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

　　——四论苏共亡党亡国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政党。建设共产主义事业，有赖于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政党。作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共，在历史上曾经是非常先进非常有力量的。但在执政74年后，作为一个拥有90余年党史、拥有 2000万党员，曾经领导苏联人民战胜德日意法西斯的大国政党，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为什么会这样?最关键的原因，是苏共堕落成为官僚主义、既得利益集团的政党，彻底丧失了党的先进性。

　　先是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后是奉行“西化教条主义”，苏共失去了思想路线上的先进性。共产党之所以先进，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因为共产党拥有最强大、最进步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苏共是世界第一个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政党，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苏共伟大的历史贡献。但苏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沦落到教条主义的泥沼。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共把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当成唯一的正宗，神圣化、正统化，不允许其他国家对这种体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从而把生机勃勃、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凝固不变、僵死的教条主义，缺乏真正的理论创新。苏联后期，曾任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的博尔金说：“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思想违背时代的要求，长久以来并不无成效地把它当成一种教条，他们坚持认为经典作家的思想是完美无缺的”，“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不允许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变化了实际情况，不能对人民群众关注的实际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理论就会失去对群众的号召力和吸引力。苏共从表面上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抛弃了马列主义，从理论精髓上不是坚持而是背叛了马列主义。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苏联党和国家积累的体制弊端越来越多，已经严重影响经济政治的正常运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都先后提出改革。社会主义也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需要改革，需要进一步发展，这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既没有深刻认识苏联的体制弊端，也没有周密的改革步骤，仅仅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浅尝辄止。戈尔巴乔夫是打着改革的旗帜上台的。他上台后不久，就提出了“改革和新思维”。他以改革为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精神垄断”，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样从极端的教条主义走到了另外的一个极端—— “取消主义”，把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当作普世价值来顶礼膜拜，犯了“西化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样一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就破坏了自身发展的思想基础，瓦解了人民群众凝聚的社会价值体系，引起了思想和社会的动乱。在历史上，苏共长期教条化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 后来又抛弃马列主义，对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顶礼膜拜，两种教条主义的盛行，使苏共的思想路线发生了重大错误，失去了正确指引社会前进方向的能力。

　　先是把“共产主义”作为触手可及的目标，后来又放弃社会主义奋斗的理想目标，苏共失去了纲领路线的先进性。纲领路线，是一个政党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任何政党都要有根本的途径实现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建设共产主义是宏伟壮丽的事业，也是艰苦漫长的过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苏联没有很好地处理现实和远大理想的关系，长期把共产主义当成触手可及的东西。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曾经让苏联人民热血沸腾、信心倍增。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一的公有制，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搞高投资、高积累的发展模式，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生活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心理反差也就越大。二战后期，苏联红军士兵走出国门，见识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花花世界”，感受到了西方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少红军士兵认为“再也没有比自己国家糟糕的生活”，开始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先后提出了 “发达社会主义”、“1980年实现共产主义”等口号。而实际情况是党风不正、政治腐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信仰危机。再加之，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勃列日涅夫提出“人类历史新的共同体”等错误的论断，严重违背了马克思关于在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的基本论断。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搞“改革与新思维”，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从而走上了错误改革的邪路。

　　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最主要的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必须使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快速提升，绝大多数人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受惠。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建设路线上的失误,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提高。人民群众并没有从苏联国防和国力的强大中获得好处，而是与西方国家人民生活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心理上的严重失衡。学术研究表明，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停滞时，其国内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内就会出现变化，人们容忍甚至会喜欢上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较，失去优势，失去了感召力和吸引力。苏联民众自然对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产生了怀疑和否定，从而希望通过改革过上西方人一样富裕的生活。

　　毛主席说：“路线是纲，纲举目张”，又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苏共提出的纲领路线，要么是急于实现“共产主义”，严重“过左”;要么搞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严重 “过右”，总是偏离正确的航向，社会主义走向歧途，事业夭折，在所难免。

　　高度集权、高度专制的政治体制，民主严重缺失，苏共逐步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失去了组织上的先进性。列宁十分注意党内民主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非常彻底。在列宁时期党内民主风气很盛、党的事务非常透明，普通党员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列宁与世长辞以后，斯大林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高度专制的政治体制，严重缺乏民主。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又发动“肃反”运动，用专政的手段和办法，对付有不同意见、影响自己巩固权位的同志，使苏共元气大伤。在斯大林高压的政治环境下，苏共党内噤若寒蝉，只能是三缄其口、山呼万岁。由于缺乏民主，普遍通行的是任命委派制、职务终身制。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被高度集权和领导人独断专制、一言堂所取代，党内民主被虚化，党员的自由民主权利根本得不到保障，党员与基层干部离心离德，而普通民众更是难以心悦诚服、自觉自愿地服从党的领导。由于缺乏真正的民主，监督机制不起作用，本来是普通党员对领导机关的监督，倒置为上级对下面的监督，而党外监督更是不可能。再由于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长期以来苏共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运作长期缺位，形成对党和国家事务的大包大揽。这样表面上看来风光无限，实际上不是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而是销蚀了党的力量。党政不分，同时又加重了党不管党的现象，削弱了党的自身建设。“人民公仆” 不是由人民群众民主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机关任命委派。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高高在上、安享特权的官僚集团。

　　苏共执政七十余年，始终没有确立起在党在国家生活中的政治权威。后来由于腐败严重，苏共更是丧失了感召力和凝聚力，到最后只有靠强制力量维护统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必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使人民群众获得更加广泛、更加真实的民主权利。但由于苏联体制机制弊端，苏联民众甚至不能享受到在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权利。虚伪、不真实的“金钱当家作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反而成为攻击社会主义的王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说：“与苏联在意识形式上进行斗争，我们手中握有王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在全世界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虽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具有民主地管理自己的能力，但是所有的人都向往民主管理。”

　　由于自身建设、组织结构、组织功能、活动机制和活动方式，没有做到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苏没有从“革命党”成功转化为“执政党”，远没有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同时也由于在政治原则上，背离社会主义的要求和目标，苏共日益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逐步丧失了组织先进性。

　　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盛行，苏共失去了作风上的先进性。纵观历史，苏共党风之坏，一是主观主义思想严重，不做调查研究，不去联系群众，而只是密切联系领导和上级，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党的先锋作用衰退;二是个人私欲严重，贪图享受的自私自利主义严重盛行。不少人将入党和参加党的工作看作个人升官发财的跳板和重要条件，一些热衷于攫取个人权益的投机分子混进党内，占据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革命尚未成功之时，苏共确如自己所宣传的那样，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外，没有一点儿自身的私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内有敌对势力的反扑，外有帝国主义的封锁，形势非常紧张，物资极度匮乏。当时担任粮食人民委员(粮食部长)的瞿鲁巴在一次人民委员会议上因饥饿而晕倒。在饥荒时期，他拥有调拨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却从没有截留过一粒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为大家所动容，列宁亲自倡议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这样做，是在饥荒年代保障党和国家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理解。但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并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再后来，特殊待遇慢慢蜕变为特权，一种根据级别不同而待遇不同的特权，并向社会的其他阶层保密。由此，不但导致党内“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识，而且逐渐把党和人民隔离开来。

　　斯大林时期，苏共又专门为中央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其中包括：给负责干部发放相当于工资一二倍的“钱袋”(类似于“红包”);在克里姆林宫设立“医疗餐厅”，中央干部可以在里面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供全家享用;为中央干部设立特殊的医疗条件;建立疗养院，供中央干部免费休养。

　　赫鲁晓夫当政时，他已经看到斯大林时期一些弊端，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他把这些弊端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品质，也仅仅是取消了“红包”。尽管如此，他仍受到利益被削弱的苏共高官的反对，加之其他失误，苏共内部对他进行了“倒阁运动”。只反个人，不反制度，最终自己也成为制度的牺牲品，这是赫鲁晓夫悲剧的原因，也是未能防止苏共干部继续滑向利益特殊化泥潭的原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一个明显的官僚特权阶层。勃列日涅夫与中央部门和地方干部之间，在保持稳定的口号下和维护各自权力利益的基础上形成某种 “社会契约”关系：勃列日涅夫允许这些干部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以取得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后者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于是，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稳定改革的保护下，这些干部成为各部门、各地方的“领主”，他们下面又有若干级的“小领主”，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特殊观念、特殊生活方式的、同群众越来越疏远的社会集团——权贵阶层。 权贵阶层的形成是苏共干部特权利益膨胀的必然结果，它直接导致了苏共形象在人民心中一落千丈。权贵阶层的形成也使党内普通党员边缘化，苏共失去了凝聚力和战斗力。

　　美国学者弗兰克·奇福德说：“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苏共官僚阶层意识到，如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成功实现了民主化，就会减少自己的特权与利益;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递给子孙后代。因此，只有苏共垮台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可以控制财富，而且可以完全占有财富。苏联解体后，一些原苏共政企高官迅速占据了权力和财富，成为俄罗斯政界和经济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苏共干部特权利益递增现象的最终结果，就是苏共在内部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个中教训，令人深思。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接着又指明：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宣告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他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这是共产党人先进性最集中的体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就是始终坚持“消灭私有制”，与传统的私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只有这样，共产党才能始终站在历史的潮头，永葆青春活力。苏共抛弃了马克思理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放弃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民主缺失，专制通行，官僚主义嚣张，腐败盛行，堕落成为一个维护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彻底丧失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亡党亡国，也是势所必然。

　　党是领导我们的事业的核心力量。毛主席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政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革命年代，需要一个强大的先进的党;和平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一个强大先进的政党。建设一个强大的党，永葆党的先进性：一是要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既要牢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不断地开拓创新，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坚决地反对经验主义，始终保持思想路线上的先进性;二是要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共产党的最高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要始终牢记，实现共产主义是艰苦漫长的过程，绝不是触手可及的目标。同时又必须坚信，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原则，我们就正走在共产主义的大道上，永不放弃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既满怀信心又头脑冷静。三是要充分发扬民主，必须构建科学的体制机制，坚决反对自上而下的任命委派制，让每个党员都充分享受民主权利和义务，切实负起责任来，彻底改变不民主、不科学的体制机制;四是务必保持组织上纯洁性，必须依靠工农大众和人民的知识分子建党，及时清理阶级异己分子，保持党的成员的纯洁性、先进性。五是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坚决惩处贪污腐败，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