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顶级富豪几乎都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1、中国富豪几乎都靠血腥的犯罪暴富。《2014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发布：平均财富165亿人民币的富豪，中国比去年增加41位，上升到253位，仅前100位中国富豪的净资产就达19,276亿人民币，激增44%。去年9月11日， WEALTH-X与瑞银联合发布《2013全球超级富豪报告》：中国超级富豪10675名(个人拥5000万元财富都不算)，总资产9.3万亿人民币。

毫不客气地说，这些富豪从一产生，就带有深深的原罪，几乎都是靠腐败滋阴，靠黑社会强抢，靠黄赌毒犯罪，靠偷工减料吸血。这些亿万富豪的发财，有几个没违法犯罪记录?他们不仅靠血腥的原罪暴富，且暴富之后，又普遍为富不仁、为富不善。远的不讲，东莞涉黄五星级太子酒店董事长梁耀辉，就靠黄赌毒犯罪起家，并一直从事色情行业犯罪，却当上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而这绝不是个案!

　　2、民营企业主进人大、政协达二比一。截至2010年底，全国工商联拥有271万民营企业主。而仅参加全国工商联的271万“资本家”，据工商联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51.1%的民营企业主，已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就是说，加入大陆工商联的民营企业主，平均两个人中，就有一人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民营企业主也不是不可以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但二取其一，这个比例说破天，也是极其不正常。而像陈光标这样的富翁“首善”，却当不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3、94位富豪代表、委员的资产总和达万亿元。作为这些企业主中的顶级富豪，则几乎都是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致2012年的全国“两会”，让财富与权力间的关系最受诟病。因“两会”之前的2月底，胡润富豪榜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国内70位富豪全国人大代表的资产总和达898亿美元(约5486.78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富豪中的政协委员。而当时美国的三权(国会、行政和法院)中，所有高级官员的资产总和才75亿美元(约458.25亿元人民币。

　　而参加2014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两会”第二次会议的富豪代表、委员更上层楼，在荣登“2013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全国人大代表52人，全国政协委员42人，这94人的财富总值就超过一万亿人民币，较上年增值2000亿元(财新网3月8日首页) 。

　　4、外国富豪也能当中国“两会”代表。更离谱的是，一些“洋鬼子”富豪，竟然也当上了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现在网上流传一份中纪委2012年的调查：按照去年2月的数据推算，现政协代表76.77%有外国护照，人大代表57.47%有外国护照。这个比例准确不准确先不说，至少目前近5000名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究竟有多少人有双重国籍，官方迄今尚未公布。但外国富豪担任中国人大代表绝不是个别，如，曾是中国最富的富婆杨澜就是美国籍人大代表。尽管她理直气壮地说：出席中国的“两会”，说明我更爱中国。但她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吗?除“洋鬼子”富豪外，还有多少孩子老婆“跑路”的“裸官”、“裸富”在当人大代表(2014年1月,北京市人代会实施一项法案才规定：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其代表资格终止》)?

　　5、富豪竟成中共代表大会的党代表。别说人大和政协，就是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党代表的民营企业家阵容,就扩大到17个，从江苏、浙江等少数省份扩展到全国半数以上地区。这些十七大“老板代表”中，有6人入围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试问：各省的党代会又有多少富豪代表?十七大党代表的“钢铁大王”沈文荣辩解：“财富本身没有阶级属性，我们的财富用在发展再生产上，是为了国家的经济繁荣，所以财富最终还是国家的。”可这些富翁畸形暧昧的财富理论，老百姓能相信吗?截至2010年，中国的顶级富豪中，大约三分之一都成了中共党员。

　　二、中国 “两会”的富豪代表都是“人民币代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中国私营经济占到经济总量80%以上，企业主不甘心当富翁，还要当权贵，迟早要对中央和各级政权提出要求，这是必然的!人民代表蜕变成“人民币代表”，人民代表变成任由资本力量主宰的代表，这就成了新型腐败和社会丑恶。

　　1、富豪从政的三部曲。湖南太子奶集团创始人李纯途提出，中央党校应开办民营企业干部培训班，让占大半壁河山的民企老板走进政治舞台，允许有政治身份，允许参与经济决策。甚至建议，从国务院开始设一个由民营企业家担任的专职副总理，部、省、市、县各留一个副职，让民营企业家协助管理党和国家经济大事。

　　请听清楚了，他们要的不是“资本家身份”，而是“红顶政治身份”。李纯途的话代表了富豪们的心声，为追求政治地位，富豪们通常：第一步先进行业协会、工商联，寻求政治身份，诸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第二步寻求政治地位，诸如，政协副主席或政府官员;第三步提出政治要求，表达富人的政治纲领。

　　2、暗箱操作和贿选成当选捷径。很多富豪获得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离不开重金收买，其具体途径有两条：

　　一是勾结官员暗箱操作。现在人大代表选举很缺乏科学性，通常人大代表选举采取组织推荐方式，由各级选举委员会推荐人大代表候选人。为体现“组织意图”，一个地区提名人大代表候选人，基本由组织部门提名和考核，再进行选举，而这种提名并无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凡最没规矩，又最有油水，无疑就最能产生腐败，无疑就最易腐烂!所以，组织部门，尤其，市委书记(往往兼人大主任)一句话就能决定，让谁当市、省、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怎能不出贿选?原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就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当选政协委员、政协常委和职务晋升等事项，先后多次收受33人给予的钱款共折合人民币2464万余元。

　　这种组织部门内定的暗箱操作，无疑就是滋生腐败的空间。一些富豪只要和市委书记和组织部门的领导“搞好关系”，就能顺利争取到内定人选。而提名富豪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选缺少竞争，差额选举都是流于形式。为此，在卖官鬻爵成风的中国官场，又多了一项好买卖，那就是市委书记和组织部门大肆买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且长期以来就一直有从事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资格买卖的掮客存在。

　　二是直接在选举中贿选。对于在中国只要花费1500万人民币就可当全国政协委员;花2500万就保证当全国人大代表的传闻，一时无法考证。但湖南衡阳十四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贿选案，却实实在在怵目惊心。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会议痛斥：“出席会议的527名市人大代表有518名收受钱物，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而且候选人送出的大部分钱物是通过大会工作人员收受分发。这么大的丑闻，前所未有!”习近平还特别指出：“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在列入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的93人中，有44人为企业主。”衡阳市人大代表共527名，收受钱物人大代表达518名，几近全窝烂掉。光拉选票的行贿金额就达1.1亿元，平时其他行贿不算。衡阳市南岳区鑫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左建国利用丈夫是衡山县人大副主任之便，还花费近300万元当上省人大代表。而十余名平均花费百万元以上的参选者，没让他们选上，连钱也不退，他们“委屈”的抱团进京告状，这才东窗事发!

　　而衡阳贿选案暴露的只是人大选举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富豪不惜以金钱开道贿选，在山西的太原和闻喜，安徽的巢湖，广东的清远和韶关，浙江的松阳、上虞和乐清等地屡现。河南省人大代表、南志元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志元包养情妇、遗弃私生女，当情妇要举报他时，他说：“我的人大代表身份疏通了多少关系，花了2700万钱款才选上的，如果被撤了，你看着办吧!”至于没被举报的，那些富豪咋当上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老百姓谁不心知肚明。

　　三、“两会”富豪增加挤占百姓代表越来越少

　　在各级人代会富豪数量远超名额限制，严重挤占其他界别,特别是工农基层代表名额。使得这个富豪阶层在权力机构不断做大做强。

　　1、富豪穿“马甲”在“两会”露脸增加。有的地方为既让富豪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候选人，又让代表结构 “更好看”，在统计代表界别时，甚至将企业主披上“马甲”，写成工人、农民、 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等。而随企业主在“两会”占比呈逐届增长，百姓代表则越来越少。

　　习近平就湖南衡阳贿选案痛斥：这些企业主“他们大多是以专业技术人员、工人或农民身份成为候选人的。其中，以工人身份当选省人大代表的15人，没有一人属于一线工人，实际都是企业主;以农民身份当选省人大代表的13人，只有3人是农村党委书记或党支部书记，其他都是企业主。这不是瞒天过海，偷天换日吗?”

　　2、历届全国人大工农兵代表比例渐趋压缩。1975四届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农兵比例占67.95%，工农占51.1%。1978五届人大，代表共3497人，工农兵比例占61.68%，到2003十届人大，代表共2985人，工农兵比例占27.4%， 工农不足4%，几乎就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

　　曾有媒体报道，某省全国人大代表共160名，其中，政府官员60名，包括省委书记、省长、各地级市长和重要厅局一把手等;企业主代表有50余名;仅有的4名基层代表，也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妇女主任。衡阳贿选案中的93名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企业主就有44人，几占一半!人大代表中官员和企业主的比例过大，这说明人大代表非富即贵，真正的“草根”基层代表是凤毛麟角!

　　四、富豪们几乎都不履行代表和委员职责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选后，几乎就没有什么监督，所以，这些富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几乎不履行任何职责。

　　不参加会议。营口一个人大代表是酒店老板,他对人大主任讲：工作有事千万别找我，个人有事尽管说。问：那你当人大代表干啥?我当人大代表，警察就不能随便抓我!该代表除了年底的代表大会参加外，闭会期间一次活动不参加。某市人大人文委提前两天，通知5个富翁人大代表参加一个座谈会，开会时就来一个。

　  不联系群众。富豪人大代表基本不代表人民，自然基本不用联系群众。一是富豪人大代表都是组织提名，跟老百姓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就是投票也是指定人选，走走过场，老百姓没有其他选择;二是富豪人大代表都是“隐形人”，群众根本不知谁是人大代表;三是自身素质太低，有些富豪的本色，就是流氓地赖，怎么去代表人民，怎么能代表人民?

　　不离开法院。与前面的几“不”不同的，一些富翁人大代表，现在都热衷帮人打官司，基本常年不离法院，常年坐在法院，成了打官司的私人代言人，以换取巨大利益。以致出现了同一个法院，官司双方各有一伙人大代表，出现了两伙人大代表对阵法院的奇怪现象。

　　五、富豪花重金进“两会”到底干什么

　　既不开会，也不问政，富翁不惜花重金，趋之若鹜的进人大、政协，到底图意什么?习近平就湖南衡阳贿选案尖锐的问道：“这些人拉票贿选当人大代表想得到什么好处?”归纳起来，这个好处主要有四条：

　　1、有了为非作歹的“特别通行证”。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作为胡作非为的保护伞，这是富豪代表、委员的惯技。如，坐拥400亿资产的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成，恶贯满盈，被检方以21项罪名被提起公诉。如，前全国人大代表、以58.6亿元排名福布斯富豪第177位的华美集团董事长张克强，2011年1月因涉嫌诈骗罪被捕。还有，曾经在沈阳横行一时的黑社会团伙头目刘涌，总资产累计达20多亿元的辽宁黑社会头目袁诚家，广东省阳江市黑社会头子林国钦，他们罪恶累累令人发指，却都是人大代表，又是谁把黑社会老大纷纷拉近两会?

　　2、跻身人大代表为获取更大利益。从经济层面来看：在中国凡能进入“两会”的富翁，在当地和全国都是顶级富翁，进入“两会”本身，既是对富翁经济地位的肯定和展示;也是争得名誉和政治身份。而更深层次的目的，就是结交权贵。通过这一重要渠道进入政治体制内，以更有利于谋求更大经济利益。一些名流富商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履职不积极，但谋取私利却十分积极，乐此不疲的热衷于会下拉关系、跑项目，寻求生意机会。如，哈尔滨翔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迎霞，2002年首次亮相就位列《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179位，2003年3月就破纪录的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还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副部级)。近日，在深挖中石油的腐败案中，这位神秘的最美政协委员”被撤销委员资格，就是典型案例!

　　胡润报告显示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从2007年到2012年的胡润百富榜﹐有75人在这段期间为全国“两会”代表和委员，此间他们的财富平均增长81%。而胡润统计榜单上没担任全国性政治职务的324人﹐同期财富平均增长47%，增长幅度几乎少了一半。

　　3、不排除土豪劣绅正在加快全面夺权！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绝不可能允许共产党长期执政。中国出现以亿万富翁为代表的新生资产阶级富豪，贿选扎堆进人大和政协，从政治层面来讲，有的就是要进行全面夺取政权。

　　有部分学者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国家议会制度并论，这绝对缺乏政治常识。中国的人大制度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大选举产生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大不是立法机关，人大代表也不是立法委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管理国家事务的普通公民。西方国家议会的成分发生变化，它不改变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成分发生重大变化，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性质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中有几个关键词：最高权力机关、中国的政体、民主选举人民代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到底有多少人民当了人民代表?

　　4、为自己的阶级提出有利的主张。这些富豪人大代表根本就不代表人民，阶级本性决定，他们只能代表富人说话。改开以来全国和各地的“两会”上，富豪越来越多，成为人大和政协举足轻重的力量，可谁听说富翁代表穷人说过话?谁听说富翁替弱势群体，特别是下岗工人代过言?他们不是提案“不要给工人涨工资”，就是放言：“富人不愿意和穷人住一起”等等。富豪血管里并不天生流出道德血液，他们为维护资本利益绞尽脑汁的“献计献策”。

　　六、习近平一定能力挽人民政权不变

　　大批富豪用贿选进入“两会”，尤其大批富豪成为人大代表，已经在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甚至在有的地方政权性质已经完全改变。就在这紧要关头，令人十分可喜的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极其严重性和极为紧要性，正在带领全党力挽狂澜。

　　1、“容忍这件事，我们的制度就完蛋了。”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会议上就“衡阳贿选案”深刻指出：“如果各级人大代表都是些身份失真的人，说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其实都不是，我们的国家权力机关还能代表人民吗?人民群众还能相信我们的国家权力机关吗?”

　　“中央意识到，这起事件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是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挑战，触碰了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我们党的执政底线，必须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决不放过。有人担心严肃处理会不会让我们丢丑，家丑不可外扬。如果我们怕丢这个丑，不吱声，将来可能要丢更大的丑。如果回避这件事，容忍这件事，我们的制度就完蛋了。500多名代表都被依法终止其代表资格，就要这么处理，绝不能法不责众!”

　　2、要举一反三，“下决心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就“衡阳贿选案”，习近平愤怒的痛责，连续且严厉的六问：“这里面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干部到哪儿去了?当地人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到哪儿去了?当地的纪委到哪儿去了?这些人的党纪国法到哪儿去了?这些人的良知到哪儿去了?”

　　“这些年一些地方政协委员的安排，也存在利益掺和的问题，有的统战部门和群众团体人员也在搞交易。”“这些问题，都要举一反三，正本清源，亡羊补牢，引为镜鉴，下决心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从习近平的清醒认识和睿智判断来看;从“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来看;从坚决、果断、公开处理“衡阳贿选案”来看;从公开处理“衡阳贿选案”后，“社会反映是一致的，都支持中央和湖南省委彻底惩治腐败”的民心拥护来看，富豪们夺取国家政权的阴谋绝不能得逞，人民江山的颜色绝不能改变，习近平带领全党一定能力挽狂澜!

（本网发表此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