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被判4年徒刑，美国政府公开表达“深感失望”，西方主流舆论对他力挺，这无形中增加了许在中国异见人士中的影响。中国这些年异见人士似呈增多之势，但能够成为“大异”的，却需要一些机缘和力量的推动。
互联网为异见人士发声并建立基础性圈子提供了方便，由于多元化已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他们在舆论上填补了“反体制的缺位”。这些人活跃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并与中国改革形成复杂关系。他们经常是具体改革的倡导者，但却主张以激烈、非法的手段“推动改革”，从而客观上对改革的大环境造成破坏。
异见人士对改革的终极期望大多与宪法背道而驰，如一些人主张取消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行资本主义的多党政治。但他们强调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认为他们包括改变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各种主张都有权利在中国自由传播，此外他们将行动上推动这种传播的过程，都看成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异见人士同法律的冲突主要发生在“行动领域”。如许志永，法庭认定他对多起聚众滋事活动构成了“煽动”，犯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因而依法判了他的刑。许多比许志永观点更激进的人，因为只是论述观点，并无越界违法行动，虽有时在网上被删帖封号，但并无吃官司之虞。
如今的异见人士一般在“出事”之前都不太出名。他们与周围社会发生激烈冲突后，开始引来一些关注，但能否成为“大异”，是有条件的。
其中关键性条件之一，是西方舆论会不会较大规模报道他们“受到压制”，力挺他们，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政府会不会直接站到他们一边，并且持续把他们当作中西围绕人权争论的焦点。
除了刘晓波，近年来最出名的异见人士还有艾未未和陈光诚。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两人成为“大异”，西方舆论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几年还有其他吃官司或者经历奇特的异见人士，由于西方兴趣有限，中国国内亲异见人士的舆论也热不起来，那些“小异”都像是这个领域一闪而过的流星。
当然，不能说是西方一手打造了中国的异见人士，他们的出现，显然首先源自中国社会的内因。异见人士在价值观上与西方社会有很高的一致性，后者支持他们的社会资源和渠道都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软实力的惯性扩张。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支持中国的异见人士，除了“自发”，也早已成为西方国家的稳定对华政策之一。中国的异见人士们早就意识到西方支持的重要性，它事实上成为最能鼓舞他们的精神支柱之一。
与其说西方支持中国异见人士是“阴谋”，不如说它更像是“阳谋”。西方可以公开这样做，把它塑造成中西之间的游戏规则之一。只要中国的综合软硬实力不如西方，我们的社会就将一茬茬出现异见人士，他们必然在价值观、甚至在行动上与西方结盟。
中国将面临如何应对“异见人士”现象的长期难题。在多元化社会里对这种现象定性就很复杂，化解它就更不易。
异见人士已在逐渐形成同中国主流社会的利益分叉，对抗已然成为他们中很多人实现个人及小圈子利益的方式。加上他们与中国改革主目标相悖的“理想主义”，如何让他们也成为中国社会团结的一部分，这的确是一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