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要防止宗教化
改革不是宗教，也不应该成为宗教。因此，改革不能宗教化。
当“两会”期间主流媒体把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的频率作为新闻题材，并且声称“改革是动力，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改革还是一项永不停止，永远没有尽头的工作”时(详见《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传递出改革最强音》，《人民网》2014年3月5日)，改革的舆论导向已经违背了“知止可以不殆”的常识，改革求变的思维反而成为一种危险的思维定势，成为迷信和宗教式崇拜。其实，改革仅仅是一种动作，是经济社会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颜色革命”。任何动作的本身都没有意义，而必须赋予意义。改革的性质体现于改革的使命与内涵。
在此，可以根据改革的使命、内涵和性质，把改革这一特定动作归之于“善政”或者“恶政”，从而，改革可以区分为“正确的改革”和“错误的改革”、“前进的改革”和“倒退的改革”、“爱国的改革”和“卖国的改革”、“利民的改革”和“害民的改革”、“进步的改革”和“反动的改革”等等。
如果改革有“善政”与“恶政”之分，那么，过去三十多年的诸多改革，究竟哪些属于“善政”、哪些属于“恶政”?今后的改革如何成为“善政”而避免“恶政”?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显然比统计和比较哪一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使用“改革”一词频率更高要重要得多。
改革究竟属于善政还是恶政?这与改革的口号和决心无关，但与改革的立场、世界观、价值观有关，与改革是否体现“天道”和顺应历史规律有关，与中华五千年来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认识和理解有关，与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之本质和破坏力的把握和警惕有关，与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和特色有关。
改革需要主体性思维，需要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主体性分析。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主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存在着国内利益主体和国际利益主体的博弈;从国内利益主体角度看，存在着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从纵向角度看，存在着国家民族整体利益和社会各阶层不主体利益之间的差异。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与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根本区别。今天，我们需要高度警惕国际经济金融集团通过里应外合来操纵和绑架中华民族的长期利益;同时，我们还需要警惕国内资本和权力的强势集团主导和操纵国家的整体利益，侵害弱势群体的利益，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衡。
我们需要从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朦胧诗歌般的激情和浪漫中走出来，彻底抛弃改革开放的理想主义甚至幻想主义，回归社会经济现实，看清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和实现途径，明确改革的主线，树立改革的主线意识;同时，需要看清改革的底线和红线，必须坚守底线，不碰红线。
中央成立改革领导小组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次重大的组织创新，全国上下对此寄予了厚望，从此，中国的各项改革包括曾经改错而重新回归正道的改革，可以在组织层面上自上而下地体现改革的主线意识、底线意识和红线意识。
第一部分：什么是改革的目标主线?
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意识：什么是经济改革的目标主线?
这是一个首先需要讨论和回答的问题。
没错，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主线是发展生产力。但是，必须明确，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而不是为了发展“美国、日本、欧洲的生产力”，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经济金融殖民地。因此，经济改革和发展生产力需要确立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
今天，中国经济的困境和宏观调控的失效，源于中国经济的“三大顶层权力”(即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的全面丧失(详见《谁掌控了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一文)。这说明，中国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主线已经偏离了独立自主的轨道，开始陷入拉美化的困境。
就发展生产力本身而言，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发展中国生产力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是发展GDP、城镇化、城市化、房地产化、世界工厂化、信息化还是工业化?
从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角度看，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只能划分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而不存在超越工业社会的“城市化社会”、“城镇化社会”、“信息化社会”、“后工业化社会”之说。因此，发展生产力的内涵必须是也只能是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科技、农业和国防的现代化。这是自洋务运动以来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中国梦”。
但是，工业化不是“工厂化”、“代工厂化”、“开发区化”、“世界工厂化”、“房地产化”。工业化是打造“工业之虎”，而不是培养“工业之猫”。
按照美日欧等国的工业化标准，工业化意味着：(1)本国资本(而不是外国资本)主导着国内主要的产业部门;(2)本国企业(而不是外国企业)主导本国乃至全球的技术创新;(3)本国公司(而不是外国公司)拥有上游原材料供应的控制权和下游产品销售的定价权;(4)本国的装备工业可以武装国内大部分产业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5)本国的工业体系拥有强大的国防转化能力;(6)社会财富工资、福利、利润和税收的方式由本国社会成员分享而不是通过跨国资本和海外移民等途径转移出境;(7)本国政府拥有独立的货币发行主权、汇率定价主权和资产定价主权，而不是受制于外国政府、外国央行和外国资本集团。根据上述标准，中国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
三十多年来，中国付出了巨大资源与环境的代价，但是，中国仅仅成为一只“工业之猫”，并没有成为“工业之虎”。这说明，在中国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始终不清楚“工业化的内涵”和“工业化的衡量标准”，始终凭着对工业化的肤浅理解摸着石头过河，直到现在走进遍地开发区、遍地融资平台、遍地低水平重复投资、遍地产能过剩、遍地污染和癌症迸发的深水雷区。毫无疑问，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和追求工业化的征途中被西方经济理论误导了。如果这一根本目标被误导了，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就被误导了。
改革必须按照工业化的内涵和标准，以实现中国真正的工业化作为目标主线。为此，一切改革措施必须围绕着中国实现工业化这一目标主线，打造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制度优势、市场优势、金融优势和生活成本优势。
以往的改革改出“四大拦路虎”
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没有打造出上述四大优势，反而改革出来四大拦路虎：
(1)制度拦路虎：工业和农业领域一系列“去组织化”的改革使得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陷入严重的无序和混乱状态。当下中国的理论界、企业界和各级政府还有人讲产业布局和经济规律吗?没有。此外，司法行政等腐败让企业支付着高额的制度成本。制度拦路虎的其它方面在此不一一列举。
(2)市场拦路虎：以开放促改革的思路导致各地展开引进跨国垄断资本的大跃进，国内市场缺乏类似于美国和日本等国在工业化初期的那些必要保护，国内市场成为跨国资本欺行霸市的、开展不对等竞争的国际市场，而海外市场对于中国本土资本和企业依然是铜墙铁壁、壁垒重重;对中国企业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是“没有市场的经济”。国内市场的丧失构成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一大障碍。人民币汇率的被迫升值、中美TPP谈判、政府采购协定谈判和投资协定谈判将进一步挤压国内企业的市场空间。
(3)金融拦路虎：人民币汇率改革使中国丧失了汇率定价权，近10年的人民币单边升值，使得跨国公司可以凭借进口零部件的成本优势绞杀国内本土实体企业，同时把国内出口导向型企业逼上绝路。迄今为止政界和学界对此现象始终视而不见，任凭实体经济持续恶化。
此外，人民币被迫升值还引来美元热钱狂潮，美元资本完全主导了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稀释着中国国民的储蓄财富;同时，为了对冲热钱流入和招引外资导致的货币超发，央行持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发行央票回笼资金，不断紧缩国内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和推高贷款利率。汇率制度改革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把中国实体经济逼到钱少、钱贵甚至无米下锅的境地。全世界哪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持续着10年升值本币、维持着全世界最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哪一个国家的央行能够如此无能和不负责任?
在此情况下，中国资本市场不仅没有雪中送炭，而是落井下石：通过推出股指期货和融券业务的改革，为国内外投机资本做空指数、打压股市、破坏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提供了极其有效的工具，最终导致直接融资效率低下，IPO陷于停顿。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快速高效的融资效率和价格低廉的贷款利率相比，中国实体企业陷入在融资低效率、贷款高利率的双重困境之中。在此背景之下，央行居然还要推出所谓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使高利贷合法化。中国的金融改革严重偏离了中国追求工业化的目标主线。
(4)生活成本拦路虎：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和教育改革并没有形成低成本的医疗、住房和教育，没有形成中国实现工业化所必须的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低成本优势，而是成为推高劳动力成本的三只老虎。医疗、住房和教育的市场化与商品化改革意味着这些行业必须存在利润甚至暴利，意味着中国工业产品竞争优势和创新优势的丧失。
可见，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明确目标主线，这就是：一切改革必须聚焦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聚焦于实现中国人自己的工业化、并为实现工业化创造出制度优势、市场优势、金融优势和生活成本优势。这是衡量一切改革政策和措施正确与错误的首要标准。
从实现中国真正工业化的角度看，对于那些不能创造出中国的制度优势、市场优势、金融优势和生活成本优势或者破坏中国的上述优势的所谓“改革”，不是进步，而是反动。
第二部分：什么是改革的制度底线?
中国经济改革的底线意识：什么是经济改革的制度底线?
改革不能突破制度底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任何突破制度底线的所谓“改革”不能称之为改革，而是“颜色革命”。因此，改革决非无止境、无边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如果缺少制度的底线意识和边界约束，那将自掘坟墓，不仅可以亡党，而且可以亡国。
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底线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工业领域的全民所有制和农业领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体制改革只能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使之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消灭贫富差距，而不能改变所有制本身，不能把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变为私人所有和外资所有，不能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更大的贫富差距，不能在国内百姓之间形成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
要防止借用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名再次瓜分全民财富和削弱全民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不能仅仅意味着私人资本和外资可以参股国有企业，还应该意味着国有资本可以参股和控股私人资本和外资企业。如果只许民资和外资参股和控股国资而不允许国资参股和控股民资和外资，那么，这种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实质上已经突破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底线而属于所有制领域的“橙色革命”。为了防止外资和私人资本以混合所有制之名、行“橙色革命”之实，必须强调：在发展所谓的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国家资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应该发挥主导性、骨干型作用，应该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有扩张性，并承当起更多的组织经济的责任、科技创新的责任。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不能动摇。垄断是市场经济的高级形式，代表着组织化和有序化。为什么外资可以垄断而国资就不能垄断?在国内民营资本的资金、技术、管理能力以及国家忠诚度仍然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国资退出的空间必然被外资所占领，国资退出垄断必然被外资所垄断。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被外资所控制，那么，中国的工业化之梦必将破灭。这样的改革显然违背民族意愿和历史潮流。
社会主义所有制不仅与市场经济是兼容的，而且有利于把市场经济推向有序化和组织化的高级阶段，从而避免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无序竞争和频繁危机。对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首先需要理论自信，然后才能产生制度自信。现在相当多的学者、官员、国企领导没有理论自信，由此缺乏制度自信，结果是言不由衷、表里不一、人格分裂。
中国经济制度的三大特征
中国需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必须旗帜鲜明地强调以下三大内容、突出三大特征：
(1)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这意味着：市场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要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市场，而是市场背后的力量)，同时，以法制维护市场秩序，以公平维护有序竞争。
(2)是“有组织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无组织的市场经济”。这意味着一切“去组织化”的改革、一切可能导致条块分割的改革、一切可能导致无序竞争的改革都必须坚决制止。
中国农村的“去组织化”改革实属发展“无组织、无序化的市场经济”，最终导致“三农问题”、农村环境危机和食品安全危机，还导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经济组织消失和基层政权黑社会化，从而成为非法组织和恐怖组织生根发芽的土壤。农村改革的后果需要认真反思。
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垄断资本开展平等竞争，中国经济必须走有序化、组织化的道路。中国的改革必须以发展“有组织的市场经济”为目标。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主体是由外国资本、民间资本和国家资本所组成。究竟应该让哪一类资本充当中国市场经济的组织者?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显然，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决不能让外资主导中国的工业化，不能让跨国资本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和主导者;而民间资本还缺乏经济实力、管理能力和国家认同能力，这类资本还不能充当中国工业化的组织者和主导者;因此，排除了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民营资本之后，发展“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只能依靠国家资本。国家资本不仅要充当工业化的组织者，还要承担起农业组织化的责任，承担起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网络信息安全的责任。这是历史赋予国家资本的责任。国家资本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
(3)是“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不仅意味着体现全民所有制特征的国家资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需要发挥主导作用，而且意味着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必须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色。在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和组织化的过程中，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家资本承担着主要的责任、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这就决定着这种“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同时，应该通过开征资本利得税、财产赠与税和遗产税等措施，优化税赋结构，提高全民医疗、教育和住房的保障水平，消除城乡差别和两极分化。
总之，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划出改革的制度边界，需要有底线意识，需要防止体制改革变成不自觉的“颜色革命”。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而不是将国家资本和国有经济贴上低效、垄断、不道德的标签然后由外国垄断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主要是权贵资本)进行切块、分割、占有和“混合”。
第三部分：“三大红线”不能碰
中国经济改革的红线意识：什么是经济改革的安全红线?
任何改革不能危及金融、经济、社会和国家的安全。这就是改革的红线或高压线。如果没有改革的红线意识和安全意识，那么改革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金融体系撞上深水炸弹，导致社会动荡，危及国家安全。
在现阶段，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必须划出三大红线：即，在农业领域，要坚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被破坏的红线;在工业领域，要坚守国有资本不被削弱的红线;在金融领域，要坚守资本项目和贷款利率继续实行严格管制的红线。
第一、 关于农村农业改革的红线
中国农村的“去组织化”改革是产生“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中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必须重新组织起来，发展“农村有组织的市场经济”。中国不可能选择国内的城市工商资本和境外跨国资本充当中国农业的组织者和农村的管理者。如果鼓励国内外资本下乡，把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改变为私人资本所有和海外资本所有，那么，资本追逐利润甚至超额利润的天然属性必然造成农民的贫困和城市居民生活成本的提高，这将动摇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根基。
农村土地确权不应该向农民个人确权，而应该向农村集体确权。土地确权应该旨在保护种地农民的利益，而不是保护不劳而获的收租者利益和圈地者利益。撂荒的土地应该由农村集体组织收回并无偿地流转到种地农民手中，而不应该由土地承包方向种地农民流转并收取地租。现在，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的诸多改革正在把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变得有名无实或名不符实，中国农业和农村进一步向危机的悬崖边缘滑行。必须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已经触及红线。正确的农村改革道路应该是不断完善和壮大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把农民、农业和农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农村有组织的市场经济”。
第二、关于城市经济改革的红线
在城市经济领域，要防止以发展所谓的“混合所有制”的名义触及改革的红线，要防止削弱国有资本的规模、地位和作用。从理论上分析，“混合所有制”是一个含糊、多余的概念。作为新经济概念的“混合所有制”没有回答：“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主体或主导者是内资还是外资、国资还是民资?这种“混合”是外资和民资参股国资的“混合”还是国资主动参股外资和民资的“混合”?“混合所有制”与“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和“股份公司制”之间存在任何本质区别吗?如果一个新的经济概念无法清晰地回答上述问题，不知所云，同时与已有的概念存在重复，那么，这个新概念的提出者不是理论修养不够就是别有用心。在此，必须警惕“混合所有制”变成“混水摸鱼制”，从而进一步削弱国有经济的规模和主导作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2005年，经济理论界一批被称为“知识恐怖分子”的人制造了“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时髦的概念并成为政府的政策，使金融企业股权遭到外资的瓜分和洗劫，直接损失数以万亿计，同时，国内诸多实体产业的龙头企业惨遭外资“斩首”。可谓教训深刻。现在那些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知识恐怖分子”又炮制了“混合所有制”这一新概念，毫无疑问，其目的就在于蚕食中国国有经济的最后阵地(如中国铁路、石化、电网、军工等)，有步骤地瓦解中国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此必须高度警惕。
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具有国家税收的性质，出让国有垄断企业的股权意味着外资和私人资本参与征税，这将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和不稳定。
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离不开国有经济和国家资本。在中国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外资不能靠，民资不可靠，只能依靠中央和地方的国资，只能依靠各级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继续发挥着主导产业升级、引领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两弹一星”到核电、高铁、北斗，哪一项巨大进步是国内民营资本或海外资本带来的?过去中国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依靠的是国家资本，未来仍然需要依靠国家资本。搞所谓的“混合所有制”不能削弱国有经济，不能使中国经济的主导权落入海外跨国资本、国内买办资本和私人资本的手中。这是改革的红线。相反，国家资本应该主动布局，在科技创新领域、三农领域、流通领域对民营企业和外资进行参股甚至控股。国家资本应该发挥引导投资、、主导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先锋队作用。
全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管理体制的改革思路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的基础上，对资本管理权和经营权进行市场化授权，通过组建专业化的资产管理公司，改变现有的行政化授权的方式，使国有资本主导的企业更快地适应市场变化、更具市场活力、更好地完成市场的组织化和有序化。
第三、在金融领域，要坚守资本项目管制和利率管制等红线
资本项目自由化、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美元可以自由进出中国是目前国际资本最大的诉求。国际资本这一诉求被巧妙地包装为以下漂亮的谎言：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对外开放、有利于……似乎资本项目自由化可以使中国迅速成为美国、可以使人民币迅速成为美元、中国只要印刷人民币就可以到国外购买能源和原材料。这些谎言掩盖着国际资本洗劫中国财富的真实目的。
改革要高度警惕“卡瓦略式”人物
中国央行领导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也同跨国资本一样急于推动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其行为让人们想起了南美洲那位将国家推下悬崖的阿根廷前经济部长卡瓦略。
卡瓦略曾在美国名校接受新自由主义教育(对比：中国央行大批官员有着与卡瓦略类似的教育背景和洗脑经历);任职之后卡瓦略竭力主张银行私有化、全力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对比：中国央行领导也曾竭力主张商业银行必须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不承认商业银行股权被贱卖的事实，而目前则竭力主张资本项目自由化);在阿根廷金融危机前夕卡瓦略协助西方金融资本外逃(对比：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外资开始逃离中国之际，中国央行继续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基本趋势，并在上海自贸区实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美元的政策，可见，中国央行具有协助西方金融资本外逃的嫌疑);后来卡瓦略以出卖情报破坏金融安全的罪名遭到逮捕(对比：如果中国像阿根廷一样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持续的社会动荡，那么，那些推动资本自由化、利率市场化、企业私有化、股市衍生品化的官员们也可能会得到与卡瓦略类似的下场)。(参阅杨斌《战略性腐败已成为西方“智能帝国主义”的利器》，《国防参考》2013年12月)。
在中国经济结构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下、在外贸和房地产两大经济引擎接近熄火的情况下、在企业和地方政府处于高负债的状况下、在人民币被严重高估的情况下、在外资囤积在国内的人民币资产总价值高于国家外汇储备的状态下，总之，在上述诸多不利的前提下，中国央行等金融管理部门竭力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高杠杆化(即推行融券做空、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衍生品化大跃进)，看似是要给中国经济带来改革的光明，其实是在火药库里玩火。无知者无畏。当前中国经济最可怕的东西不是地雷，而是那些把地雷当西瓜的改革设计者：他们没有经济和政治的全局观、没有经济金融的预见性、没有与国际资本博弈和对决的能力，一句话，他们没有真正懂金融，更不懂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但他们手握金融改革的方向盘，而且脚踩油门。中国改革必须高度警惕这类身居高位的“卡瓦略式”人物。为了中国改革不走邪路，这些“卡瓦略式”人物必须尽快调离经济金融体系。
在中国解决上述诸多经济问题之前，在中国重新掌控宏观经济的“三大顶层权力”之前，中国应该把资本项目自由化、利率市场化和股市衍生品化列为金融改革不可触摸的带电的高压线或改革的红线。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中国成为阿根廷、智利和希腊。
结束语
中国有人曾经言必希腊，现在往往言必美国。如果现在中国改革言必美国，最终结果将是：中国成为第二个希腊。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起点，我们还在国家建设的征途之中。如果说改革依然可以代表着建设国家的进取精神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继续保持这种进取精神，同时把一切改革的政策和设计放置于主线意识、底线意识和红线意识的三维坐标之内进行选择、平衡和判断，从而防止改革的结果事与愿违、与国家发展方向相矛盾、与人民利益相对立。拯救中国经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0年来一系列错误的经济金融政策必须马上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