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中国有代价的粮食安全
科学时报“问粮”系列报道之二
［科学时报 洪蔚 报道］尽管“以粮为纲”的口号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渐行渐远，但当2008年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一路飙升，整个世界都在探讨粮食危机的大环境下，很多人不得不开始担忧：中国这个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家，将面临怎样的险境？
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李昌平——这个曾在2000年含泪给总理写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原任乡党委书记、经济学硕士。在全球都在关注粮价的当下，他打破了多年来“不参与粮食问题讨论”的沉默，为本报作出这样的判断：
中国粮食的生产潜力是安全的，中国粮食安全是有代价的，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政策底线的。
中国粮食是安全的
19世纪马尔萨斯就提出过，在世界范围内人口增长与粮食增长之间存在不平衡，为人类未来吃饭的问题表示出忧虑。10年前，美国学者布朗更直接发出“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在这个问题上，李昌平的回答简单而充满信心，“已经度过了人口增长高峰的中国人可以养活自己”。
李昌平分析说，建国以来，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4亿多，在这30年中，除“三年自然灾害”外，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粮食安全问题，并且还是粮食净出口国。在1979年到2008年的30年，中国人口又增长了4亿多，依然是粮食净出口国。以现有的人口增长速率计算，从2009年到2039年的30年，中国人口顶多增长1.8亿。已经度过了人口增长最高峰的中国，单纯因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压力，会比前两个30年小很多。
他的结论是，尽管未来30年，粮食产量的增长未必会超过前两个30年，但无论从土地利用、生产力水平，还是从科技进步的角度评估，中国粮食实现自给，应该不是太艰难的事。
李昌平分析了影响粮食生产的几个主要因素。
先是土地资源。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可利用耕地目前还有增长的可能。比如，三峡工程建设后，长江流域就新增了旱涝保收良田数千万亩。中国有60万个左右的村庄，至少占地4亿亩，如果能进行科学规划和整理，从中可以节约出1亿~2亿亩土地，作为耕地使用，增加的面积接近目前18亿亩耕地的10%。未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各大流域和沿海增加人造地的潜力还很大。因此，在人口增长速率减缓的前提下，人多地少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从生产力水平和土地利用水平上看，我国中东部和四川等地，一季稻改双季稻，增加的粮食产量可以超过重庆、贵州、甘肃、宁夏、西藏、陕西、山西、青海等省市区的粮食总产量；随着技术进步促进装备农业、设施农业的发展，中部、西部、北方和东北，一亩大棚蔬菜生产量就相当于数亩大田的自然生产量，技术进步替代土地的潜力还非常大；随着南水北调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完成和节水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我国北方、西北等地区的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也将大幅提高。
此外，生物技术的进步和现有品种改良和配方施肥等技术的推广普及，粮食至少还有20％的增产潜力。将来会不会有袁隆平第二、第三，虽不敢肯定，但是可以期待。
中国粮食安全有代价
李昌平认为，长期以来，为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农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一旦他们醒悟过来，选择“不玩了”，那么，本来可以安全的中国粮食问题，就会产生危险信号。目前，耕地撂荒、劳动力流失所显示的，正是这危险信号的第一征兆。
“中国的粮食安全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李昌平说。
李昌平说，表面上看，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是保护农民的，其实不然。我们看看政府调控粮价、“刺激”农民生产粮食的过程就明白了。
政府每年都会在春耕时节抛售库存的粮食，控制市场上的粮价回落（尽管国际粮价在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政府会推出比上年稍高的保护价，以“钓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当千家万户的小农围绕政府的“魔棒”生产出粮食后，由于政府事先规定了“保护价”，市场上的非国营收购主体也会心照不宣地“搭保护价便车”——围绕保护价格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即使国际市场上的同期粮食价格在大幅上涨，也对国内粮食收购价格不构成太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政府和粮商将农民手中的粮食基本收购完毕后，粮食及其加工品会涨价一段时间，直至下年的春耕前政府抛售粮食，并出台新年保护价。
“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分散的小农是很难享受粮食涨价好处的，他们一旦觉悟，就会退出这场不公平的游戏。”李昌平说。
在李昌平看来，从长远来看不存在安全问题的中国粮食生产，却有可能因为政策失误，导致阶段性的粮食危机，也使围绕粮食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他认为，由于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总收入中用来购买食品的比例）普遍很高，要保障10多亿人的粮食安全，完全走市场化的道路是不可行的，因此，保护价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但其中，有些政策的底线却是不可逾越的。
首先要从政策上保证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不下降，并逐步提高。而今年的保护价，根本就没有起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保护粮农的作用。李昌平以稻谷为例向记者解释：
今年国家出台的粮食保护价比去年提高了9％，早稻75元/ 50公斤，中稻76元/ 50公斤，晚稻79元/50公斤。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30％，劳动力价格上涨了25％，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上涨都超过了20％以上，而同期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已经上涨了100％以上的前提条件下，粮食保护价9％的上涨远不能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显而易见，这不可能不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再者，今年早稻保护价也过低，不利于农民扩大复种指数，提高种粮效益。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早稻定价过低，我国的复种面积一直在下降，导致2000年前后5年粮食持续减产。今年的早稻定购价格依然比中稻价格低，晚稻价格也只比中稻价格高出3分钱/ 500克，这对促进“单季稻改双季稻”增加粮食产量和种粮比较效益作用不大。
从已发布的保护价看，李昌平估计今年的粮食产量维持去年的水平有点难，今年粮食收购期，农民会普遍惜售。增产停滞和普遍惜售，必将导致今年实际稻谷价格会超过早稻88元/ 50公斤，中稻86元/ 50公斤，晚稻90元/50公斤，并且，政府还会在粮食收购中遇到农民的“消极抵抗”。
防止侵犯农民土地权益和土地大规模兼并
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生产模式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引出诸多争议、导致政权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李昌平看来，当前的土地政策和农业经营模式也是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认为1988年以来的土地政策，在维护粮食安全上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
李昌平分析，因为“粮食安全”的理由，在1988年，政府垄断了土地非农用权利，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的权利被漠视。他认为，为“粮食安全”保护耕地是对的，但剥夺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则只会加剧土地的被征占。政府征用的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并可获得巨大的独占地租。指望从中获得利益的地方政府来保护耕地，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国虽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土地乱征乱占越来越严重的现实仍然存在。
他提出，为了粮食安全而保护耕地，要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前提，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保护神，并有积极性造田和培养地力。
面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困境，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规模化、工业化的思路，把农村变成农业生产的工厂，把农民变成农业生产的工人。而在李昌平看来，这种“鼓励资本家下乡改造小农”，走“公司＋农户”的路子，从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国际竞争能力的理论，具有极高的欺骗性。与之相反，他提出要“避免资本家改造小农，避免大规模土地兼并”。
李昌平认为，小农家庭经营和公司大规模经营相比，虽然经营主体的收益没法比，但小农家庭经营的单位面积产量具有20％以上的优势。中国如果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粮食安全的制度基础就动摇了。不仅如此，现行粮食安全的流通和价格体系的基础也会随之瓦解。
中国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应该走政府扶持农民自主的现代化路子，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对中国粮食安全却是有利的。他认为，为了粮食安全和亿万小农的可持续生计，中国必须逐步加大对小农和小农互助合作的扶持，而不是扶持资本改造小农。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政策策略。
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的新问题：生物能源
2007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鼓励大规模生产生物能源的新能源法案，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粮食供需形势，从长期上支撑了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
面对汽车与人争粮的新形势，国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议。联合国一位官员曾表示：“在世界上还有10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时，却大规模利用粮食生产燃料加入汽车烧掉，这简直是在犯罪。”这一观点与李昌平基本一致，他认为，这一新问题的出现，使我国进入“粮食安全”的高代价时代。
“中国要避免跟随美国开展生物能源产业竞赛。”李昌平说，“石油价格超过了100美元/桶，这为生物能源产业创造了前景。粮食和石油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美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潜力是巨大的。生物能源产业的出现，必然导致国际粮食和石油价格呈现长期上涨趋势，但中国，将面对粮食安全的高代价时代。”
李昌平提醒，未来一些年，美国将主导生物能源产业大发展，中国绝不能跟风，因为中国的土地只能养人不能养车。中国要在国际社会配合国际NGO，高举 “反对生物能源，保障世界粮食人权”的大旗，并大力倡导制定针对生物能源的惩罚性措施，维护人民吃饭的权利。
生物能源会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吗
2008年04月14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石油超过100美元/桶，为生物能源产业创造了好机会。粮食和石油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这个突然的变化，让人们有些措手不及。粮食安全一直就是中国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现在更热了。
中国真的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吗？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粮食安全问题？生物能源出现，一定对中国粮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吗？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李昌平 张敏
中国粮食生产潜力（能力）是安全的
中国人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非常难，以此判断中国存在粮食危机。主要的理由如下：第一，城市化、工业化占地；第二，人口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第三，水资源缺乏；第四，自然灾害；第五，能源短缺，汽车与人争粮食；等等。这都是众所周知的，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上述五点主要理由都是实实在在的，但反方也有数条措施应对和化解：第一，中国60万个左右的村庄，至少占地4亿亩，如果加以科学规划和整理，可以节约1－2亿亩土地；第二，我国中东部和四川等地，一季稻改双季稻，增加的粮食产量可以超过重庆、贵州、甘肃、宁夏、西藏、陕西、山西、青海等省市区的粮食总产量；第三，随着技术进步促进装备农业、设施农业的发展，中部、西部、北方和东北，一亩大棚蔬菜生产量就相当于数亩大田的自然生产量，技术进步替代土地的潜力还非常大；第四，随着南水北调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完成和节水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我国北方、西北等地区的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也将大幅提高；第五，三峡工程建设后，长江流域就新增了旱涝保收良田数千万亩。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各大流域和沿海，增加人造地的潜力还很大；第六，现有品种改良和配方施肥等技术推广普及，粮食至少有20％的增产潜力。将来会不会有袁隆平第二、第三，不敢肯定，但是可以期待的；第七，我国人口增长高峰已经过了。1949－79年的30年，中国人口增长了4亿多，粮食由1.13亿吨增长到3.05亿吨，除三年“自然灾害”外，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粮食安全问题，并且这30年我国还是粮食净出口国。1979－2008年的30年，中国人口也增长了4亿多，粮食产量由3.05亿吨增加到5.015亿吨，没有出粮食安全问题，依然是粮食净出口国（1997－2006年间，除大豆外。我国大米和玉米分别累计净出口1575万吨和7375万吨，小麦净进口991万吨，三项加总累计净出口7959万吨）。2009－2039年的30年，中国人口顶多增长1.8亿，粮食增产幅度不一定会比前两个30年小，但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压力比前两个30年小很多；第八，中国未来30年的抗灾能力，一定会比前两个30年的抗灾能力强。
综上所述，中国粮食生产潜力（能力）完全能满足中国人吃饱，不存在所谓的粮食安全危机。
重点是防止出现大的农业政策错误
尽管中国最近60年是粮食净出口国，但围绕粮食安全问题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为阶段性的粮食危机确实存在。笔者虽然倾向认为，中国粮食生产潜力（能力）足够中国人吃饱，并不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粮食危机。中国要防止粮食危机，重点是防止出现大的农业政策错误。
第一，防止粮食生产和经营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过头。和过去比，中国的粮食生产和经营市场化程度高了许多，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中国要保证十多亿人的粮食安全，完全市场化是不可行的。中国应该进一步完善商品粮基地建设及其计划生产和定购制度，而不是放弃；中国的粮食储备，除国家储备外，还应该建立商品粮基地的农民或农民集体或国营农场储备制度。当然，商品粮基地建设、粮食计划生产和国家、民间储备都是要花钱的。
第二，防止种粮比较效益下降，伤害种粮农民积极性。中国以往的粮食安全，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长期牺牲粮农的利益，最终会危及粮食安全，这就是在生产能力和潜力都充足的情况下，出现阶段性粮食危机的最根本原因。保护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有两个政策底线一定要守住：一是粮食保护价要保证种粮比较效益不下降，并逐步提高。表面上看，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是保护农民的，其实不然。我们看看政府调控粮价，“刺激”农民生产粮食的过程就明白了。政府每年都会在春耕时节抛售库存的粮食，控制市场上的粮价使之回落（尽管国际粮价在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政府会推出比上年略高的保护价（今年是提价9％），以“钓动”农民生产粮食积极性。当千家万户的小农围绕政府的“魔棒”生产出粮食后，由于政府事先规定了“保护价”，市场上的非国营收购主体也会心照不宣地“搭保护价便车”——围绕保护价格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即使国际市场上的同期粮食价格在大幅上涨，也对国内粮食收购价格不构成太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政府和粮商将农民手中的粮食基本收购完毕后，粮食及其加工品会涨价一段时间，直至下年的春耕前政府抛售粮食，并出台新年保护价。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分散的小农是很难享受粮食涨价好处的。政府不能长期这样“指挥”农民转，农民一旦觉悟就会“不玩了”，这样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笔者认为今年的保护价就压根没有起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保护粮农的作用。以稻谷为例：今年国家出台的粮食保护价比去年提高了9％，早稻75元/50公斤，中稻76元/50公斤，晚稻79元/50公斤，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30％，劳动力价格上涨了25％，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上涨都比上年超过20％以上，而同期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已经上涨了100％以上，显然粮食保护价9％的上涨不能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对“粮食安全”不利。再者，今年早稻保护价也定价过低，不利于农民扩大复种指数，提高种粮效益。90年代后期，由于早稻定价过低，我国的复种面积一直在下降，导致了2000年前后5年粮食持续减产。今年的早稻定购价格依然比中稻价格低，晚稻价格也只比中稻价格高出3分钱/500克，这对促进“单季稻改双季稻”增加粮食产量和提高种粮比较效益作用不大。今年的水稻保护价如果要我来定保护价的话，早稻88元/50公斤，中稻86元/50公斤，晚稻90元/50公斤。这是最低水准。
二是不能失信于民。一旦保护价出台了，不能因为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就开始压级压价，短斤少两，甚至打白条。这样的事情干一次，十年也难消除农民对政策的不信任。
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是粮食安全保障的核心。我国粮食产量1978年的3亿吨增加到1984年的4亿吨，从1997年的5.015亿吨，下降到2003年的4.5亿吨，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三，防止政府侵犯农民土地权益，强化农民保护土地的主体地位。因为“粮食安全”的理由，在1988年，政府垄断了土地非农用权利，农民集体不再能够作为土地所有者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的权利。这只会加剧土地的征占。政府征用的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而补偿给农民的却是30年土地承包权，地方政府获得巨大的级差地租。指望无偿获得巨大级差地租的地方政府保护耕地，显然是说不通的，这就是中国虽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土地乱征乱占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为了粮食安全，保护耕地，要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前提，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保护神。
第四，防止耕地减少和地力下降。政府还要完善或建立“地权登记、土地估价和地价公开”制度，建立国家土地银行和农民土地合作金融，以帮助农民充分实现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权益，激励农民珍惜耕地和保护地力；政府要大力奖励农民、农民集体、企业依法造田和改良土地；也要用税收政策惩罚随意撂荒和非法休耕行为。农民所有的土地，地力增加了，土地估价就高了，依据法定的土地估价实行抵押或流转，农民才有依法造田和改良土地的积极性。土地农转非是城市化、工业化不可避免的，农地会“自然”减少；但只要政策正确，调动农民造田和培养地力的积极性，是可以大大改善农地“经济供给”的。
第五，避免农业水利和技术服务完全市场化。上世纪9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水利和农业技术服务市场化的改革，小农家庭经营是无法承受水利和技术服务市场化价格的，这样的改革必将危小农家庭经营安全和国家粮食安全。水利和技术服务只能以国家服务和农民组织内部服务为主，政府要承担农业水利和技术服务的责任和义务。
第六，要避免跟随美国开展生物能源产业竞赛。石油超过了100美元/桶，这为生物能源产业创造了前景。粮食和石油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美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潜力是巨大的。生物能源产业的出现，必然导致国际粮食和石油价格将会呈现长期上涨趋势，中国将面对“粮食安全”高代价时代。
未来一些年，美国将主导生物能源产业大发展，中国决不能跟风，因为中国的土地只能养人不能养车。中国要在国际社会配合国际NGO，高举“反对生物能源，保障世界粮食人权”的大旗，并大力倡导制定针对生物能源的惩罚性措施，维护世界人民的吃饭权。
第七，要避免“资本家改造小农，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有一个理论是这样说的：只有规模经营，农业才有竞争力。所以，要“鼓励资本家下乡改造小农”，走“公司＋农户”的路子，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国际竞争能力。这是一个具有极高欺骗性的“理论”，其实不然。因为，小农家庭经营和公司大规模经营相比，虽然经营主体的收益没法比，但小农家庭经营的单位面积产量具有20％以上的优势。中国如果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粮食安全的生产制度基础就动摇了；不仅粮食安全的生产基础会动摇，现行粮食安全的流通和价格体系的基础也会瓦解。中国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不能走资本下乡强制农民和农业现代化的路子，应该走农民自主的现代化路子，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既有利农民又有利国家粮食安全。所以，为了粮食安全和亿万小农的可持续生计，中国必须逐步加大对小农和小农互助合作的扶持，而不是扶持资本改造小农。这是个长期的政策策略。
第八，避免粮食安全依赖国际市场，确立“粮食自给”为基本国策。粮食不是一般商品，特别是当今世界，粮食、石油、美元和金融等“一体化”了，粮食更不是一般商品了。经济学理论上讲，有钱就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买回粮食，但问题是中国绝大多数人恩格尔系数都很高，一旦车可以吃粮食了，指望国际市场获取粮食养活穷人，人会饿死的。如果“粮食自给”经常动摇，农业政策摇摆不定，必然会导致阶段性的粮食危机。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能依赖国际市场，这要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固定下来，长期不能动摇。
第九，不能被动接受所谓的农业和食品安全国际标准。随着有机农业、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等农业概念的兴起和国际农产品安全标准的不断提高，日益受到中国农业发展和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将制约。中国因为粮食安全、也因为8亿农民的现实国情，不可能消灭小农家庭经营模式。然而，国际标准不是中国小农可以达到的。对于发达国家不断推出关于农业和农产品的新概念和新标准，中国不应该被动接受并接轨。相反，中国应该和发展中国家一道，制定“国际粮食安全”下的公正、公平、合理的农业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或在多边标准、区域标准、双边标准下开展农产品稳定而长期的贸易。
第十，避免农产品加工产业的外资控股化现象。因为中国土地稀缺，所以，“进口农产品就是进口土地”。这个观点是对的。但片面接受这样的理论指导，致使中国大豆产业被外资控盘了，完全丧失了大豆、甚至食用油产业的定价权和产业安全，这就错了。如果再出现大豆产业第二、第三、第四……，就会危及国家经济主权、社会安全、甚至政权安全。我们可以和巴西等互补性强的国家开展平等、长期、稳固的农业贸易合作，而不是失去产业主权的贸易。
生物能源的出现，对中国粮食安全可能是利好
随着生物能源的出现，粮食和石油挂钩了。一般认为，因为汽车要与人争粮食了，所以，人们有理由认为粮食危机真的要到来了。其实不然，生物能源的出现，会给粮食生产和消费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农业及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会大大提高，有利于农业技术和装备的推广普及，有利于刺激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这对保障粮食安全是积极因素；另一方面，粮食可以转化为生物能源了，“卖粮难”不会再现，国家粮食储备出现亏损的可能性也变小了，过去常见的农民增产减收和国家多库存多亏损的局面不会再现了，这有利粮食政策的长期稳定和粮食产量的持续增产。只要中国不参与生物能源产业竞赛，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的粮食安全度会更高。
但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个命题还将长期存在，只要这个命题存在，必然牺牲农民利益，这点长期都不会改变。但是，像上个世纪那样牺牲农民利益的做法，在全球化且资讯发达的背景下是行不通的，必然会导致农民的抵抗。全社会都应该有所觉悟，农业即将进入高“补贴”时代，全社会都要支持政府给农民合理的补偿和平等的公民待遇。
从今年的粮食保护价看，我估计今年的粮食产量维持去年的水平有点难；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和国际米价成倍飙升，今年粮食收购时期，农民会普遍惜售。增产停滞和普遍惜售，必将导致今年实际的稻谷价格超过我给出的保护价，并且政府还在粮食收购中会遇到农民的“消极抵抗”。政府保护价收购粮食不会顺利，政府调控物价的难度更不会比上年小。
最后要强调的是，不要指望石油回到100美元/桶以下了，即使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短期的。120美元/桶、甚至更高，将是常态，因为这有利生物能源产业的发展。生物能源产业的发展，谁的优势和利益最大，是美元的生产国——美国。所以，中国的粮食安全，是以放弃参与生物能源竞赛为代价的。毫无疑问，粮食价格也将是长期上涨趋势。农业可能再也不是比较效益低下的产业了。还不清楚，这将导致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追求产量增长将重新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