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的贸易和金融问题
一、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及其原因
近几年来，美中贸易失衡的不断扩大导致美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固定汇率。2005年7月21日，中国意外地宣布人民币升值2%，与美元的汇率变成8.11∶1；此后，人民币将以同样的微小波幅盯住一篮子外国货币。很多人认为，这明显是为了缓解美国压力而采取的一项政治措施。
然而，美国还是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美国的压力是由如下误导性的传统设想所推动的：较低的美元汇率将会减少美国贸易赤字，尽管历史数据清楚地表明：过去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升值最终并没有降低美国对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
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因为这些政策影响着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这对人民币来说也同样是正确的。因此，这两种货币的汇率反映了其国内购买力的差别，而这差别是其各自央行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两个央行原则上都是政治独立的。
美中贸易失衡不是由两种货币的汇率引起的。它主要是由生产要素的不同造成的，例如，在两种贸易经济体中以价格形式表现的工资和地租。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是因为，在同样的生产率下，中国的工资和地租与美国的相比显得过低。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失调是贸易失衡的结果，而非原因。要纠正这种贸易失衡，需要上调的是中国的工资和地租，而不是中国货币。人民币和美元在各自经济里的购买力差距是4∶1，人民币对美元的8.12∶1已经是这种差距的大约两倍。在不同的部门，美国和中国工资的差别在20倍到50倍之间，一种汇率表现得如此不相称，近乎荒唐。
汇率稳定不仅有利于贸易，对全球金融稳定也极为关键。1971年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瓦解后的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由于汇率不稳定引发的。对于那些货币可自由兑换的经济体来说，其代价可能是对冲基金等投机者大规模地攻击其货币，这将迅速耗尽政府的外汇储备，导致该经济体债务市场的崩溃。对于那些实行外汇和资本控制的经济体来说，在贸易逆差时，它们受到的惩罚将是外汇储备的流失和贸易缩减。在贸易顺差时，恶果则是本国货币资本的流失，转变为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
二、美国的指责毫无道理
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日益上升，许多美国人不是寻求改革带来这种贸易和财政赤字的美国经济基本结构，而是荒谬地指责其贸易伙伴，起初是几十年前的日本和德国，现在是中国，存在货币汇率问题，以此寻求根本不存在的国际失衡问题的解决办法，该办法虽然没有痛苦，但不着边际。
位于这场货币骗局的顶端，美国还想要进一步降低美元的汇率，以期减少其贸易伙伴持有的大量美元储备的价值，因为美元的汇率只影响那些居住于、工作于或访问非美元经济体的人。因为在美元霸权的体制下，美联储可以任意地印刷美元纸币，所以对美国而言，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贸易赤字不是一个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而对于其他所有不能印刷美元的国家，却是如此。从而，由于美国贸易赤字并不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它不可能通过操纵美元汇率来解决。解决办法必须是调整经济结构，缩小两个贸易经济体之间的工资差距。
以重估人民币或其他货币平衡对美贸易的逻辑是错误的。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去年在北京参加会议时指出，在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国际货币管理机构不断逼迫一个非自由兑换货币的国家升值其货币。他建议，中国在可预知的将来不应让人民币升值或贬值。
随着解除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世界金融体系结构开始在美元霸权的规则下运作。资本账户盈余的日益增长使不断攀升的贸易赤字呈良性状态，因为国际收支问题被转变成美国债务泡沫。
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大量接受外国投资、借取外债的同时，却成为最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一方面，这些国家继续维持作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纯接受方，另一方面，其中央银行成为外汇储备资产的大买家。这表现为资本外流，因为国内债务所吸收的美元流入更多的是投资到海外，而不是滞留于本国。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随着人民币的越发强势，其全球购买力将会上升，从而提高中国根据全球标准衡量的收入和消费份额，并因此减少国内储蓄率。然而，在当前的国际贸易条件下，对于严重依赖出口的任何经济体而言，其汇率越高，将直接转化为国内越低的工资水平，进而减少国内消费。以高薪刺激国内需求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是，美元霸权使中国朝这个方向的努力成为徒劳，因为它调出了中国国内储蓄，将之转变为无用的外汇储备。
三、美元霸权下的游戏
1991年冷战结束后，随着无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出现，从而允许布雷顿森林体制所限制的资金大规模跨国流动，美元霸权全面形成。对于催生和推进美元霸权，1991年关于资本流动限制的瓦解比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更为重要。
借助于美元霸权，美国的中央银行即美联储由国家货币价值监护人和最后贷款人转变为一部无处不在的虚拟货币印钞机，在美国经济显现放慢增长的最早期，开始了印发货币。1987年之后，格林斯潘主席领导的美联储引导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纵情狂欢于注入流动性。
在高盛公司前证券交易商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担任财政部长期间，美国发现，为了挣钱，美国所需做的就是印发更多的美元，世界贸易于是成为这样一种游戏：美国以法令发行美元，而其贸易伙伴生产不兑现的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从石油、衣服到电视机和汽车等一切商品。美国保持其国防工业和研究，将老的经济制造业首先外包给日本和德国，再将服装业和低技术产品外包给亚洲和墨西哥。最重要的是，美国实质上已以垃圾债券和其他结构性金融产品建立并经营一种新型金融部门，而直到十年后，其他发达国家对此才有所理解。借助于美元霸权，美国步入金融资本主义，而其贸易伙伴落入工业资本主义。
四、中国过度依赖对外贸的后果
一旦吸毒成瘾，最初的欢娱很快就转变为苦恼。诸多数据表明，对外贸易现已在中国GDP中占据不安全的过高比例。2005年，中国的人均GDP是1231美元，而中国的人均外贸额也达到了1000美元。减去外贸部分，中国的人均GDP仅有231美元，也就是每天只有63美分。而且该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非人均收入，后者通常更低。
全球的贫困线是一天2美元，而中国与贸易无关的每天63美分的人均GDP。中国依赖于出口的经济增长政策正造成日益上升且具有严重政治意义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中国政府也开始承认这一点。
随着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大多数人的收入将大大低于人均GDP。1978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一个非官方的调查显示，中国2005年的基尼系数为0.6。在2003年，贫困人口自1978年以来首次上升，因为过度出口的弊病开始从统计数据上显现出来。
中国将GDP作为经济增长衡量标准的缺陷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从账目上看，中国GDP维持两位数的增长，其经济似乎高速发展，但其代价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大多数人还是处于贫困之中，环境恶化无法扭转，道德冷漠日益增强，官员腐败制度化，以及社会不安定不断扩散。这一图景与世界第二大债权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五、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危险
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攀升只是部分地归因于贸易，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于资本交易，它占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29%。货币投机占37%，投机者就是赌定，为了满足华盛顿的无理要求，人民币将不断升值。对冲基金进行“倒买倒卖”，即借进低息的日元购买美元，再将其卖给中国，积聚以人民币标价的中国主权债务，造成了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的美元堆积。华盛顿就中国外汇储备攀升对中国货币政策进行政治干预，推动了中国持有的美元不断增加。
如果应美国的要求，中国的金融部门大规模地开放，这将要求中国解决国际清算银行界定的中国银行系统的大量坏账问题。这是一个由国家银行体制向中央银行体制转变所引发的结构性问题。这项工作最终将花费1万多亿美元。人民币若是可自由兑换，将需要5000多亿美元来防止货币投机。将上述三项加在一起，为了推行金融自由化，中国需要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当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奏效，那么中国将半途而废，达不成其必要的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以人民币标价的主权债务从中国出口部门购买美元，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就是外国（中国）以美元购买其国库券的形式来为美国的资本账户盈余融资。中国挣的仅仅是外国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获利润的一点微薄的手续费。由于中国对外国资本和出口赢利实行纳税优惠，以外资融资的中国出口部门已想方设法使其社会和环境成本外部化，将之留给国内部门。如此负面的外部性不久就将带来报应。
纷至沓来的外汇流入将造成不受欢迎和不稳定的副作用，它们包括本国货币的升值趋向于超出市场基本面，削弱出口竞争力，引发通货膨胀。资本流入导致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大量堆积，为了扩大国内货币基础，央行不得不在生产没有相应提高的情况下发放本币，造成货币太多，进而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这将造就一种不良现象，就是一国货币在国外的价值高，而在国内的价值低，这为对冲基金攻击该货币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正是中国如今面临的形势，只要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这个问题就将变成一种危机。
在美元霸权下，资本流动主要以美元标价。尽管所有人都在议论欧元是一种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然而欧元与所有其他货币一样，仍然只不过是美元的派生货币。为了缓解本国货币在境外升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结合在一起的威胁，中央银行必须进行众所周知的资本流动“冲销”。在成功的外汇市场冲销操作中，必须减少基础货币（银行储备加上货币）的国内部分，以至少暂时地平衡储备（美元）流入。
此外，“热钱”的进入增加了金融风险，金融系统对于资本流动的突然逆转更加脆弱。这最有可能发生于大量资本流入表现为短期证券投资形式（就是所谓的热钱）的地区，与外国直接投资相比，热钱能够更快速和更容易地撤走。
六、中国共产党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
美联储在格林斯潘任主席时的领导下，曾一再地公开声称，其信奉如下歪理，即“高度扩张性的放松银根也无疑对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2000年股市泡沫破裂之后，格林斯潘在2004年事后聪明地说：“正如我们在1999年中国听政会上所指出的，将政策焦点集中在平息泡沫破裂时带来的影响，从而富有希望地轻松过渡到下一次扩张。”“平息”的应对措施就是向美国银行系统注入大量的流动资金。格林斯潘所指的“下一次扩张”就是2000年之后的房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取代高科技泡沫有其结构性原因。美国贸易赤字为美国资本账户盈余融资，后者为美国房地产市场提供低息按揭。但房地产泡沫和任何其他类型的债务泡沫并无不同之处。一旦收入与资产价值的增长不同步，无法支撑债务清偿付款，房地产泡沫就会破裂。
如此一来，中央银行在扮演双重角色时陷入概念的自相矛盾，它既是金融市场执行审慎规则的监督者，同时又是以创新型经济扩张的名义破坏相同规则的推动者。而且，中央银行对处于困境的私营公司的援助标准是和这些公司对金融系统的潜在影响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标准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因为债务大户只是凭借其规模就能可靠地得到优惠待遇。
更可悲的是，在美国，尽管美联储大约98%的利润根据法律归于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在法律上还是由其会员银行所有，而不是由政府或民众所有。美联储理事会成员由会员银行提名、总统任命，作为一个团体，美联储是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表。
在中国，1995年通过的《中央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的地位，改变了它先前国家银行的角色。国家银行和中央银行的不同在于：前者服务于该国经济的融资需求；而后者则试图维持货币的价值稳定，与之同时提供货币弹性以防止银行危机，采取利率政策以确保银行部门的收益率，其背后的思想是，银行部门是经济的心脏，为了经济健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
尽管有些人鼓吹央行的独立性，鼓励央行摆脱共产党和政府的控制，但幸运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仍然遵循中国政府的政策指示，而中国政府又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警惕中国人民银行转变为代表银行部门及其大企业客户的特殊利益，而牺牲工人阶级和农民大众的利益。中国政府需要客观地认识中国的银行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及其实力来源。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代表各国央行的超国家中央银行）的定义，这种不民主的、代表特殊利益的央行立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央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政治独立”。只要中国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独立就不应该是中国中央银行家们可以轻易讨论的政策话题。他们选择了银行改革术语中“与国际接轨”等更良性的委婉说法。已有迹象显示，在经历了近三十年市场经济改革之后，负面影响正开始展现。
中国最近的政策回归到平民主义的方向，向贫困落后的农村和内陆地区提供积极的金融援助，试图扭转明显的收入不均和经济失衡。可以预见，这种政策转变将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人民银行的政治独立性提出质疑。可以预见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将会批评中国人民银行将钱花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花在银行利润最高的经济部门。
摘编于廖子光所著《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一书第五章。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