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的逻辑》中，巴迪欧简明地定义了“民主唯物主义”及其反面“唯物主义辩证法”：“民主唯物主义”即“存在的只有各种身体和语言”，“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前者的基础上又加上“……除了真理之外”。1这种对立与其说是两种意识形态或者两种哲学之间的对立，不如说是在未经反思的预设/信仰与思想恰当的反思态度之间的对立，前者指的是就我们沉浸于生活世界而言，我们被“抛”入的预设/信仰，后者指的是使我们能够将自身超拔出这种沉没的反思态度——“拔掉我们的电源插头”，就像《黑客帝国》中墨菲斯做的那样，巴迪欧十分欣赏这部电影，他指出，在这部影片中，人们也发现对于控制自我的需要之准确的说明(当墨菲斯对尼奥解释许多普通人完全陷于(“被插上插头”)母体中时，他说：“每一个被拔掉插头的人都是一个潜在的特工”。)这就是为什么巴迪欧关于“民主唯物主义”的格言就是他对我们自发的(未经反思的)意识形态信仰这个问题的回答：“当我不受自己控制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我)自发的信仰是什么呢?”此外，这种对立直接与人们称之为“哲学中的阶级斗争”相关联，这种定向是由列宁、毛泽东和阿尔都塞的名字所确认的。让我们想一下毛泽东的简明阐述：“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自发的意识形态代表着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被统治阶级只有通过紧张的思维活动才能开辟道路(fight its way)，这就是为什么巴迪欧在这里主要的思想背景是柏拉图的原因——不是那个对雅典民主具有贵族式反应的反民主的哲学家、不是讽刺性的柏拉图，而是首次清楚地主张摆脱了天生信仰的理性领域的柏拉图。认为柏拉图对书写的批评具有“声音逻各斯中心”之特征，对此否定的评价太多了，现在也许是时候主张柏拉图观点那积极的、平等主义的民主方面了：在前民主的专制国家，书写是由统治精英所垄断的，书写是神圣的，“最终写了下来”就是权威的终极保证，假定书写下来的文本具有神秘的意义是最好的信仰对象。因此柏拉图批评书写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是剥夺了书写的神秘性，二是主张摆脱了信仰的理性领域，也就是说，将逻各斯(即辩证法的领域、承认不存在外在权威的理性推理领域)从神话(传统信仰)中区分出来：

　　柏拉图批评的意义就在于：消除了书写的神圣性。通往真理的道路并非书写而是辩证法，比如，说话有两方或者三方的含义：言说者、听话者以及他们共同分享的语言。在他的批评中，柏拉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纯出了严格的理性概念，使它解除了所有与信仰的混合。2

　　这里更深的悖论就是纯粹自我呈现的声音概念，声音是被书写所代表/复制的，这种对“在场形而上学”——德里达解构的对象——的最终支持本身就是书写的产物：当哲学家攻击柏拉图言谈优于书写的优先性时，

　　他们批评的是一个语音文字的副产品。难以设想像柏拉图主义这样的哲学会出现在某种口头文化中，同样也很难出现在苏美尔。一种无形体的形式的世界怎样能在象形文字中表达出来呢?在一种仍能唤起意义领域的书写模式中，抽象的实体如何能被表达为最终的现实呢?3

　　要点并不仅仅是言谈总已被书写所影响/建构等等，而且还在于言谈通过“抽象”的语音文字变成了形而上学的语词，成为自我感情、精神的自我呈现的虚无缥缈的纯粹中介：在语音文字之前，认为言谈是一种实践，是复杂的物质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正是语音文字“纯化”了它(在此，我忍不住想要加上如下一点证明：尽管如此，也许人们还是应该悬置巴迪欧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可理解的沉默，并颠倒两个对立之间的主谓关系：“唯物主义民主”vs“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公理有一个更有约束力的人类学版本：对民主唯物主义而言，“只有个人和共同体”，对此，唯物主义辩证法会加上：“就存在一个真理而言，一个主体将自身从所有共同体中超拨出来，并毁掉了所有的个性化。”4

　　从“二”到“三”的过渡在此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该虑及其在如下方向上不切实际的、恰恰是形而上的插入：即显而易见地呈现为某种原-唯心主义的姿态，主张物质现实并非一切，还存在无形真理的另一层次。沿着这条思想路线，人们忍不住要在两个方面补充巴迪欧。首先，形体和语言不是与存在、存在的多重性、世界是同义的吗?我们所处理的“三”就是存在、世界和真理这个“三”：对民主唯物主义而言，只有存在的多样性(无尽的分化的现实)以及不同的世界——语言领域，个人与共同体在此领域中经验这个现实。5实际上，这难道不是我们自发的意识形态吗?存在着一种无尽分化的复杂现实，我们这些个人和共同体被嵌入其中，总是从我们历史世界的一个特殊有限的视角来体验它。民主唯物主义强烈拒绝的正是如下观念：即存在一种打断世界的多样性的、无限的普遍真理——在政治上，这就意味着将其自身的真理作为普遍的真理而强加于人的“极权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应该拒斥诸如雅各宾派的存在，他们将其普遍平等的观念及其他真理强加于法国社会的多元性之上，因此必然以恐怖而告终……

　　这就将我们带至第二个补充：存在一种关于民主唯物主义公理的更狭隘的政治版本：“当今社会发生的一切都是后现代全球化的动力学，以及对它的种种反应和控制(保守主义的乡愁式、原教旨主义的、老左翼的、民族主义的、宗教的等等)”——当然，对此唯物主义辩证法又补充了它的附带条件：“……除了激进解放的(共产主义的)真理政治学之外。”

　　在此，唯物主义辩证法从“二”到“三”的过渡就十分重要了：共产主义政治学的公理并不在于简单的二元论的“阶级斗争”，更确切的说，而是作为从霸权政治的“二”中所抽离出来的第三个环节。也就是说，霸权意识形态领域强加给我们一个带有自身“原则性矛盾”的(意识形态)可见性领域(现在就是市场-自由-民主与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的极权主义-“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立等等)，我们首先必须做的就是拒斥这种对立(将自身从此对立中超拔出来)，将它理解为注定要模糊真正的分割线的虚假对立。拉康将这种再加倍表达为1+1+a的公式：“正式的”的对抗(“二”)总是由一个“不尽的剩余”来补充，这种剩余表明了对抗排除的维度。换言之，真正的对抗总是自反的，它就是“正式的”对抗与它所排除的东西之间的对抗。(这就是为什么用拉康的数学型来表示就是1+1=3)。比如现如今，真正的对抗并非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对抗，而是在它们的对立与被排除的第三方(激进解放政治)之间的对立。

　　甚至人们忍不住要将这个三元组与保持社会集体统一性的三个不同的机制相联系：

　　1、传统的权威母体，在这种形式中，共同体是通过牺牲得以确立的，或者共同体建基于某种原罪之上，所以正是罪使得成员统一起来并臣属于一个领袖;

　　2、市场“看不见的手”，即在这个社会领域中，通过理性的狡计，个人之间的竞争、每个人都追求其自我利益，最终就是服务于共同的善的神秘平衡;

　　3、社会合作的开放的政治过程，在其中，决策既不是由至高权威作出的，也不是盲目机制的结果，而是通过个人之间有意识的互动来最终达至的。

　　而且，这三种模式不是形成了某种列维·斯特劳斯的三角结构吗?市场自由主义与市民公共行动、有计划的社会合作之恰当的民主空间都是社会自组织的模式，是与外在强加的权威相对立的。这三种模式是如何与社会权威的三个来源——威权主义的、专家治国的、民主的——相关联的呢?专家政治的权威与威权主义的和民主的权威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有赖于资质(那些了解权力的人才应该运用权威)，而后两者却缺乏资质(一个国王进行统治是因为他生来就是国王，而不是由于他的能力;在民主制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分享权力，而不管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另一方面，威权主义和专家形式的权威都是选择性的(只有那些有资格进行统治的人才应该统治——或者是由于他们的身份、或者是由于他们的专业知识)，而在民主制中，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统治。最后，民主制和专家治国的统治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平等主义，与传统的权威相比，在后者那里，全部的要点就在于，重要的是谁在主张什么。显然，这两个三元组并非直接重叠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应该将这个三角结构扩展至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因为第三个模式本身就是在正确的民主自组织与强加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之间分裂的——“自我管理vs官僚制”。因此，符号矩阵的两个轴就是中心权威(传统的权威;国家权力)vs来自下层的自组织(市场;自我管理)，以及外在的组织(符号权威，市场)vs民主组织(现代国家权力，自我管理)。

　　这也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接近巴迪欧作为决策点之“点”的概念，在这个“点”的时刻，情境的复杂性通过二元的倾向得以“过滤”，因此被还原为一种简单的选择：虑及所有，我们是反对还是拥护?(我们应该进攻还是撤退?应该支持宣言还是反对它?等等)对于从霸权政治的对立双方中抽离出来的第三个环节，人们总是会想，霸权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运作就是强化一个虚假的点，强加于我们一个错误的选择——在“反恐战争”中，当有人注意到情境的复杂性和暧昧性的时候，迟早都会出现一个野蛮的声音来打断他的迟疑：“好了，别再困惑了——我们正处于一个艰苦的斗争中，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自由世界的命运危在旦夕，所以请搞清楚你的真实立场吧：你是支持民主自由还是相反?”7当然，这种强加虚假选择的主要一面就是模糊了真正的分割线——在此，由于纳粹将犹太人(敌人)指定为“财阀-布尔什维克阴谋”的代理人，而仍然未被超越。在这种指定中，其运作几乎是公开的：严格来说，真正的对立(“财阀政治”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对立，即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被抹除了，被模糊成了一个“一”，在其中存在着“犹太人”这个名义的作用——它作为这种抹除的操作者来发挥作用。

　　由此，解放政治的首要任务就是辨清“虚假的”点和“真正的”点、“虚假的”选择和“真正的”选择，即恢复第三个要素——它的抹除支撑着虚假的选择——比如，当今，在“自由民主还是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虚假选择就是由排除了激进-世俗的解放政治所支撑着。所以，在此，人们应该清楚地拒绝以下危险的信条——“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会导致有些人在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运动中发现某种“进步的”反帝国主义的潜能。像黎巴嫩的真主党这种运动的意识形态领域是基于模糊了资本主义的新帝国主义与世俗的进步解放之间的界限的：在真主党的意识形态空间内部，妇女的解放、同性恋权力等都只是西方帝国主义“堕落的”道德方面。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强加于我们的对抗是(巴迪欧所谓的)“反应的”和“暧昧的”主体之间的附属性对抗，在被抹除的事件背景上进行着他们的斗争。对一个事件另一种什么样的回应是可能的呢?人们不应该退出政治事业，而应该记住如下箴言：在每一种法西斯主义背后，都有一个失败的革命——当今，当我们面对着所谓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时候，这个箴言尤其值得我们重新想起。自由民主与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对立使人误入歧途了：在这里遗失了第三项。

　　注释：

　　1 Alain Badiou, Logiques des mond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6, p. 9.

　　2 Moustapha Safouan, "Why Are the Arabs Not Free: The Politics of Writing"(unpublished essay).

　　3 John Gray, Straw Dogs, London: Granta 2003, p. 57.

　　4 Badiou, Logiques des mondes, pp. 9-17.毕尔曼(Wolf Biermann)在他的一首老歌里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在死之前有过生活吗?”——对于这种标准的唯心论问题之恰当的唯物主义颠倒就是：“在死后有生活吗?”困扰唯物主义者的是：我真的在此时此刻活着吗?抑或，我只是在茫茫然的过日子，就像决心生存下去的那种人类动物一样?

　　5那么，人们应该反对巴迪欧，而是强调在世界与语言之间的相等：每一个世界都是被语言所支撑着，而每一种“被说的”语言都支撑着一个世界——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语言是存在的家”所意味的。

　　6知识就其本身而言是可以通达一切人的，没有人会先天的被排除在知识之外——就像柏拉图所论证的，奴隶也能与和贵族同样的方式来习得数学——逻辑推理与证明是排除权威的，它们的阐述主体显然是普遍的，它根本不关心是谁在推理。

　　7人们也可以想象这种敲诈的伪伦理形式的人道主义版本：“这种关于新殖民主义、西方责任等的混沌已经让人厌倦了——你想做一些什么事情来真的帮助成千上万的在非洲受苦的人们吗?抑或，你只是想在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中利用它们而得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