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公众对改革抱以巨大期许。凤凰网评论约访各方专家，解读中共领导集体种种政策背后的逻辑，以及学界围绕改革的期盼。
本期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程恩富，为您解读“新时期的意识形态问题”。
群众路线教育渗透在改革开放发展之中
凤凰网：程教授，最近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开展得特别热烈，您感觉到的这次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的效果怎么样的情况?非常有效呢?
程恩富：改革以后也搞过很多学习运动，三讲，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在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又是先进性教育，这次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迅速地开展群众路线，这些教育都很必要，当然可能成效大小不一，希望这次通过认真落实中央精神，成效能比过去更大一些。根据这一届中央领导现在的做法和学法，成效会比过去更大。
凤凰网：群众路线作为一种方法论，有没有更细致的一些制度层面的设计与配套?
程恩富：比如说八项规定就是群众路线教育要贯彻执行的一个制度性规定，改革以来广大干部群众也感觉到群众路线这个词不再提了，而在毛泽东时代群众路线口号很响的，不能当群众的尾巴，群众有事要听。改革以后，因为改革既有自下而上的内容，也同时有很多都是自上而下的中央发出的文件，指令，然后大家来执行，这样就容易对民意尊重不够，所以现在重启群众路线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首先它是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过去搞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斗争是靠群众的，党员都是由群众把培养出来的，共产党靠的都是群众路线，打败国民党也是靠的群众路线，三大法宝都是建立在群众路线之上。但是改革以后有人认为是要靠精英，还有些人认为要靠国外的精英，比如中国有的经济学家就说，中国改革就是在西方理论、西方经济学家的一步一步建议，或者理论的引导下进行的，这种观点甚至出现在中央党校的经济学教授跟省部级领导讲课上，给人家印象就是群众是可以无所谓的，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强调群众路线是恢复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的需要。
第二，中央的文件其实也说到群众路线教育实际上渗透在当前的改革开放发展之中，不光是一个作风问题，每制定一项政策，比如说要深化改革难道就是靠少数精英，少数高干，关起门来制定一个政策?当然精英、高干都是很有水平的，可能单个领导和单个群众比，领导可能各方面的知识能力比群众要强。但是就整个群众来说，尤其改革是要为群众服务的，就不能脱离群众。所以改革的东西都应当先到网上去征求群众意见，在十八大之前我们也提过相关建议，越南共产党就是这样。所有党代会文件，政治报告，应该全部先在网长公布，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向广大党员、人民群众征求对报告的意见，修改党章，也先听听群众意见，不要走过去老的一套，单纯先由少数人提出报告，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征求省部级领导4000人的意见，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民族的做法，要保留，但一般党员，或者一般群众的意见呢?希望他们不光是等文件颁布以后再学习，不管是政府文件也好，党的文件也好，反正不是保密的，最终是要靠群众来落实的，要获得群众支持的，实际上都应该在网上公布。
群众纵有几千条、几万条，几十万条意见，最后还是由民主程序决定，该投票的由那些组织进行投票决定，所以这次群众路线也应该确立这样一个做法和精神。
凤凰网：现在群众路线的大方向确定了，您觉得后面应该在哪些制度方面继续加强建设?
程恩富：我曾到杭州的大学讲学，杭州师范大学的教授就非常赞成杭州市领导的做法，杭州市很多规定都在网上公布，征求意见，。所以后来浙江省还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了这种做法，其实中央政府，甚至于党中央都应该这样做，希望群众路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不是地下党，没有必要少数人指定，通过以后，再秘密地传达给广大党员。当然现在也不秘密，但很多文件都应该传达到广大党员，而不是单纯到省部级、厅局级，党员都不知道，很多党员知道的东西都是出口转内销。比如说文件发到省部级了、厅局级了，港台澳的，或者海外的其他知道了，然后在报纸上登，在网上登。一般的党员干部，或者群众都是要去看境外的网。但这些报道真实不真实?所以群众路线还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不光是一般的学风，做一点自我检查，要从根本制度上检查哪些群众路线制度落实得还不够。
干部要引导群众就不能落后于群众
凤凰网：群众的概念和人民、公民，干部精英大概是什么样的关系?哪部分是重叠的?
程恩富：首先都有独立性，比如民众，一般来说它的对应词是领导，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属于公民不一定属于人民，有刑事犯罪了，没有剥夺公民权利，当然还是公民，但是人民就不能算了。人民之间当然有干部群众，都是包括在人民之间，所以这些词有交叉，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用法，有些也是约定俗成的，有些是严格定义的。
凤凰网：那是不是只要涉及到政治参与、政治表达的行为都可以归为群众路线的一些部分?
程恩富：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不担任科长以上干部，那么征求意见就是征求群众意见，要是局长征求处长、科长的意见，理论上说是征求下级干部的意见，就是在干部中间征求意见，每级干部都不一样。
凤凰网：那群众路线是不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自上而下的，吸纳的单向关系。
程恩富：群众路线倒不是说自上而下，过去毛泽东讲过一句话，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干部首先要从群众之间吸取意见，特别是合理的意见，最后集中所有合理的意见，，还要再反馈下去再征求意见，同时落实的时候也是要靠广大群众一起来落实。
凤凰网：但是这句话如果有一个主语的话，这主语不还是干部吗?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程恩富：对，当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对干部来说的，但这不是群众路线全部的表达，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干部来说要征求意见，要引导群众，要走在群众的前面，就不能落后群众，举个例子，农民工的利益在5、6年前是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很多干部都看到了，但是都没有解决，直到民工被私人业主克扣工资，延长劳动日，延长劳动日现在也没解决，非公经济的平均劳动时间根本不是8小时，所有的经济学调查都是10小时左右，当时和谐社会的中央文件征求意见的时候，我还专门建议要严格执行法定工作日制度，这一条当然后来也没写上去，事实上现在各个政府也没抓，等了民工要跳楼了，又上访了、闹事了，政府才开始下达严厉的规定不能克扣工资。
我是安徽团的人大代表，一位安徽团的省工会的负责人告诉我，我说现在不是最近几年中央政府抓的吗?他说，其实抓的还是不严格，这个如果从群众路线上讲就是做群众的尾巴了，让群众利益受损。群众有呼声，政府不管，至少没有严格管，等群众跳楼、上访、自杀，才来管，这就是当群众的尾巴了，应该把这些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所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看起来很抽象，但其实每一件事情上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前几天我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要大力推动民生导向的改革开放，就是改革开放必须是基于群众的需要，为群众利益服务，改革开放是为解决民生而改革开放，而不是看美国的市场制度怎么做的，现在中国还有哪一条没有做就改，那实际上就是以美国为最佳模式，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最佳模式，中国虽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改的方向和措施又不是围绕民生，也不是围绕社会主义取向的市场经济改革，这样其实就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意愿。
比如说国企的改革，明显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很多干部都是不赞成的，因为严重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有的右翼经济学家公开就说，改革要牺牲一代，要牺牲一代老工人，有人说还要牺牲一代妇女，这都是不对的，改革就是要为这些人服务的，要使得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都有所增长，长期来看使全体人民的利益，群众的利益，都有所增长，不是说牺牲某一部分人。
凤凰网：那您刚才提到改革要符合国情，符合人民的利益。那群众路线方面的一些有效措施，是不是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应该借鉴?
程恩富：对，有的经验是值得学习的，比如十几年前就讨论，当时中央领导也想解决，当时有一个说法吃饭规定四菜一汤，当时这个制度一出来，听了就觉得好笑，四菜一汤，没说这个菜，这个盆有多大，那这个盆可以很大，菜的质量，汤的质量是多少，当时英国等有些国家都实行金融管理，规定进行一个国宴，每个人应该是多少钱，至少几菜几汤是由厨师，具体工作人员来定。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这样规定。现在有规定了，按照有关财政部的规定，审计的审查，人均现在有了，比如说开个研讨会，人均50块钱还是多少钱，比过去四菜一汤要聪明了。但是现在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背离了群众路线，它要求必须在定点饭店吃饭，要知道定点饭店的菜一般是比较贵的。定点有时候开会在这儿开，有时候在那吃，想找一个便宜一点的饭店，按照现在不明智的规定是不可以的，或者可以了，还要看菜谱。
现在审计的时候要写出来自己吃了哪些菜。这个有必要这样管吗?不是说政府权力要下放吗?难道吃菜的菜谱还要审计财政部门来审吗?只要按人均规定50、60、80就可以了。现在的宾馆有没有几十块钱一个晚上的宾馆?如果按财政规定，仍然只能住80块钱一个晚上，在中国，一家80块的，120块的饭店去住，可能住在民工的饭店，个体户开的小店，对啊，只要80左右，敢住吗?所以希望像财政部门这些规定也要走群众路线，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都是属于关起门来拍脑袋制定的。
法律制度照搬美国造成了很多问题
凤凰网：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反映当前制度的一些漏洞?比如说听证会制度的执行力度基本上是走形式主义很多细节的规定不够细化。
程恩富：现在有些是制度制定得有问题，有的是执行中间有问题，分成两类，从法律制度方面，法律制度的建立要从广大人民群众所希望的，又真正是公平正义地维护各个公民的合法权益。要是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那必然是犯罪居高不下，破案率低，破案成本非常大，犯罪成本很低，现在为什么犯罪率很高，就是很多法律照搬美国的，那就必然像美国，美国就是三高一低。
凤凰网：那您能不能举个例子谈谈是哪个外国制度的不合理，或不适应中国导致犯罪率高?
程恩富：比如说律师制度是更加公正地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公正地处理关系。可是我在研究中间发现，我跟很多法学教授，法官也讨论过，他们不赞成我的观点，我就问他们，如果我是律师，你花钱聘了我了，在调查案件中间，确实发现你杀了人了。那么我又没有义务，有没有责任检举你?他们说不能检举，检举就没有律师制度了。但是我认为应当检举，不检举国家应该追究律师的责任，可是美国等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不是这样，因为它们是金钱社会，是资产阶级定的法律制度，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企业家，甚至于包括各地学者在上升过程中间实际上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所以他们掌权以后就要制定一个律师制度，他们花高薪来聘任律师，而律师又不能揭发它们，这是资产阶级定的。但是工人阶级政党掌权以后就不能学这一套，建立律师制度，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律师要有良心。
凤凰网：那您觉得这个制度应该如何改呢?
程恩富：中国应该真正创造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律师制度，就是律师制度是要有的，但要如实反映调查的所有情况，哪怕有些真实的情况是不利于出钱聘自己的对象，这就在全世界树立了样板，反观西方问题又多，而且又不公正，因为有钱的人聘的律师水平高，没有钱的人聘的律师水平低，还甭说律师背后的社会资本，有人脉关系，有权威，假定其他条件一样，高水平的律师可以把歪理说成是真理，这个在美国都是公开的秘密，只要在西方国家打过官司的都知道。学习西方，完全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必然就是形成了现在犯罪率高，所以不要完全怪那些犯罪分子。要研究为什么犯罪率越来越高，公检法越来越庞大，制度制定得越来越细，为什么还三高一低，犯罪更加严重，那肯定就是制定的制度有问题。
现在有些右翼学者只是简单地攻击司法没有独立，司法确实是要独立的，这个没有问题，美国司法独立，但是三高一低也很明显，在发达国家里面它的犯罪率最高，犯罪成本最低。所以群众路线在法律界，公检法部门，都要通过大讨论，真正实行群众路线，如何来维护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非常重要。
谁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应是舆论斗争的目标
凤凰网：意识形态很重要，为什么这次习总书记说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程恩富：改革以来，其实每一届中央领导都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以前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一次全会上也做过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报告，当然只是传达到省部级，所以很多一般的干部群众不了解，只是从报纸上看到。这次总书记“819讲话”下发到厅局级，不光是我，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学者还是官员，还是一般党员群众，可以说是兴高采烈。
总书记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专业毕业的，所以对意识形态工作在理论上理解和掌握得尤其好，他用了一个词，叫“极端重要的工作”。
在中文的词里面，一般是说十分重要工作，最高级的词就是极端重要工作。上个月国庆前，广东省委书记邀请我去做了一个解读总书记一系列重要的讲话精神的学习报告，我讲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意识形态工作。总书记在里面批评了很多现象，当正面在报道的时候，都报道正面观点，以正面引导为主，他在讲话的中间就讲绝不放弃必要的舆论斗争，用了斗争这个词，斗争这个词改革以来已经几乎不用了。
凤凰网：那斗争的目标是谁?
程恩富：斗争的目标就是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谁主张就要反对谁。比如说西强我弱，西方反对，比如说美国为首的主流舆论歪曲了中国梦，中国学者就有责任对这种歪曲的中国梦进行解释，如果美化奥巴马讲美国梦，我们就要出来说话。
凤凰网：这种有没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言论呢?
程恩富：有啊，我们搜集了。西方主要报刊的，关于中国梦的评价，大部分都是负面的。
凤凰网：您能不能说两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报纸观点?
程恩富：都有，《纽约时报》都有。所以我就准备写一篇文章来分析中国梦的科学性、群众性，是人民之梦，奥巴马讲的美国梦是寡头之梦，根本不是美国人民之梦，美国人民之梦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那个是99%人的梦，奥巴马讲的梦是代表了1%的超级富豪的梦，这个文章就要比较，要用斗争这个词，就叫理论斗争、舆论斗争。一旦讲中国梦，他们马上就歪曲了，说中国在GDP总量世界第二了，现在在高度发展军事，中国梦就是要向外扩张了，经济上要到非洲等等去开拓，去扩张，搞新殖民主义等等。对于这些国家不良的理论、舆论，就要斗争，它是理论，是舆论，不是人，要消除这种舆论，至少要发挥我们的作用。
新闻应当自由但不能像美国香港一样自由
凤凰网：正面宣传一般如何与新闻自由原则相协调?
程恩富：我认为不矛盾，在西方是矛盾的，在中国是不矛盾的。
凤凰网：如何理解?
程恩富：第一、新闻应当自由，但是像美国、像西方、像香港这么自由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香港的新闻自由是有造谣的自由。比如说香港出的书，《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作者的直系亲属就是我们的研究员，从各种信息都知道，他当初写的字就是10万字左右，后来有关方面的有些人找他，说10万字太少，另外内容太一般，没有吸引力于是就叫他加。作为一个私人医生，他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加到最后加了那么厚，好在人家给我看的时候前面有他一句话，说“此书已经被人修改”。那这个书里的资料还可靠吗?这种浅薄的造谣，在港澳台、在西方的媒体上可以大量的出现。
比如说香港出的一本书说文化大革命死掉了8千万人，因为香港是每个人都可以办一个出版社，不受任何限制，但是说文化大革命死掉6亿人的这个书也能出的，因为没有违反香港法律。所以像西方这种有造谣自由的新闻自由，这个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避免的所有的新闻必须是接到某个人，经过他本人认定，如果本人没有认定也可以发表，发表完了如果是虚假的，记者、报纸一概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我主张可以申请立法，新闻法可以立，至少可以派人研究，应该有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必须是真实的，但现在不真实。
美国报道中国的大部分事实都是歪曲的，一半以上都是歪曲性报道，这个是很清楚的，他，所以我深刻感到西方的新闻自由是不行的，新闻自由应该是真实基础上的自由，应该有一套程序。
法律要规定好，允不允许报道，经过哪一级部门批准可以报道，这个要有。比如说经过报社哪一级领导同意，报社报道的原则是什么。整个中国犯罪率那么高，就天天报道那些犯罪的东西，这种新闻不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人民群众需要的肯定是正面为主，负面为辅，西方也是这样。
凤凰网：把新闻行业完全交给市场行不行?人民需要的新闻让行业自动匹配是否可行?
程恩富：人民群众也是需要引导的，比如说现在讲收视率，收视率肯定要讲究，收视率就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任何一个媒体都要注重的，所以我也是国内最早写出一本书，叫《文化经济学》，当时我就写到社会效益为主同时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媒体首先要真实，要传达正能量，没有正能量，专门揭露阴暗面，那么收视率肯定高，但是专门揭露阴暗面，天天揭露，24小时报道也报道不完。人家还需要知道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执政团队有什么主张，本地区市长怎么说的，总是要有这些内容，所以新闻肯定是多样化的，人民群众的要求是多样化的，人民群众是不愿意天天看杀人场面的。
国外心理学都表明，儿童就不愿意看，妇女更不愿意看。所以新闻是要引导的，要有好的作品，没有好的作品，干巴巴地宣传主旋律肯定也不行。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度，不能像西方那样，西方新闻自由难道完全自由吗?实际上它是严加控制的，他们是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好的。
凤凰网：为什么美国看上去有更自由的新闻市场?西方新闻行业的事实与我们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
程恩富：批评奥巴马的自由是两党斗争的结果，美国主要媒体都有政党背景，美国大部分基金会只要是有名的基金会都有政党背景，都有垄断财团的背景，跟党政部门、财团都是结合在一起的，都是有政治背景的，现在的政治是政党政治。所以美国主流报纸揭露奥巴马其实是另外一党要求他下台我执政，所以就揭露了。当然有的揭露内容是对的，但是有的揭露内容未必是对的，它是党派斗争的一种自由舆论，并不是一种完全正常现象的自由，所以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是有严重缺陷的，必须创造一个真正自由的、有序的，不能造谣的，负责任的环境，新闻就是强调政策性的。
凤凰网：国内不符合事实的新闻报道，您觉得应该如何对待是合理的?
程恩富：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关报社，有关部门夸大，比如统计数字如果有夸大，那就要追查统计局的责任。前三年刚开两会的前一两天报道，说房价只涨了7%还是多少，舆论一片哗然。当时我在人大也讲了，统计局明显就是造假的，结果统计局第三天就说重新再调查，这个就要执行《统计法》，谁伪造了这个数字，要撤职。
凤凰网：现在最高检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就说网络转500条谣言就入刑，正规媒体和部门通常会比一般的自媒体影响大，出现类似情况怎么办?
程恩富：要执行统计法，伪造国家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是要负责任的。
凤凰网：应不应像“500转”规定的一样，相关人员负刑事责任?
程恩富：刑事责任也得负，如果是工作失误，这个数字不可靠，那你就得负主要责任，该下台就得下台，该处分就得处分，如果是属于有意伪造，下令下面伪造，把下面各个省报的数字加以虚报，那当然就是刑事责任。
正面宣传和依法治国不矛盾，任何国家都以正面宣传为主
凤凰网：那对正面宣传为主的要求，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些个别利益群体歪曲事实的借口和阻力?
程恩富：不会，统计局有权力宣传国家房价涨了多少，但是把涨的多说成少就触犯法律了。正面宣传跟依法治国是不矛盾的，必须在法律的前提下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其实任何国家都是正面宣传为主，都是服从于它本国的外交政策。
比如说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都有一个部长级干部贪污的话，他们两个幕后一达成协议，所有的报纸都不会报，再比如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它的报道自由吗?越南战争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做了大量报道，结果就导致了反战运动的兴起，最后被迫撤了。这一次中东战争，当时中情局就是下令所有的主流媒体报道都没有死人场面，都是高科技，导弹精确打击，死掉了那么多平民，美国报纸报道了吗?几千个、上万个平民美国媒体报道了吗?如果报道，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肯定就更大，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自由。
广大人民没有看到战争的残酷性就会支持美国政府去打，要是天天报道炸死了那么多平民，怎么炸的，死亡场面、医院场面，美国人民还会支持打吗?有人说中国好像有中宣部，美国没有，但有一个美国年轻人告诉我，中情局就是兼了中宣部的新闻出版署和国务院新闻办和外宣办的很多事，中情局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报机构。
香港中文大学的海归政治学家王绍光过去就写过文章，说美国中情局在冷战时候资助丑化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书，资助了1500本出版，现在大力造毛泽东的谣，造周总理的谣，造中国的谣，中情局的军费比冷战时候多，很多书实际上还是中情局资助的，翻译成各国文字，所以西方的新闻自由可以骂总统，可以在报纸上骂总统，但这是党派斗争的需要。
而且随便骂总统本来是社会不良现象，骂的对，那也可以客观表达，可以不选他，学者可以批评他的政策不对。文明社会可以批评但不能骂，这个自由都应该规范。
再不认真抓意识形态问题共产党就危险了
凤凰网：您刚才提到您听到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做的讲话，非常兴高采烈，您师这方面的权威专家，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该如何理解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必要性?
程恩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现象、本质、好的方面和它的问题我们了解地非常透彻。我二十几岁时就专门反思美国、瑞典是不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社会?要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经济、政治制度的比较，这个方面我们都写过一系列的书。我们兴高采烈并不是出于搞马克思主义的职业习惯，从来不是这样，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怀疑一切”，我们经常也怀疑马克思这句话对不对，要不要发展，他有没有讲错。有些马克思资本论里的话，我们也做了一定地修正，可以说真正的学者是对一切理论都要进行原始的研究，并不是说是马克思的就相信了，今天我们相信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是因为那是经过透彻的、反思性的研究，甚至是否定性的研究，最后否定不掉，只能在他的基础上发展。我们之所以说对总书记819讲话感到兴高采烈，就是因为他代表了广大干部群众，我们经常在各地搞调研、讲学、上课，都希望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中央应该全面、认真地来抓一抓，再不抓共产党就很危险了。很多人甚至于包括很多干部也都说现在意识形态很混乱，已经达到了戈尔巴乔夫掌权后搞公开化的某种程度。
西方跟中国一样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奥巴马谈判的时候就说中美关系障碍有三条，第一条价值观，中国不搞革命输出，美国要搞价值观输出，通过基金会，通过接见持不同政见者。西方的教授意识形态性是第一位的，我跟西方的教授接触了很多，包括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个学术团体，他们的教授都说了，要不赞成西方主流：第一、不给留校当老师;第二、有人让你留校了，不给提职称，收入上不去。是通过这个方法来做的，不是说坚持马列不行，而是说你学术水平不行，资产阶级比较巧妙地控制了教育和媒体。
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以后，一批大学名教授就会屈服于这个政权，简单来说就是垄断资本，像美国就是华尔街为代表的垄断资本，这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是选出来一个政治家，通过政党在政治上控制。然后第三个就是出现一个教育、宣传团体，这个层次是依附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垄断资产阶级。美国的议员不是跟华尔街的大款说你们先花钱把我们选成议员，我们再制订政策让你们赚更多的钱，美国的政治经济是什么?就是这样的。学者好像是独立的，其实并不独立。
凤凰网：过去提到思想问题好像有一个词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原则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如何让各种思想资源与和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相协调?
程恩富：百家争鸣是指一般的社科界社会问题，百花齐放当时毛泽东时代是指文艺界，文艺作品百花齐放，到现在目前为止，不仅是毛泽东时代，而且是现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央的精神都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双百方针，前面还有一个叫“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脱离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去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有意夸大宣传美国怎么好，美国的社会科学都是真理那就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那就产生了各种错误思潮了，以为美国最强大，美国就是最好的。希特勒当时也是最强大的，那希特勒是不是最好?在亚洲日本曾是最强大的，是不是日本制度就是最好的?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核心体系这个引导下，大框架下，双百方针完全可行，而且是要认真落实的。
毛泽东提出这个方针，但是落实得并不好，甚至有相反的现象，谁要讲了内部有不同意见，就马上被打成资产阶级，毛泽东时代是有极左的现象，现在右是主要现象，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分清左、中、右，毛泽东过去讲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这里面当然就是要分清，邓小平也讲过有两种不同的改革观，有的人讲改革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今年关于理论问题专发的文件，七个问题，六个半都是右翼的，前两任总书记下台，邓小平讲了都是因为偏右而下台，所以不能认为左始终是主要倾向。
现在实际上右是主要倾向，极左实际上都写不了政治文章，在中央大报上都不能发表，甚至网站上都很少存在，只是一种议论。但是右的政策是可以写成文章的，而且在有些单位是被重用的，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不反对资本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暗指为社会民主党的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这个说法都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任务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模式
凤凰网：无论是党内理论家，还是民间学者，都强调在宪法内建设法治国家，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程恩富：对于宪政有三种意见，一种就是国内外的右翼舆论，认为美国的宪政、瑞典的宪政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宪政是最好的，是人类前进的方向，最终归宿。各国共产党都是走了斜路，这是一种意见，他们主张用资本主义宪政。第二种意见就是认为宪政这个词不能提，因为西方已经界定了，如果提社会主义宪政，就很倒向资本主义宪政，因为它要求你实行资产阶级多党制等等。第三种意见就认为，可以提社会主义宪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是社会主义宪政，只是现在要改进和完善这个社会主义宪政，三种意见。
凤凰网：您倾向于哪种?
程恩富：反正我觉得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肯定是错误的，可以用社会主义宪政，但是要避免走上资本主义宪政，就像我在国内也是最早提出可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在1988年复旦学报，第一期就正式发文章了，我提市场经济比吴敬琏先生早，吴敬琏是1992年以后提的，中央提了以后他才提的，这个都有文章，都有文字记录的。但是我们要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性质和类型的市场经济，有人要搞的是资本主义的所谓现代市场经济，方向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江平，很有名的法学家，老教授，过去就写过一篇文章社会主义宪政有五条，当时我看过这篇文章，就认为这篇文章是有问题的。社会主义宪政的特征，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根本的人大制度，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还有民族的区域自治和一国两制制度，还有基层群众的民主制度，这个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政模式，我们的任务是完善它，所以现在就有三种说法，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