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现年59岁的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职务，正在接受调查。此事引发很多关注。媒体报道，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刘铁男任驻日使馆经济参赞时就受过“警告”、“记过”处分。但西历2006年，有领导提名刘铁男担任副部级职务时称：“刘铁男年轻有为，有干劲，有开创精神”。西历2008年1月，中组部对刘铁男的审核结论是：“此人作风、品质、专业不适合担任省部一级干部”。但2个月后，刘铁男还是走上了正部级岗位。用一句官场上的话说，刘铁男长期以来一直是“带病提拔”、“带病晋升”。为什么?

　　刘铁男现象是改革时期的产物，也是改革指导思想的产物。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新鲜，宋代王安石的改革比较著名，王安石也因此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改革不是革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大革命之后的成果，其实延续了很多旧制度的内容。“大革命”尚且如此，改革能彻底改变过去吗?因此，任何改革都是“有的要改，有的不要改”，“该改的就改，不该改的不要改”。然而，什么该改，什么不该改，在改革之初未必能够清晰。很多要等到改革过程中，甚至改革之后才能辨明。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需要改革不是问题，如何改革才是问题。改革的这种不确定性，常常会造成改革者的一个通病。

　　改革在新旧之间是一个动态的关系。新的，也许对改革有好处，也许没好处。旧的，也许对改革有利，也许不利。然而，改革者未必能清晰地区分清楚。一般来说，所有的改革者都会首先从权力机构上着手，设立一个指导改革、掌握改革权利的特殊机构。王安石时期，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等机构，也就是在旧体制、旧机构之外成立新机构，以新机构来推动改革。这种做法很常见，例如，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提出要设立制度局，成为改革的中枢机构。只是因为“百日维新”时间太短，其他“专局”已匆忙成立，制度局还没来得急成立，变法就夭折了;文革时期也有“文革领导小组”。当今中国的改革，其创设的新机构就是“发展改革委员会”。这种为改革而设置的新机构，权利界限往往不清晰，而权利又在旧机构之上。就传统政治结构来说，它的管辖范围既与“六部”重合，又与“六部”不同;不必承担“六部”的责任，权利还高过“六部”。因此，对于任何改革来说，这些新创设的机构都处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处境。

　　为了改革而创设新机构，某种程度上就是针对旧机构。因此，在新机构创设之后，改革者还会大量使用新人。破格提拔在国内外所有改革中都屡见不鲜。为改革而破格提拔、使用新人，其用人标准因改革的不同对象、不同目标而不同。如果是为了能打胜仗的军事改革，新人的标准往往是作战能力强的人。文革虽号称“革命”，但只是“文化”领域的革命，而非体制革命，因此，文革依旧是改革。由于文革的对象是文化，因此，文革破格使用新人的标准就是”文化上的新人“。由于文革目标的激进，文化上的激进者便容易被采用。当今中国的改革以经济为主，因此，破格提拔的新人大都以经济才能为主。这一点与当年王安石变法如出一辙。王安石的改革号称要为国家“理财”，于是，一大批熟悉经济的“理财”能手被破格提拔。后人评价，当初王安石破格提拔的很多新人，都属于很会算账的“小人”，而非君子。

　　因此，为了改革而破格提拔的新人，大都会有一个特征：重才不重德。这几乎是所有改革的通病。改革有它的目标，有它的对象。改革在新与旧的较量中，需要很快拿出改革成绩，这是对旧势力、旧制度最好的回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谁有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为改革加分，谁就容易得到重用。王安石的改革目的是为国家“理财”，一批“理财”高手被重用，结果是政府财富的确很快增加，但民间财富是否增加还是损失，成为一个大问题，也成为日后北宋社会矛盾复杂化的重要原因。为了改革而使用激进的新人，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保守者、中庸者，显然不是改革所需要的人才，甚至是改革的对象。激进的新人往往会有让改革立竿见影的猛药，为此，改革决策者“唯才是举”也是惯例。然而，“唯才是举”容易背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原则，从而也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很多改革的失败，实际上是推动改革者的人品决定的，有才无德的改革者，往往会使一场看起来应该成功的改革最终失败。

　　王安石改革时提出“三不足”主张，以表达改革决心，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当今中国的改革者也多次重复王安石的原话。我认为，用此话表达改革决心没问题，但用它指导具体的改革就容易因过激而走过头，造成“过犹不及”的局面。所谓“天变”就是规律，改革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所谓“祖宗”就是传统，改革不可能彻底颠覆传统，萧规曹随的历史延续未必全是错的;所谓“人言”就是民心，改革如果失去民心，必将失败。虽然对于改革者来说，以前对“天变”的规律可能有认识不足，以前“祖宗”的传统的确可能有缺陷，“人言”也的确可能有陈腐狭隘因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放在眼里。但是，改革的手段一旦走过头，一旦过激，“天变、祖宗、人言”中的合理成分，就会成为改革的掘墓人。

　　由此我们再回到刘铁男的话题。他的带病提拔、带病晋升，恰恰就是改革急功近利的结果。为了达到改革目标，重才不重德成为普遍现象，有才无德的人掌握改革大权，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改革的伤害。如果任此类现象蔓延，任何改革都将难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