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消费高福利：通往生态文明之路

作者：文佳筠

原载：《绿叶》

　　摘要：人类改变现行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刻不容缓。但是追逐消费的观念和资本主导一切的逻辑，却如天罗地网般阻碍绿色生活方式的生存更甭提普及。必须实现从生产到生活到社会关系的全面转型，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才有可能成功构建。
　　
　　一、转变消费——生活方式的迫切性
　　
　　改变现行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人们对此的怀疑已经越来越少了。在这里，我仅仅从地球生物承载力和生态足迹这个角度再明确强调一下。
　　地球的生物承载力是指能满足人类需求的、可用的、具生物生产力的土地面积，包括农田、牧场、森林和渔场。生态足迹是按照生物学上一个地区的生产性土地和海洋供人类使用和吸纳经人类使用后产生的废物所需要的资源，来衡量人类对大自然的需求。生物承载力和生态足迹通常以地球公顷为计量单位；全球平均1公顷土地所能生产的资源和吸收的废物，就被称为“1地球公顷”单位。下表中的数据来自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伦敦动物学会(ZoologicalSociety of London)、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联合发布的《生命行星报告2006》(Living Planet Report 2006)。
　　上表令我们一目了然的是，从全球来讲，把饼做大的空间已经不存在了，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了地球负荷25％，我们早已不再依靠自然的“利息”生存，而是在挥霍大自然的“本金”。即使如美国，地多人少，仍然超载100％以上。照目前这种消耗生态资源的速率走下去，发生生态系统全面崩溃的可能性不可避免。2007年无锡水危机，淮河支流沙颍河沿岸的癌症村，越来越向北京逼近的沙漠，诸多现象，都是中国生态系统局部崩溃的表现。
　　人类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迅速改变。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日益明显。除去原有的生态灾难，近年来，气候危机的阴影开始笼罩地球，看似无毒无害的二氧化碳，竟然成为人类的头号环境敌人。
　　美国奥巴马新政府公开承认气候危机的紧迫性并倡导发展低碳经济，这是比小布什政府进步之处。但是在倡导低碳经济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又向美国人民许诺，要让他们继续过那种既有的美国式生活，住大房子开大汽车的生活。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单从资源能源利用的效率来讲，今天的美国比50年前高效得多。可是，随着效率的提高，房子越来越大(美国户均住房面积比50年前增长了一倍)，车子从经济型的小车换成了SUV，从一家一车变成一家两车甚至更多，结果资源能源用得更多。与此同时，自我感觉幸福的美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平台期，近年来甚至有一些下降。仅仅采用新技术，而不改变美国人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怎么能真正实现减排、避免生态灾难?
　　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超越单纯的GDP发展观，转而倡导科学发展观，主张可持续发展，要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型文明——生态文明。这一理念(更具体地说是发展理念)的转变是令人鼓舞的。尤其是近期来，中国政府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问题是，仅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不足以完成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转变的。在中国，尽管人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高度紧张”，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住大房子开大汽车的美国梦的向往却是空前热烈，即使真正实现了产业的升级优化，即使扩大了内需——而非依赖现在的“两高一资”的外向型经济，只要中国人的美国梦一如既往，可以预计：可持续发展依旧是镜花水月。从上面图表中的数据可以推算出，要满足全体中国人过上美国式的生活，至少需要1.12个地球。但无论是接轨，还是发挥比较优势，还是“大国崛起”，或者什么主义和办法，都不可能变出1.12个地球给中国。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可持续消费，必须探索一条低消费高福利的发展之路。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将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并列在一起，决不是一闪之念，而是深谋远虑之见。
　　
　　二、消费主义的误区
　　
　　由全球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人类社会，遵循着两个原则。在生产领域，是企业的无止境的积累原则，为了追求利润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为了让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去处，舆论上就引导人们不断地追逐消费。所谓“能挣会花”的宣传，实质上把生活等同于消费，用消费取代了生活。正常的生理需求变成了消费竞赛，人异化为一种消费动物。人们疯狂地、辛苦地工作，就是为了享受那所谓消费的欢愉。只有消费者，才是成功者。你比别人消费得多，你就比别人更成功；你比别人消费得少，你就是一个失败者。其实众多的研究证明，在满足了最基本的温饱之后，幸福感和消费基本上没有关联。过度消费并不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幸福，相反却常常带给人烦恼，即使暂不说其环境后果。2008年，一首叫做《那一年，我们都没有钱》的诗在网上广为流传，引爆众多网友争晒美好记忆。这印证了不少社会学家早就发现的道理，幸福感并不随着消费的增加而增加。
　　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小姑娘，每月挣两千块，舍不得吃，舍不得租好房子，跟好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辛辛苦苦省下钱来干嘛了?花三千多去买新型的诺基亚手机，花几千块钱买IⅣ的手提包。以牺牲健康、舒适为代价，换来一时的炫耀所带来的对虚荣心的满足。攀比无止境，面对花上万元买更贵皮包者，虚荣心的满足往往立刻变成沮丧。
　　我一个朋友，在京郊买了一栋别墅，荣登“别墅族”之列。可是一年当中，除了中秋节召集一帮人撮一顿外，根本没有几天赶去享受。物业费还要照样交，一年下来差不多两万。别墅成了烫手山芋，现在想卖都卖不出去。
　　与对这些奢侈品的过度追求相反，人们对那些虽非奢侈但是对人的生活至关重要的绿色产品。却又是极端轻视。同样一个小姑娘，她常常会花几百甚至几千元钱去买一套所谓的高级护肤品，以图达到美容养颜的目的。其实各式各样的化妆品，不管是产自巴黎，还是北京郊区的某一个开发区的加工厂它们的差别并不大，都是一些化工产品而已。它们对人的容颜的“呵护”微乎其微，有的甚至因为含有铅化物而有相当的副作用。真正的“呵护”是由内而外的，这个内，除了睡眠、运动外，主要是由人的日常饮食决定的。绿色食品，由于其不用化肥农药，投入了较多的人力，所以价格自然会比非绿色食品要高。比如，普通大米一块一斤，绿色大米可能三四块钱一厅。这个差价，对于许多对LV手提包和进口化妆品一掷千金的城里人来说，其实是负担得起的。可是，中国有机农产品，一半以上供出口——这其中的差价，大部分被中间商拿走，有机种植的农民得到的实惠很有限。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何慧丽组织兰考农民合作社生产无公害大米。好大米生产出来了，在销售的过程中却困难重重，还惹来不少“违背市场规律”的嘲笑。人们宁愿花一千块钱买几十毫升的化学合成剂，却舍不得在善待农民的同时善待自己，多花一点钱买一袋好大米，这难道就是神圣的市场规律?
　　近些年来，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这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对环境污染的“贡献”。当中国入世的时候，多少城里人为了汽车会因此降价而欢呼?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为了给小汽车开路，把主干道对自行车封闭。推动这一政策的出笼，当然是买车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代表他们的利益集团。一个朋友一面抱怨着北京的空气污染，一面说“打算对自己好一点，买了一辆车”，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当我们用消费主义填补我们生活中的不满意时，有没有想到，每多一辆车，要增加多少能源消耗，废气排放?有多少土地会被铺成马路?多少农民会因此失去土地?大自然因此失去多少自净化能力?私人汽车过多，代步工具反倒成了累赘。我一个朋友，为了错过早晨的交通高峰，六点就起床，七点多开车赶到单位，代价是长期牺牲睡眠质量。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穿行，开着车到健身馆踩自行车锻炼身体的生活，真的就那么值得人神往吗?这是我们真正想要的还是被消费主义制造出来的?
　　低消费，并不意味着低生活水平。高福利是弥补之道。其实，生活不仅仅是消费。人类有很多需求，决不是消费能够代替或解决的。现在，金融危机一来，为了拉动市场需求，各地纷纷组织家电下乡。农民真正需要什么呢?十几亿人呆坐在一个大盒子面前，看着同样的节目，这种“现代性”的可取之处到底有多少呢?湖北三农学者贺雪峰教授几年前就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建设一种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他的研究团队，在湖北几个村帮助农民建立老年人协会，每人每天只投入平均一毛钱，就极大地增进了农村老年人之间的交往，提高了农村老年人闲暇生活的质量。老年人协会为老年人提供了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空间，使中青年人看得见未来的希望，从而降低了生活的贴现率，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同时，中老年妇女自发组织的各种文化组织，如腰鼓队、健美操队，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生活的情趣，而且使农村妇女有了生活的主体性，增加了村庄的社会资本。所有这些，都不是彩电冰箱之类的家电能够取代的。毛泽东时代有人民体育、人民教育、大众文化和大众医疗的说法。农村改革，是伴随着“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声开始的。可是，将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尽管农民有了电扇电视之类，农村却越来越成为让年轻人无所留恋的空心村。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重建希望的田野?这几年政府大力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大力投资农村基本教育，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来了曙光。何慧丽、贺雪峰们的实践，对进一步深化新农村建设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贺雪峰教授提出的低消费高福利的发展之路，不仅是中国农村的急需，也是全世界包括西方在内的急需。在中国一提到西方，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美国，美国=西方。说句公道话，欧洲与美国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普通民众对开大汽车住大房子的向往程度，在欧洲远不及在中国。现在欧洲兴起了一股“共享汽车运动”，充分提高一辆汽车的利用效率，由不同家庭不同的人一起使用，达到了节能减排的目的。越来越多的城市开辟了自行车专用道——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把主干道对自行车封闭，完全是和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是有名的自行车之城，我给几个自行车停车场拍了照片。在国内参与公共活动时，我多次拿出这些照片询问大家这是什么地方。答案是东南亚某城市，或者十几年前的中国某城市。当我说出正确的答案时，举座哗然。
　　即使在美国，对极端消费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要远远强于中国。一位美国朋友曾送我的一句话：“一个地球已经不可能再负担富”(One earth cannotafford the rich any more．)——国内的“学者”们肯定会攻击这是“仇富”的“民粹主义”运动。他是一位志愿简单生活运动(voluntary simplicity)的实践者，而这个已经有上百万人参与的运动，还在不断壮大。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加入到这一运动中?因为他们意识到，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需要后，物质的增长往往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与其成为金钱和物质的奴隶，不如满足于简单的生活，同时把精力投入到其他层面的追求中。设想，中国人以美国人的生活为富裕的标准，美国人又以比尔·盖茨的生活为富裕的标准，有限的地球承担得起如此庞大无限的欲望吗?有出路吗?我想起了志愿简单生活运动另一句著名的口号：“简单生活，让其他人能够生活。”(Live simply，so others can simply live．)
　　
　　三、阻碍消费方式转变的制度因素
　　
　　不过，对资本所主导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巨大负面环境影响，许多人自发降低自己生态足迹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因为个人或小群体的选择和行动固然重要，但它的影响力根本不能和制度、规划比拟。西方真正的环保主义者对过去几十年环保运动有着清醒的反思：“我们赢得了一些战役，但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比如，美国的许多城市是为小汽车设计的，而不是为行人设计的，没有小汽车简直寸步难行，这为人们选择环保的出行方式带来了巨大的限制和困难。同样的两个寻找职业者，有车者的寻找范围很显然就会大，而无车者因为公共交通不发达，寻找范围自然就会小，结果可想而知。既然做一个环保践行者的代价是如此巨大，那么指望绿色生活运动会全民化，怎么可能?
　　同样的问题在北京也越来越明显了。近年来，尽管北京在公共交通方面投入很大，但是对无车族却越来越不方便。我认识的一位德国朋友，过去五六年内工作生活在北京，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班。几年内她的住所和工作地点都没有改变，但上下班所需要的时间却越来越长，要绕的路越来越多。这主要是因为最近一些年的道路规划越来越围绕汽车而设计。就拿西直门一带为例，西直门立交桥是汽车交通枢纽，其周围则是公共交通枢纽。与私人汽车相比，这里的公共交通的便捷性如何呢?假如你从西面乘公交车来要在西直门换乘地铁，因为隔着巨大的立交桥，你只能在离地铁车站很远的地方下车——再往前就没有路口和车站了。如果你再提着行李，那这一段路程就绝不会轻松。要是再碰上下雨，那会更加狼狈。私人汽车方便了，行人遭罪。记得作家张承志曾指出，北京的那些立交桥纵横蔓延的巨大路口，在行人眼里简直就是“形如天堑”。面对这样的公交系统，你又会做何种选择呢?你还会热衷于绿色出行吗?显然，类似的问题必须靠政府和制度来解决，单靠个人选择是不够的。
　　再讲一个农村的例子。住房建设是目前中国农民最重要的消费支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发行的一套中国民居邮票，让许多人了解到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是那么多姿多彩，富有创造性。可是，在经济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八亿农民的住房却越来越如出一辙。从四川到贵州，从江南到西藏，清一色的砖墙贴瓷砖，冬冷夏热，缺乏抗震能力。而且盖一栋这样的房子，至少要消耗农民进城打工十年左右的积累。如果有一种住房能够融环保、价廉、漂亮、牢固、冬暖夏凉于一体，那可能是中国农民的最佳选择。中国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就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选择。谢英俊的建筑，创造性地继承了传统(比如稻砖房土砖房之类)，讲究形态美，注重建筑外观与自然景致的融合。施工过程中，遵循生态环保原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主要使用无污染、可回收的天然建材如石头、竹子、麦秸、稻草、木料等，最多辅以少量轻质钢材。这种房子即使拆毁后，其材料或者可以继续使用，或者被自然界分解掉，不会产生建筑垃圾及污染，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可持续建筑”。
　　谢英俊的设计不仅材料成本低廉，人工成本也是如此。因为他在设计中尽可能地降低了施工技术含量，尽可能地去机械与工具化、专业化(设计除外)，让房主及其邻里乡亲自己动手就可以完成大部分工序，而不需要求助于专门的建筑施工队。中国农村缺乏资金，但是不缺乏劳动力资源。这种合作建房，既为农民节省了资金，又使农民在建房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社区关系，可谓一举多得。
　　这样一种近乎完美的建筑模式，推广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不是别的，是农民的认同。那么多农民，明知道砖墙贴瓷砖的房子只是看起来光鲜，住起来冬冷夏热，但为了攀比“现代化”和所谓的“洋气”，宁可多花钱也要盖这样的房子。所幸的是，谢英俊的合作建房模式以及他所设计的稻砖房，现在开始在兰考等地的农民合作社里被推广。这让我们看到了突围的希望。
　　
　　结语
　　
　　资本和消费主义主导的逻辑，阻碍着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的产生与普及。以人为本，还是以钱为本，这是摆在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民众面前的选择。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从生产到生活到社会关系的全面转型。一个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能与一个忽视社会公正、两极分化的社会共存；节能减排的生产模式，无法与住大房开大车的消费方式共存。诸种方面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离开了它们的全面发展，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将劳而无功。在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都愈演愈烈的今天，探索一条低消费高福利的发展之路，是中国和全世界的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