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打印页面

1993年11月19日，一场大火吞噬了深圳的一间港资玩具厂，这是一间专门为欧洲某著名玩具品牌公司进行产品加工的分包厂。80多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另外50多人被严重烧伤，20多人受轻伤。惨剧震惊了国际社会，也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就好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遭受跨国资本的重创一般。{1}大众传媒也仿佛突然之间才意识到，农民工们的确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场大火给中国社会笃信资本和市场的现代性梦想留下了永恒的伤疤。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既有希望和渴求的躁动，也充斥着发展所带来的罪恶，而在这个过程中，底层劳动阶级的牺牲被视为发展所必需的。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晓明，一个在这场大火中经历了与所有同乡姐妹们的生离死别而幸存下来的打工妹。正是她所经历的这场能使厂房崩塌却无法将年轻的打工妹们的梦想燃成灰烬的大火，让我十多年来一直匍匐地探索着一种关于社会抗争的次文体（Minor Genre of Social Resistance）。

　　一直到今天，晓明的生命仍然在我的脑海中闪着微光，忽明忽暗。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认识晓明——一个年仅21岁，刚从湖北农村老家出来打工不久的年轻女孩儿。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身上下几乎全部被烧焦，唯一幸免于难的那张美丽的脸上，闪动着一双明亮而纯真的眼睛。她看上去很虚弱，但却非常平静地说：

　　为了揭示打工妹们生命中无法逃避的社会暴力，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逐渐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背景之下，我踏上了寻找中国打工主体的漫漫长路，并尝试在当代中国——它正迅速成为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探索一种另类社会抗争的可能性。晓明的生命中不断闪现的火光、疼痛和记忆，凸显出这个时代的创伤，叙述着贯穿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位打工者生命之中的社会抗争。

　　这场大火已经过去十年。在迅速走向全球化的中国，我看到新的打工阶级正在挣扎欲出，当我试图去理解这种完全陌生而残酷的生活经验时，最令我感到困惑的是：中国打工阶级的生活状况十分窘迫，然而这个阶级的声音却不仅被国家机器建设现代化的轰鸣声所湮没，同时也遭到了普通民众（不仅是城市新兴的中产阶级，有时候甚至包括打工阶级自身）的普遍反感和憎恶。换句话说，一方面，阶级主体自身不能言说；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阶级这个议题普遍患有失语症。正是这种困惑驱使我欲将当代中国的阶级语境探出个究竟。然而荒谬的是，“阶级”这个词汇已经被淘空得只剩下一具躯壳，仿佛一个亡者盼望转世的幽灵。

　　本文的第一个重点是推导出“阶级”在中国从毛泽东时期到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系谱，以帮助理解改革时期中国新兴打工阶级的“失语与发声”的喻意。我认为，打工阶级的“失语症“（discursive dyslexia）不仅对中国的劳动与人口政策及法规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阻碍了打工阶级自身的形成。

　　本文的第二个重点是强调“阶级”、“阶级意识”以及“阶级斗争”等充满争议性的概念需要在深入的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建立更加成熟的理论。尽管当代中国尚未出现以对抗国家与资本为目的，既有组织又有系统的集体性“阶级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急剧变革的中国社会尚未出现“阶级意识”的萌芽。在本文中，我将在打工者们真实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社会抗争中，寻找其阶级主体发声以及打工阶级形成的可能。

　　汤普森（E. P. Thompson）曾经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之形成时指出，“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形成中。……不仅如此，对阶级的看法还有赖于对历史关系的看法。如其它关系一样，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关系总是要体现在真人身上，而且还要有真实的背景。”（Thompson，1963，p9）

　　汤普森的这一洞见提醒我，必须尽量避免将中国打工妹们的真实生活变成一堆死气沉沉的统计数字、模型或者用“阶级”语言堆砌而成的结构。汤普森的主要贡献有两点：第一，他对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观点既忽略文化，又忽略工业化、政治形态以及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质变过程。第二，他对坚持唯物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挑战，认为他们过分强调物质决定论而忽视社会或文化的能动性，因而忽略了阶级主体以及阶级意识的复杂性（McLennan，1982）。汤普森认为，阶级绝对不是一种结构性的生成物，它有赖于历史关系，这个阶级的产生正是其自身实践的结果。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及其形形色色的经验本身将为我们提供理解其自身阶级形成的线索。除了工人阶级自己，没有人可以成为他们历史的行动者。

　　尽管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被重新恢复到历史舞台的中心，但是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文化、阶级主体性与阶级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却未被充分地进行理论化。{2}因此它一直受到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批判，后结构主义理论强调表述政治和主体的去中心化，而这两者都竭力反对任何统一的或者目的论化的阶级观念。

　　我将在此重点强调两点：第一，表述政治总是存在于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文化之中的，表述场域恰好是各种力量汇集交锋的竞技场：国家、资本、知识分子、传媒以及最后却非最小的一种力量——打工者自身，都将纷纷进入这个场域，试图询唤出打工阶级的形态和本质。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是由社会主义的表述政治“宣布”并创造出来的，“阶级”在其“相应的”主体尚未出现的情况下便被建构出来，可以说，国家机器为了创造出阶级行动者而垄断了询唤的权力。

　　第二，以“目的论”取向来描述和解释“阶级”是不恰当的。因为正如汤普森所言，“阶级”既是一个历史性的、结构性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日常生活经验的概念（Thompson，1963，p9-11）。就像“性别”和“种族”等概念一样，“阶级”体现的也是一套特定的人类关系，这些关系既不能被统一归类，也不能仅被简化为某种本质的具体呈现。卡鲁比认为，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关系性的阶级概念，一方面意味着一种更加开放性和偶意性的阶级分析形式，同时也是避免陷入化约主义（reductionism）、僵化主义（reification）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等思想谬误之中的最好办法（Kalb，1997，p6-7）。

　　除了主张对阶级进行关系性的解释之外，另外还有一种主张是倾向于用“阶级斗争”来取代“阶级”本身。麦克林南（Mclennan 1982，p112）曾指出，汤普森针对工人阶级的形成，发展出了“阶级斗争可以脱离阶级而存在”的观点，因为在汤普森看来，“斗争”比 “阶级”本身更重要，而抽象的“阶级利益”并非由具体的阶级以其阶级身份进行争取。汤普森清楚地意识到，工人阶级的话语与大众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后者更加倾向于认同传统的“道德经济”（Mclennan，1982，p113）。对工人罢工的研究证明：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阶级，工人总是在阶级斗争中获得阶级意识，从而上升为一个阶级。丘延亮（Fred Chiu）明确提出“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阶级”的观点，他指出，“只有当工人个体被询唤，并卷入到一种集体性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之中的时候，‘阶级’才存在——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个人有意识地确立自身的道德—政治地位，并被卷入具体斗争的战场。在这样的时刻——不是更早也不是更迟——可以说，阶级出现了。”（Chiu，2003，p220）

　　我同意主体性以及工人对罢工等工人运动的积极投入是阶级意识形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将“阶级”假设为“阶级斗争”，尤其是将其简化成一种集体运动的做法，仍然是不合理的。我对工厂女工的研究发现，“阶级意识”同样也是在日常实践中形成的，它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中表现出来，而且其“阶级意识”几乎不比任何集体性阶级斗争的时候弱。在车间里，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普遍而灵活的传播和使用着包括凝缩技术（condensation）、置换技术（displacement）以及呈现技术（representation）在内的表述政治，而且通常与性别、族群以及城乡地位等话语交织混合在一起使用（Perry，1996）。没有“阶级斗争”并不意味着没有“阶级意识”和“阶级”。很明显“阶级斗争”、“阶级意识”和“阶级”这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顺次一一对应的关系，反之亦然。将阶级区分为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对于理解打工主体形成过程中的结构性以及历史性的制约因素是大有帮助的。

　　在中国，“阶级分析”则远远要超出纯粹学术讨论的范围，它在更大程度上实际是个具有政治性的话题。由于受到化约主义、僵化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将“阶级”话语和社会主义运动浪潮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是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在中国酝酿了一种“阶级斗争”话语的话，那么，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则以一种“现代性”话语取而代之，允许并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伤痕文学”，率先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伤痕进行展示，并对毛泽东的某些错误及其对“阶级斗争”的信仰提出质疑。在迅速走向“资本化”的后社会主义中国，“阶级”不再仅仅是个空洞的意符，它正在迅速成长并不断重构自身，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国家机器的矛头已经颠倒过来，直接指向了“阶级”话语。

　　在当代中国，新的精英集团正在崛起，它们自觉地对抗着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以及特殊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话语，因为这些话语仍然有可能塑造大众记忆和社会主义历史。打着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旗号，新的霸权机器已经为抨击“阶级”话语和驳斥过时并且有害的思想模式做好一切准备。然而，就在这个荒谬的历史时刻，借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话来说，马克思的幽灵又回来了，它必须回来。正如德里达所言，“不过反对意见似乎也是无可辩驳，但是无可辩驳本身就表明：这个正义使生命超越当下的生命或它在那里的实际存在，它的经验的或本体论的实在性；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种生命的延续。”（Derrida，1994）这句话具有一种“视觉效应”：我们看不到谁正在注视我们，但是“这个幽灵般的存在的确正在注视着我们”（Derrida，1994，p7）。在“阶级”已经被剥夺了语言无法发声的时刻，一个新的打工阶级正在挣扎欲出。这一次，这个幽灵般的他者在我们周围徘徊着、注视着，不敢期望自己可以被人看到，除了它自身的影像。仿佛孤儿一般的命运既是它的不幸也是它的幸。它不仅仅是一个自身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斗争，一次让这个幽灵转世的机会。

　　安·安娜诺斯特（Ann Anagnost，1997，p17-44）曾经指出：“让底层阶级说话”是中国二十世纪初期的现实主义文学所进行的一场革命，然而，国家机器却片面地借助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将其吸纳到政党—国家的话语之中。尽管在当代中国，阶级分类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新的打工主体的形成却仍然要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看法——经常把主体视为纯粹抽象物或者生产手段与生产关系的结果——要复杂得多。

　　在本文中，“阶级”不仅是一组流动的历史性关系，而且也是由无数的张力、多重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时而出现的冲突因素等共同构成的一组特殊关系。新兴打工阶级崛起于社会底层，它的形成注定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它一出现便遭到上层支配阶级的破坏和瓦解。形成与解体仿佛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同时发生于新兴打工阶级在迅速走向全球化的当代中国挣扎出世的过程之中。{3}

　　正如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Walder，1986）所言，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独特性在于，它完全是由政治而非市场决定的。首先，毛泽东思想重新解释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突出强调阶级斗争。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其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的原因是要为共产主义革命分辨出敌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进而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Mao，1965，p13）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为数不过二百万人左右，而且，“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Mao，1965，p18-19）尽管毛泽东在战前对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参与寄予厚望，但他也非常清楚当时这个阶级的人数仍然很少。{4}实际上，后来与日本以及国民党的战争所依靠的主要是农村地区的广大农民群众。毛泽东将农民划定为“半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最坚定同盟（Schram，1969）。然而革命胜利后，不是广大农民，而是城市中的工人被称作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因此而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政治象征与阶级主体之间关系的恣意性是如此明显，意旨与意符之间的巨大差异性既维持同时也破坏着作为象征性符号的“阶级”话语。

　　在毛泽东时代国家计划经济的背景之下，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而相比之下，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则至少经历了半个世纪，并且是由市场经济决定的。中国的工人主体是被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意识形态询唤到“阶级地位”之中的。表述政治的力量如此强大，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自在阶级”演绎为“自为阶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开始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的大手很快将毛泽东一手打造的社会“阶级”结构击得粉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改革打破了一直受到国家保护的公有制企业工人阶级的“铁饭碗”（Leung，1988；Walder，1989；Sargeson，1999；陆学艺，2002；谭深，1993），中国工人阶级昔日的特权地位被彻底否定。在中国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和资本的主导论述稀释了阶级话语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分析已经过时，事实上，一切并不那么简单。在现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以及政府官员们指望用主张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论述来将急剧的社会变迁合理化，并对阶级结构与社会关系进行重构。去除阶级分析，是他们为了掩盖其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为了给强调个人主义、专业分工、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铺平道路，阶级话语被彻底压制。因此可以说，中国的“阶级”历史被双重地取代——首先是被国家，然后是被市场。在急剧变革的当代中国社会，对阶级的双重取代使阶级实践的意义无法呈现出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是非常具有政治性的。

　　然而，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外来工们已经迅速地构成新的劳动大军，城市中不断涌现的工业区或开发区为全球资本利用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条件。因此，在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之际出现的主要由农民工所构成的新兴打工阶级，它的命运实际上是由国家和资本共同决定的。作为一种阶级力量，新兴打工阶级从一诞生开始便受到结构性的压制。在当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不仅与政府官员高度重叠，而且与中国的家族亲属网络亦密不可分（Bian，1994；Lin，1995）。资产阶级与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政府法团主义治理形态，这也是导致新的阶级话语被压制，致使阶级失声的最大力量。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经常是被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对外来或农村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却总是被轻视或者忽略。在城市的精英们眼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阶级分化”，他们只知道政府允许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既然如此，自然就会出现差距和分化。支配阶级试图用开放社会来取代阶级社会的意图非常明显。而且，开放社会对阶级社会的“取代”是在国家与资本论述的充分构思和严格管制之下进行的。因此这个“取代”过程可以被视为一个被市场合法化的“政治过程”。

　　中国并不是唯一主动引进全球资本主义要素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东欧的改革一样，中国政府面对国家计划经济的僵化结构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决定引进市场经济机制来解决社会危机（例如发展水平低下、就业不足、大量失业、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等），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Dirlik & Meisner，1989）。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将发展经济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于是地方政府纷纷尝试将城市规划和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为了优先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地方政府毫不犹豫地实行严格的社会控制。在现代“大”都市的梦想与强化行政控制体系的欲望之间的巨大鸿沟中，便出现了剥削型的劳动力使用和管理机制。

　　中国的人口控制主要是通过户籍制度，这个制度正式建立于1958年，当时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而且还决定一个人的整个生活变迁——社会等级、工资、福利、实物配给量以及住房等（Solinger，1991；殷志静、郁奇虹，1996；陆学艺，2002）。改革前的户籍体系单一而严格，即“城市常住居民户口”和“农村常住居民户口”。{5}在这种户籍制度下，农民的命运被农村户口禁锢在土地上。尽管户籍制度本身的漏洞造成了一些“非法”城乡移民的存在，但从数量上来看，他们绝对不可能改变农村与城市、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二元结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深圳市政府率先对户籍制度进行重大改革，颁布控制流动人口的暂行办法。在原来的常住居民户口基础之上增加了暂住户口，主要是针对短期务工人员。户籍制度与劳动力控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存在有助于劳动剥削机制的产生。政府利用户籍制度将城市中的人口区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使政府无须承担向农民工提供住房、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福利的责任（Solinger，1999；Mallee，2000；Zhang，2001；Tan，2000）。城市需要农村人口的劳动力，然而一旦她们的劳动力不再被需要，她们便无法在城市继续生存下去。事实上，城市不允许新兴打工阶级在它的土地上生根。更糟糕的是，户籍制度与劳动力控制机制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建构出农民工模糊的身份认同，从而既深化又同时掩盖了对她（他）们的剥削。暂住人口是不是城市居民？农民工到底是工人还是农民？这些问题的答案总是暧昧不清的（Andors，1988，p40-41）。农民工地位的模糊性，有助于中国政府在没有充分认可其劳动者身份的情况下，仍可对其任加使用。正如索林格（1999）所言，这已经造成了一种即使不是畸形也是冲突的公民权（cotested citizenship）状态，这种状态不利于农民工们将自身变成城市中的工人。“农民工”这个词，模糊了农民身份认同与工人身份认同之间的界限，这便在无形中抑制了打工阶级的形成。

　　此外，城市政府不向暂住人口提供住房、教育以及其他环境基础设施。外来工们不仅自己不享有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其家庭成员也不被允许居住在城市，除非她（他）们自己也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外来工结婚和生育都不能在城市进行登记。官方仍然将外来工视为农民，认为她（他）们应该依靠其农村家庭网络的支持。因此，地方政府和外资企业不仅可以减轻负担，同时还可以从农村劳动力的使用中获利。而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则要由农村社会承担。外来工是城市中的匆匆过客，一般来说，打工者——尤其是打工妹——结婚之前在城市工厂里的打工时间约为3—5年。她们对生活的长远打算，如结婚、生育等都被预期将在农村进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现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十分依赖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模式。在中国，无产阶级化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它并非由市场力量决定，而是由政治与行政力量决定，即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力量将各种现存的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构整合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之中。由于中国农村地区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城市政府完全不需要担心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

　　简而言之，要想将经济特区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城市，必须依靠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的使用，而与此同时，国家和资本的论述却有意无意地否定打工者的“阶级”地位。模糊的身份认同是人口控制和劳动力控制等两种机制的奇特混合物，在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整合过程中，身份认同的模糊性有助于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和弹性。强调现代性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论述既将上述剥削机制合理化，又决定了中国新兴打工阶级的弱势地位，因为它甚至连一个表达自己存在的空间都未被赋予。新兴打工阶级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打工者没有在城市中安家的权利，因此就等于被剥夺了阶级生根的土壤。贫民窟是无产阶级可以组织起来发展成为阶级力量的地方。尽管广州、北京等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外来工的聚集区迅速扩张的现象（Zhang，2001；王春光，1995；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飚，1997；赵树凯，1997），但在大多数城市中，这种聚集区通常是政府努力进行整治和清除的主要对象。农村的无产阶级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生活都是短暂的，几乎没有人敢去奢望真正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农民变成工人。当外来工们被遣返回乡的时候，打工阶级在逆境中成长的“根”便遭到破坏。因此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政治与行政力量（尽管混乱）连同阶级的失语，共同决定了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和解体。

　　在当代中国，追求现代性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必须允许私有以及跨国资本不仅对中国的经济生活，同时对社会以及文化生活进行渗透和管制。在对工厂打工妹的人类学研究中，我除了借鉴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自我形塑技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分析以及性别与劳动的女性研究之外，我还参考了亚兰·杜汉（Alan Touraine）的著作以及他所提出的“社会行动者”的概念。在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的这场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像晓明这样的外资工厂的打工妹们是经历这场转型的先锋之一。身为女性、身为农民、身为外出打工者，打工妹是生活在变动社会中的一个游离的主体，她们的声音决不会轻易被任何主导话语（无论是知识话语还是政治话语）所湮没。

　　在我开始着手打工妹研究的时候，除了借鉴Foucault的“自我形塑技术”（self-technology）、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分析以及性别与劳动的女性研究之外，我还参考了Alan Touraine的著作以及他所提出的“社会行动者”的概念。在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的这场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外资工厂的打工妹们是经历这场转型的先锋之一。作为女性、作为农民、作为外出打工者，打工妹们是生活在变动社会中的一个游离的主体。她们的声音不会也不可能轻易被任何主导话语（无论是知识话语还是政治话语）所湮没。

　　打工妹们正在经历、体验、想象和反抗着自身的生活道路，由于这个新型社会主体的斗争是丰富、独特而多元的，因此她们的斗争不应该再被简化为政治化的“阶级斗争”。如果阶级分析作为一种社会斗争的武器是有效的话，那也只有当它扎根于底层阶级的斗争经验之中的时候才能重振旗鼓。换句话说，阶级分析只有在打工者们自身抵抗资本与市场的日常政治（infrapolitics）中才能发挥作用。{6}深陷于三重压迫的囹圄之中的打工妹们，必须要活出她们自己的阶级经验，并将这些经验作为其生活抗争的一部分。如果说，底层阶级曾经被来自支配阶级的主导话语伤害过，那么，在全球资本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工程的交汇处出现的新主体——打工妹，则正在翘首盼望着“阶级分析”的归来。

　　“打工”意味着将个体变成劳动主体的过程，尤其是在为资本主义老板工作的情况下。“妹”则进一步显示出这个劳动主体在特定情境下的性别身份。“打工”一词来源于香港的方言——广东话，在香港，劳动关系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简而言之，“打工”就是“为老板工作”，带有强烈的劳动力商品化或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的意味（Lee，1998）。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里，“打工妹”和“打工仔”是两个非常广泛使用的词汇，与“工人”——即无产阶级——这个在毛泽东时代更加普遍使用的词汇形成对比。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在社会中享有农民阶级望尘莫及的高度特权地位，国家宣称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并且不再异化于劳动。而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是普遍存在的。工人是社会主义中国将劳动力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并使其在劳动过程中充分实现自我的新型主体的理想类型。实际上，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人是为国家工作的，国家作为“社会主义老板”，不仅给工人发工资，同时还提供终身雇佣、住房、医疗保障以及子弟教育等福利（Walder，1986；李培林，1992）。

　　“打工”不仅仅意味着离开“社会主义老板”，而且也意味着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老板们的到来。“打工”意味着劳动者不再受到国家的全面庇护，它是临时性的劳动，会被任意解雇的劳动，并且是随时可能被更低价格的劳动所替代的劳动。打工的价值，如果有的话，是由市场决定的，资本家榨取其劳动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换句话说，“打工”一词意味着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向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转变，打工仔/妹则是清楚劳动剥削、具有阶级意识的新蜕体。

　　新型的“打工主体”是如何发展出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主体”完全不同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呢？打工主体的形成又是如何从社会底层获得动力以及生活策略，以使其不能被任何单一政治议程所吸纳的呢？另外，抛开无产阶级化的目的论视角，打工主体会形成什么样的个体或集体反叛模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全球化生产时代的到来宣告了打工潮从农村向城市的涌现，工业资本一面熟练地操纵着需求、欠缺和欲望，一面在既梦想成为城市工人，又梦想成为现代消费者的打工者中间将“现代化”神圣化。创造欲望和欠缺是市场经济的艺术，用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利（Felix Guattari）的话来说，它“在产品充足的情况下，刻意地创造出需求和需要；令所有的欲望蠢蠢欲动，并使人永远堕入唯恐自身欲望无法满足的深渊。”（Deleuze & Guattari，1984，p28）

　　从农村地区涌向城市工业区的巨大民工潮展现出打工的欲望，从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政治操纵着社会欠缺，使农民工们产生了填补这个空缺的欲望。然而，正如城乡差别、地区和性别不平等的系谱学所显示的那样，这个空缺被社会主义体系进行了历史性和制度性的修正（Perry & Wong，1985；Seldon，1993；Solinger，1993 & 1999；Stacey，1983；Wolf，1985；Croll，1985 & 1994）。年轻女性离开农村的迫切渴望，远远不是将其归因于贫困或者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等一般观点所能解释的（West & Zhao，2000；Zhang，2001；谭深，2002；孙立平，2000）。贫困，从另一方面或许也可以说是富有（剩余劳动力），作为具体的社会欠缺形态，是由国家权力与资本权力共同创造和组织出来的。贫困，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巨大落差，是人和历史共同创造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一种为了掀起填充和改变这种状态的社会性欲望而存在的消费性话语。

　　农业劳动的贬值及其与工业生产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暗示着差异政治、层级制度以及他者化等都与打工妹这个新型主体的形成过程相关联（Pun，1999）。正如许多关于女工和工业资本主义的研究中所描述的那样，农村人的身体通常被想像为粗糙的、肮脏的、土气的或者懒惰的；相比之下，敏捷而灵巧的工人的身体则通常被描述成年轻的、单身的、女性的，并且尤其适合新的国际劳动分工（Nash & Fernandez-Kelly，1983；Kung，1983；Leacock & Safa，1986；Ong，1987；Lamphere，1987；Rosen，1987；Hsiung，1996）。新的自我与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一个赋权的行动（Laclau，1990），是一个自我主体化、排斥和替换的过程（Foucault，1988），涉及到制度控制、规训技术、命名艺术以及话语权力的安排（Kondo，1990）。新打工主体的建构使陈旧落后的社会主义和农村人被不断地贬值、降级和放逐。农村人被想像成卑贱的主体，换言之，是崭新的、现代的、理想的身份认同背后的黑暗污浊的内里。城市和农村、南方和北方、男性和女性、已婚和未婚等社会差别都被用以维持、扩充和修正支配权力与层级制度。打工妹，作为一种新身份，作为一件文化产物，恰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机器开到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进行收割的这个特殊时候被创造出来；它标志着一个由市场、国家和社会三方共同影响无产阶级化的新时期的开始。

　　如果说，马克思已经指出了城市与农村的分化是资本积累的基础，那么在本文中我将补充资本积累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性别差异，尤其在这个全球化生产的时代（Nash & Safa，1976；Ong，1987; Stitcher & Parpart，1990；Ward，1990）。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强调阶级而否定性别差异；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却到处充斥泛滥着性论述以及女性身体图像（Croll，1995；Evans，1997）。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需要依靠一种性论述来作为差别体系和层级制度的基础。晓明之所以能被招进工厂不仅仅因为她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外来工，同时也因为她是一名女性，是被认为价格更加便宜，而且更加容易管理和控制的女性。在中国，外资的电子厂经常被比喻为桃花源，那里的少女们正在等待着男性们的追求。生产机器的微体权力对平凡的身体没有兴趣；它只对特殊的身体，即女性的身体才感兴趣。因为女性的身体通常被想像为更加驯服、忍耐并且更加适应工厂机器。

　　然而，打工妹既远非一件简单的文化产物，更不是权力和论述的结果，也不是一种性别构造。作为一个打工主体，打工妹是自身主体化过程与社会对主体进行塑造的力量相抗衡，以争取“行动者回归”而生成的一个主体（Pun，2000 & 2002）。中国农民希望将自身从长期的隔离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欲望，正好碰上企图控制农民身体的政治技术，因此农民将作为行动者展开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打工妹，作为一个以各种形式的合作、反抗以及挑战为特征的特殊底层阶级，凝聚了支配与反抗这个双重过程。正是这个双重过程共同创造出复杂、叛逆而异质性的打工妹主体（Certeau，1984；Guha & Spivak，1988；Scott，1990；Willis，1981），她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天生不足的支配体系，而且她们懂得应该如何在权力和纪律体系的缝隙之中进行反叛（Ong，1987；Kondo，1990）。在规训政治工程（disciplinary regime）出现之前，无论打工妹们怎样无权，她们都不单只是“驯服的身体”。相反，她们是“机灵而反叛的身体”，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对抗着霸权，有些时候她们甚至可以成功地将规训权力颠覆或瓦解。我并无意要将这些“日常生活实践”（Certeau，1984），或“文化抗争”（Ong，1991）进行传奇化，但是，工厂女工们的故事与体验、疼痛与煎熬、尖叫与梦魇交织在一起，的确构成了一幅“反叛的政治学与诗学”的生动画卷（Pun，2000）。

　　简而言之，与西方的无产阶级化道路不同，中国的打工妹没有对资本展开过有组织的公开对抗，也没有能够成为一股重要的反抗力量。外来工们作为城市过客的两个重要特点——无常和游离，也为他们在城市中成长为一股集体性的阶级力量设置了障碍。然而，尽管一个有组织的打工阶级的形成道路受到阻塞，但是一有机会，打工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展开各种短暂的、自发性的罢工等集体行动。在对抗性集体行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会导致各种反叛性集体行为的产生和蔓延，从一般的劳动反抗，一直到日常生活的抗争。

　　撇开对阶级的本质主义分析取向，打工妹这个特殊的打工主体不仅体现了生产关系，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与文化论述、消费关系、社会网络、家庭关系、性别比喻以及社会抗争。如果说，传统的阶级主体是一个将自己外化于他人之外的他者化的结果，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抽象形式，那么，这个新的打工主体则是“行动者的回归”（Touraine，1995，p207），正如亚兰·杜汉所言，他（她）是“将自我变成社会行动者的一声呼喊”，而与此同时，主体还要努力抵抗国家与市场力量的侵蚀。{7}这是个体经验的回归，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自我定位的实现。从这个实现开始，一个人决定以集体的或者个体的方式采取行动。这是对自我的坚定回归，对主体权利的掌控可以使其于政治霸权之中捍卫自身。打工妹是女性的打工主体，她们的社会抗争不应该被简化为传统的“阶级斗争”，因为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界定的那种工人斗争。她们的社会抗争既是打工者对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

【注释】
{1}中国的外商投资工业区的第一场大火发生于1990年5月，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地区——东莞，一家专门为出口欧美市场生产雨衣的港资工厂发生重大火灾，八十多名工人葬身火海。惨剧发生后，我到广州的一家医院探访受伤的工人们，那是我与中国外来工们的第一次接触。稍后，在1990年7月，我又和朋友一起，对来自湖北省的四个村子的受伤工人们进行了追踪调查。
{2}参见丹·卡鲁比对阶级分析的疑问所进行的批判性述评：丹·卡鲁比，1997年，第1—23页。
{3}参见安德鲁·沃尔德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解体的论述：安德鲁·沃尔德，1984年。
{4}参见斯图尔特·施拉姆关于农民的角色和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争论：斯图尔特·施拉姆，1969年，第236—237页。
{5}除非是国家计划要求，否则没有人能够改变自己的身份。有些时候，国家允许大学毕业生改变户口到大城市工作，这是因为他们被视为专业人员。
{6}正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所指出的，“劳动政治是劳动者自身：他们的籍贯、性别、文化背景、教育程度、工作经验，诸如此类。”（裴宜理，1993年，第4—5页。）
{7}通过阐明“社会行动者”的概念，亚兰·杜汉试图对阶级主体的理念进行去中心化，因为这种理念太容易被国家或者整体的计划所整合。他认为，社会行动者并不是那些行为是由其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人，而是“通过改变劳动分工、决策模式、支配关系以及文化取向等来对自身所处的物质及社会环境进行改造的人。”社会行动者是努力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人，并且时刻准备以开放的社会抗争的形式，为了社会变革而采取行动。参见亚兰·杜汉，1995年，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