越来越严重的跨国逃税与避税、随便辞退职工或压低工人工资、违背或损害国家利益等私人企业通病，在国有企业那里鲜有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或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资本奴役民力、俘虏权力被有效遏制，如此为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国有企业可以有效抗衡跨国资本的垄断与扩张

　　当今国际市场，于各行各业横刀立马的尽是跨国垄断公司，如波音与空客两巨头垄断大型民用飞机制造，ABCD四大粮商垄断国际粮食贸易。在当今世界，如果你把国家和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体放在一起进行匡算的话，在前100个经济体当中，大型企业的数目超过国家，诸多跨国公司都有相当于波兰这样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规模。

　　跨国公司富可敌国，强可灭国，是一个个强大的“公司帝国”。凡是世界所有的能够给它带来利润的地方，它都能渗透进去；凡是所有能够阻止他获取利润的东西，它都要把它摧毁掉。全球化条件下跨国资本的扩张和渗透基本是无止境的。所以，如何抵抗这些富可敌国、强可灭国的跨国公司的扩张，很严峻地摆在世界那些后进国家的面前。在后进国家当中，通常都是些弱小的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几乎都是以原子化和碎片化的形态呈现在跨国公司面前，这样如何能抗衡跨国公司的扩张，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当然，也有一些民族企业家、政治家振臂一呼试图把民营企业组织起来，来抗衡跨国公司，这无异于以卵击石，这是把小舢板拼组起来，自以为这就是 “航空母舰”，然后跟真正的航空母舰抗衡，这是非常不现实的。环视全球，市场不断开放下的后进国家民族企业多半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获取低廉利润，难以做到资金、技术、人才的积累而实现自主创新，由此很难成长为可与跨国公司匹敌的巨型企业。在跨国企业遭遇困境时，往往成为风险转移与危机转嫁的对象，多半长期为基本生存而不断挣扎。

　　现实的选择是，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只能以国家垄断来对付跨国垄断，这个国家垄断就是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透视日趋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大凡有国有企业存在的行业与领域，其相对应的国家经济安全都有不同程度的保障，很显然国有企业的实力、竞争力与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度成正比。

　　实践也证明，只有国家垄断才能对付跨国垄断。新兴市场在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当中能够具有一席之地，如今一些新兴大国甚至能够实现群体性崛起，就是因为在这些新兴大国当中，有一批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利用各种相对优势，在某一行业、某一地域，以垄断对抗垄断，即以国家垄断抵御跨国垄断，以“地头蛇”的方式来对抗“强龙”，从而为自己赢得了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这些国有企业与跨国企业正面竞争作战，本国的私营企业在后方、在狭缝中赢得生存与发展机会，如此也不同程度地保护了本国弱小的私营经济。而且在关键的时刻，在西方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的时候，新兴国家的国有企业还可以反戈一击，在国际分工中为自己争得更多的利益。

　　四、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危难时的最可靠依托

　　国有企业是跨国资本的死敌，因此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是跨国垄断资本处心积虑的目标。在强化市场竞争的同时，跨国垄断资本则另辟蹊径，从东道国内部的政策与法律入手，从相关代理人与利益集团入手，想方设法诋毁国有企业，直至消除国有企业。跨国垄断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其基本要义就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扫清垄断资本扩张的障碍。

　　跨国资本要在全球顺利实现扩张，就必须要消除东道国的国有企业，然后把跨国资本的垄断根植在被征服的新兴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公司帝国。从一些拉美国家、非洲国家，还有南亚的部分国家的结果来看，凡是自由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后来都成了跨国垄断资本的乐园。因为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都是一个概念，其结果都指向国际化，悉数进入跨国垄断资本的棋局，成为跨国公司的盘中餐。

　　比如，在拉美的阿根廷，由于新自由主义的严重渗透，政府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市场化了。国有企业私有化、市场化，都要经过股份制改造，其结果要么进股票市场流通，要么被私人股本公司整合，最后这些企业股份都流转到了跨国资本的手里，主要流到了美国跨国公司的手里。如此，阿根廷的经济命脉基本掌握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手里。国际资本为了获取垄断收益，不断在阿根廷兴风作浪，直接导致阿根廷发生金融危机。而当阿根廷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达国家请求资金援助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达国家银行要求阿根廷用相关资产抵押。但是，阿根廷早已把国有企业卖光，贷款请求被无情拒绝。所以危机发生后，阿根廷的民众、政府只有忍受危机的煎熬。

　　相反，墨西哥政府在市场自由化的时候留了一手，包括石油、铁路、电信等企业仍控制在国家手里，当然电信后来也被私有化了。当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用这些国有企业做抵押，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发达国家的及时贷款，墨西哥政府用这些贷款平息了危机。在俄罗斯，普京执掌克里姆林宫权柄后，对叶利钦时期的自由经济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全力收复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行业，重组国有企业，保证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与国际地位因此有了明显改观。

　　五、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

　　按照毛泽东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看，民族资产阶级有其典型的两面性：依附跨国垄断资本，成为其国际分工链的一环，决定其软弱性；受跨国垄断资本的欺压与剥削，决定其斗争性。民营企业在生产力上有积极的一面，可以促进国家经济的繁荣，在生产关系又体现出妥协和软弱的一面，他们只会“傍大款”，当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他们是国有经济的补充；到了跨国资本居于垄断地位的时候，他们则是跨国资本的附庸。

　　中国有很多民营企业，多年来通过各种渠道与途径向国家要政策，向国有企业要地盘，国家给了政策，国有企业让了空间，它们由此也发展起来了，长势良好。但是，当跨国垄断资本以极高的溢价实行收购时，它们就缴械了，成为跨国资本进军中国的铺路石。这种情形很多，中国物流业的“集体沦陷”就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我们可以依靠民营企业来实现社会经济的繁荣，但是繁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追求的目标是繁荣过后还要富强。要富更要强，富而不强是危险的。纵观世界，有很多国家尽管很富，但是不强，最后这些国家都陷入资源的魔咒，都陷入动荡的深渊，因为它们没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财富，使自己的国家陷入战乱动荡的局面。

　　如果说，民营企业在经济效益增进上职能显著，在社会效益增进上有待进步，但是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则不能也无法寄托期望。道理简单，那就是不可以期待“跪着造反”来实现革命，自然也不可期待，作为跨国垄断资本的附庸，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当我们倡导“发展是硬道理”的时候，中国可以依靠私营企业、民营经济来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但是，当我们要突出建立富强国家、看护好创造出的财富、强调“安全也是硬道理”的时候，就不能过多指望民营企业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多家媒体披露，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都准备了好多本护照，相关报道显示，快富暴富的房地产商有七八成随时做好登岸弃船的准备。因此，指望这些企业、这些人来维护我们的经济安全，太不靠谱了。我们也不应该指望让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维护我们的安全，他们为我们创造繁荣、创造财富已经是了不起的事了，那么谁来维护我们的经济安全，帮我们看护好我们创造的财富呢？作者认为，惟有国有企业。■

　　江 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