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反腐败官员造反论
当代中国总有这样一些人，举凡执政者的所作所为，无论对错与否，他们都一概加以反对，所谓“逢中必反”是也。反腐败也不例外。自从中国政府喊出反腐败口号以来，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工程里的一个重要项目，反腐败就一直受到猛烈的抨击，并且已经发展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上从口号提出到中共十八大以前，在这个相对较长的阶段中，对反腐败的抨击主要聚焦在真反还是假反的问题上，一些批评者声称，共产党高调反腐败，不过就是做做样子，不是真反、也不会真反，是一边打着腐败的旗号一边搞腐败，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腐败，无可救药;中共十八大以后，执政党反腐败的决心、力度空前，所取得的成效也空前，预计今后还会掀起更大的高潮，反腐败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最鲜明最有号召力的特征之一，社会各阶层民众的认可与认同度也越来越大。这样一来，所谓共产党对腐败只是假反不会真反的说法不攻自破，所以对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反对就得另辟蹊径才行。
十八大以来针对反腐败的质疑与批评，概括起来，大致上有三种论调：
第一，关于运动式反腐的批评
这种批评将目前的反腐败斗争贴上运动式反腐的标签，认为此次反腐败类似于过去曾经有过的政治运动。对于建国以来中国的政治运动，如笔者这样上了点年纪的人大都耳熟能详(由此可见提出这样批评的人也一定年纪非轻)，一提起过去的运动他们就痛心疾首，认定是运动来了大张旗鼓，运动过后销声匿迹，当中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运动式反腐的标签一贴上，结论就可想而知——运动式反腐只能越反越腐，只能造成混乱。
显然，给当前热火朝天进行当中的反腐败贴上一个陈旧的不太好看的“运动”的标签，这场反腐败斗争的政治信誉也就至少被打到了三折二折。
第二，关于选择性反腐的质疑
对当前反腐败斗争的第二种批评是有关选择性反腐的质疑声。这一批评比上述第一种批评要严重得多，因为这样质疑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反腐败的善举性质，而将其标定为一部分人整治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反腐败于是就成了权力斗争的需要。更深一步说，也可能是一部分腐败分子在整治另一部分腐败分子，双方都借用反腐败这个政治棍子打击对方，借此铲除政治异己。
显然，如果这样的质疑成立，那就等于从根本上抹杀了此次反腐败斗争的正义性。
第三，关于官员造反的恫吓
这种论调先是拟定了一个所谓的反腐败两难前提，说什么，“当前中国反腐败面临两难选择”，“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会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简单地说，所谓“两难选择”，就是要么亡党要么亡国的选择：不彻底反腐就要亡党，彻底反腐败就要亡国。这样一来，“刮骨疗毒”、“零容忍”之类坚决彻底反腐败的决心也就值得商榷了。因为哪一个中国人敢冒亡国之险，哪一个中国统治者敢做亡国之君呢?
显然，“两难”之难，难于上青天，世间有谁还能找到解决这等难题的答案吗?
所以，上述三种批评，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是第三种。前两种意见虽然也尖锐，但完全可以从积极意义上来理解，反话当正话听，把反腐败斗争持之以恒地搞下去，苍蝇老虎一起打，最终将事实胜于雄辩。但第三种批评则完全不同，这种意见不但摆出了一个天大的“两难”，而且还给中国描摹出了一个“官员造反”的恐怖前景，这将是一场多大和多么空前的浩劫啊!
说实话，中国人对“造反”一词是相当熟稔的，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精彩的造反剧目，如农民造反、工人造反等，不久前的上一个历史进程中也充满各种各样的“造反”，但还从未听说有“官员造反”一说，当然，官员谋反司空见惯，但“谋反”毕竟与“造反”大相径庭，摆出“官员造反”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且指出中国官员有可能因为反腐败力度太大而“造反”，这简直就是开辟人类新天地、划出历史新纪元的奇闻!
那么，中国的官员真的会因为反腐败力度加大而造反吗?
我们说，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不错，鉴于现如今中国官僚队伍的现实，全面深刻的反腐败势必要导致大批官员倒下，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政权坍塌的现象，有关这一点，笔者在《大批官员倒下，中国社会能够承受的冲击》一文中早有预言，但不管多少官员因此倒下，也不管多少局部或地方政权因此塌台，中国都不会出现政府官员“造反”的奇景。
首先，造反是有条件的，官员们没有相应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思想理论根据、力量凭借、动员组织等。比如陈胜吴广造反，还要喊出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为号召，还要依靠戍卒做骨干力量，还要用“大楚兴、陈胜王”的办法来加以组织动员。中国官员如果造反，难道能够以“贪污有理”、“腐败万岁”为号召吗?难道可以组织官员上街游行吗?这些条件根本就不存在，做为一个个以个体方式存在的官员，又怎样“造反”呢?难道用脑袋撞政府大楼吗?
其次，造反是要有勇气是要牺牲的，官员们既没这等勇气也不能去牺牲什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贪官之所以贪，完全是利欲熏心之使然，让他们去付出去奉献去牺牲，怕是天下再也没有这等滑稽不成立的事情了。他们可以用各种手段谋求自保，但就是造反一途与他们无缘，工人可以罢工，学生可以罢课，商人能够罢市，官员能够罢什么呢?他们能自己“罢官”吗?保官还唯恐来不及，何敢言“罢”呢?
最后，造反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而官员们无法提出这样的目标。面对越来越严厉的反腐败，贪官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隐藏摘清自己躲过一劫，二是出逃境外远走高飞，这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除此之外别无出路。追求这样的目标注定是个体的、分散的、暗中进行的，无法组织也不能组织，难道他们还能够集体行动起来，亮出旗帜，要为建立一个“不反腐败”、“贪污自由”的社会而奋斗吗?
因此，无论历史上也好，还是现实的中国也罢，可以造反的人很多，唯有官员是不敢造反、无法造反、也根本不能造反的。所谓反腐败“如果措施过于强硬导致政府官员造反”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中国不会有因为反腐败而导致亡国的任何危险，不管中国政府怎样加大力度反腐败，中国的官员们都不会造反，而且不但造反不可能，连政府瘫痪或者半瘫痪的可能性都没有，相反，政府将因为大批贪腐官员被清汰而焕发新的生机，增添新的活力，这是中外一切执政者的基本经验，也是自古以来的基本规律。
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提出“两难”命题就是危言耸听和虚声恫吓，那也未免太小瞧别人了。这一命题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关键在于通过这一命题描摹出了一付统治者再也统治不下去的场景，这才使该命题具有了哲学意义。其实，所谓的“两难”一点都不难，这里面焦点在于执政者一手攥着政党，一手里攥着政权，只要放弃其中的一个，一切就都OK了。之所以危言耸听的提出一个“两难”命题，无非是要狠狠地“将“当局一“军” 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