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和民意

　　《环球时报》发表过不少好文章。但是2014年2月11日的《外交政策不能被‘民意’左右》，却难说了。

　　文中所说，为互联网上“民众第一时间的反应”，即“一时的‘民意’”，“一般来说往往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就事论事的，而不是全面考虑方方面面之后才得出的”。如此定位民意，已经莫名其妙。如果民意一出现就“全面考虑方方面面”，那还要党和政府干什么?何况民意不限于互联网。互联网反映的民意，也颇多真知灼见，未必“一般来说往往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就事论事的”。然而已经得出结论：“外交政策不能被‘民意’左右”，“尤其不要追随‘民意’”。

　　如果懂一点辩证法，对于民意进行具体分析，研究针对什么问题的民意，什么倾向的民意，多数人的民意还是少数人的民意，多大范围和强烈程度的民意，个别人一时的骚动或情绪化还是反映某些根本的、全局的、长远的利益诉求的民意，然后再来决定取舍，再来去粗取精，再来概括提高，也许会离开真理近一点。但是现在拿出的，就是把民意一笔抹黑，就是一个把民意和外交政策断然割裂和对立起来的决绝的结论，一个不留余地的全称判断——“外交政策不能被‘民意’左右”，“尤其不要追随‘民意’”。

　　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在原则上，归根到底都是民意的实现，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换句话说，都应该“被民意左右”。其实任何政策终归都在被一种“意”左右，不是被这样的“意”左右就是被别样的“意”左右，如果不被民意左右，而是被人民之外的甚至人民敌人的“意”左右，那就不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别的党的、别的主义的政策了。

　　既然是全称判断，那就对不起，我们只能说，这里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文章宣布“外交政策不能被‘民意’左右”之后，留下的和民意不沾边的“政府决策部门”的外交政策，才注定“全面考虑方方面面”。这很可笑。连我们的毛泽东同志都错误一大堆，谁来担保你们这个“外交政策”，永远装在真理的真空罐里呢?

　　报刊胡言乱语甚多，《环球时报》是说过很多好话的报纸。不过几年前，也是这家报纸，曾经发表吴建民的“中国外交无敌人”。现在又来宣布“外交政策不能被‘民意’左右”。两位作者都是位居要津的外交官。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外交中枢的权威声音，这种同民意割裂和对立起来的外交政策，将把国家引到哪里去。

　　附文：外交政策不能被“民意”左右

　　当代lT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覆盖不断扩大，给社会带来空前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它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全过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成了社会财富的增长。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促成了现代人才能享受的生活质量。它还改变着个人、群体、社会、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了个人的知情权和影响力，加速了社会民主化的进程。这一切都是社会信息化主要的、积极的意义。

　　信息化时代，政府决策的社会环境与以前也大不相同。政府可以在充分掌握民意的情况下进行决策并与民众实行互动，大大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和功效。但像任何事物具有两面性一样，互联网时代的政府决策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约，助推民粹主义在全球泛滥。在国际关系上的影响是使一些争端容易升温，通过悄悄的外交缓和矛盾解决争端的空间缩小。

　　究其原因应该是这样的：设想任何一个事件突然发生，在互联网时代一般民众与政府决策部门往往在同一时间获悉。作为一般民众，他(她)可以马上将自己的第一感受表达出来并发到网上。而政府的决策是一个过程，必然需要更多时间。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政府还在决策过程中，而互联网上己充斥着民众第一时间的反应。作为任何一个个人对任何一个事件的第一时间反应，一般来说往往是感性而不是理性的，是就事论事的，而不是全面考虑方方面面之后才得出的。在决策过程中，政府部门如何看待这个“民意”，决策是否会受其影响?外交决策是否要受其影响，如何兼顾两个大局?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决策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

　　上述这个设想是否合情合理，最近得到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实证。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毛泽东》，剧中涉及西安事变有这样一段故事：毛泽东在获知张学良和杨虎诚扣押了蒋介石后高兴得光着脚走出房门，直呼拿酒来。第二天中央开会研究对策时毛泽东说他当时第一个反应是杀蒋，但后来仔细考虑认为此举不妥，杀蒋会引起天下大乱，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于是毛提议逼蒋抗日，这才迎来举国抗战的局面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突发事件的第一反应尚且是非理性的，我们怎么能要求一般民众不能有情绪化、也许过激的反应呢。

　　问题关键还是在于政府的决策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反映民意的特点，最终决策不要为一时的“民意”左右。外交决策尤其不要追随“民意”，既要关注网上反映出来的“民意”，也要重视互联网反映不出的“沉默的大多数”，兼顾两个大局，更要以外交大局为重。▲(作者是前联合国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