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举办“两岸政治学发展学术研讨会”，台湾知名学者朱云汉教授做了题为“突破与超越：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言。他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中国道路和全球治理方式的历史性巨变。现将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中国发展道路影响人类的未来

　　36年以来中国发展模式的突出表现，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国际机构对于经济发展与治理的话语权。中国发展模式让许多发展中国家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自由市场竞争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可能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之外，开创了第三条道路。中国政治模式在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能够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中国经验在西方代议民主体制的经验之外，开创了另外一种取得“政治正当性”的可能选择。

　　二、西方学术界无法回应中国复兴带来的全球性历史剧变

　　西方观察家根据西方的历史和政治经验，很难理解一个政治体制虽然不具备“民治”的程序，却有可能达成“民享”的实质结果。但是，他们确实无法否认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36年中所取得的具体成就。中国在举办北京奥运会、处理四川地震灾难、应付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时所展现出的统筹能力，也令西方国家政府难以望其项背。最近，有西方观察家开始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其优越性。他们认为这种体制有引导社会追求长期目标的优势，这是陷入短视、民粹与分裂的西方民主所欠缺的，但东亚“家长式贤能政治”也必须纳入公民参与与问责机制，才能适应21世纪的网络社会。

　　中国复兴以及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世界而言是一场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在过去300年的人类历史中，只有四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可与中国崛起相比拟：一是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二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三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四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这四个事件塑造了19与20世纪世界格局，中国兴起将带动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

　　中国复兴带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它让过去“南北经济不对等交换关系”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也带给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加速了生产活动重心向非西方世界转移，加速了全球财富与权力的重新分配。由此全面提升了非西方世界国家在全球协调与治理体制内的发言权，西方国家独占人类历史舞台的时代即将结束。对此，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也持有同样看法。

　　中非合作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和非洲贸易额2013年达到2000亿美元，目前非洲18%的贸易来自中国，是美国的两倍有余。在非洲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中，金砖国家投资比重已从2003年前的19%上升到2013年的25%。过去10年非洲的平均经济增长达到5.5%。2001—2010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为非洲这个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提供了672亿美元的贷款，而同期世界银行对这些国家提供的贷款为547亿美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对30多个非洲国家提供的贷款余额也达到189亿美元，贷款对象包括中小企业。

　　中非合作在未来将全面升级。2020年中非贸易规模要达到4000亿美元左右，中方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向1000亿美元迈进。中非之间将进行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减贫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等“六大工程”的合作。中国将积极参与非洲公路、铁路、电信、电力等建设，实现区域互联互通。中国企业与非方建立合资航空公司，提供民用支线客机，共同发展非洲区域航空业，还将在非洲设立高速铁路研发中心。

　　一位西方学者在《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中指出，当前的转折是过去500年来人类历史第三次重要的结构性转移。第一次是欧洲世界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第三次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

　　苏格兰经济学家贝哲民提醒西方读者，中国和中东互相以中文和阿拉伯文沟通，而且相互的交往及依赖愈来愈强，西方则被晾在一边，西方对此既无参与，也茫然无知，终致无法应对这两大伟大古文明携手复兴的挑战。中国和中东这两个伟大古文明愈来愈重视对方，携手重新崛起，而西方对此丧失话语权，甚至连可以理解他们对话的人才都缺乏。

　　三、美国学术界的知识源头出现了问题，以致战后主流政治家问道于盲

　　美国的政治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完全效法新古典经济学，沦为应用数学和应用统计学。二是没有理解科学知识的主要探索对象不仅限于经验世界，更主要的是经验世界现象背后的产生机制；三是没有理解知识活动的目的，在于发掘真实世界的构成本质与基于必然性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发现经验性规律；四是没有能够理解社会结构的存在有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五是没有理解社会结构与行动之间具有相互构成关系，社会科学知识有转化行动的作用。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谬误在于，其关注的历史经验局部而且片面。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近年来对于英语世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检讨，认为主流理论存在着五种偏差与谬误，即当下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国家中心主义。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为核心的主权国家体系，而对超过千年以上的回教世界与东亚政治秩序，则处于无知状态。

　　比如有学者以1592-1598年中朝两国抵御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战争为界限，探索历史上中国权威的文化根源，提出为什么在这次战争之前以及在这次战争之后，尽管中国、朝鲜、日本这三个东亚国家拥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和技术能力，但却保持了300年以上的和平状态？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以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因为这涉及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这个制度以藩属国家正式承认中国文化的优势为基础，这样中国就形成对于周边国家的一种微弱的权威。中国“微弱的权威”地位维持了东亚地区长时间的和平局面。

　　四、西方政治学不自觉地陷入意识形态的窠臼，对于现存世界秩序欠缺批判能力

　　支配美国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立场主要有两个：一是自由主义偏见。认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选择，是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自治相结合的制度。二是西方中心论。认为历史进步与落后的坐标只有一个，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处于顽抗西方模式的过渡阶段，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两个预设立场，阻碍了他们认识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剧变，压缩了知识活动的历史关联性。

　　其一，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美国的中国研究也难免不误入歧途。一是永远在找寻中国体系发生危机的线索，不相信这个体系有可能长期动态稳定。忽视了现存政治体制与时俱进的技能提升与机制调整。这些机制调整包括国家治理能力、调和社会多元利益、精英选拔与培育、内部权力制衡。二是指鹿为马，生搬硬套自己的概念，比如资本主义、私有化、后集权主义、市民社会等，拒绝承认行动主体所奉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诠释架构，拒绝相信“中国模式”有启示意义。

　　其二，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大多数学者在不自觉地维护美国的霸权。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霸权稳定论”、“安全的困境”、“自由制度论”、“民主和平论”，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典则理论”假设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可以成为普遍性的规范，基本上忽视非西方世界可建立新的协调与合作模式、体制。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非西方国家的行动者，无法理解中国宣称的“决不称霸”与“和谐世界”理念。

　　其三，无视当前国际秩序的明显缺失。当前，全球秩序是美国支配的霸权体系与西欧推动的法治体系的混合体，这个秩序面临重大难题与危机。主要表现在：美国盛世下天下不太平，宗教、文明、族群、领土冲突不断；全球环境与生态失衡的危机持续恶化；全球经济严重失衡，西方国家举债度日，国际货币体系动摇，金融危机不断涌现；全球化的利益与风险分配极度不均，贫富差距、知识与数位差距不断扩大，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富豪阶层与跨国企业拥有制定社会游戏规则的最终权力，国家的利益协调与保护职能日益空洞化。

　　其四，对美国例外主义熟视无睹，国内政治拒绝放弃美国在世界上的唯我独尊地位。比如，美国是唯一没有批准“海洋法”的国家；是唯一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是唯一可长期维持庞大贸易赤字的国家；是唯一可以将海外用兵或驻军的费用转嫁给盟邦或地主国的国家；是唯一可以全面监听全球网络与通讯的国家。而且，美国国会长期杯葛联合国专门组织的预算；美国国会搁置国际货币基金认股权改革方案；反对美国释放“网络域名分配与编号公司”的监管权。

　　五、中国道路对政治学和西方国家世界观构成挑战

　　中国政治模式的实践经验，对现有的比较政治理论构成知识上的挑战。政治学者必须重新检讨“民主”与“非民主”政体的传统二分法，应该用广义的“良好治理”指标，用能够有效达成“社会最佳选择”作为判断，来比较各种政体的表现以及正当性基础。当使用这些本质性的指标来比较不同政治模式的优劣时，我们才会对于政治体制的“程序”、“能力”与“结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视。

　　基于主权国家原则建构的国际秩序认为，国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强调普遍化原则，普世套用一个标准。但在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世界观看来，“独善其身”并不可取，“兼济天下”、“成己成人”才是理所当然；局部与整体是有机的联系，无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体。“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休戚与共”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相对于中国传统天下体系世界观，主权国家原则下的形式平等是一种“伪善”，它让强权摆脱了对于弱小者的道德义务，为实际上的支配与宰制提供掩护。中国传统承认位阶差序才能确立位于上者的特殊责任，确立大对小、强对弱的扶持义务。　　

　　六、巨变时代倒逼我们调整学术路线

　　学术界应该多研究“大历史”与“结构转型”。应该思考我们正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从哪里来？可能往哪里去？我们所处的时代受什么样的历史趋势主导，又蕴含与累积了怎样的趋势转折与结构转型动能？要能提出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我们现有的知识架构与分析工具是否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些大问题？我们熟悉的概念与理论是提升了我们的视野还是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熟悉的研究议程是否仍具有时代关联性？

　　未来的全球秩序可能出现两种趋势。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后，人类社会将同时面临两重历史发展情境：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崩解与重组时期，在这期间一定程度的失序与混乱很难避免，许多全球层次的公共治理议题可能出现巨大的真空。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迎接一个更公正的全球秩序之来临。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交换模式，一个更尊重文化与宗教多元性的全球公共论述领域，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全球经济秩序， 一个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世界处于社会治理巨大变革前夕。网络社会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公众、社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互动方式面临根本性变革。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利益攸关方的多方协商与政府政策制定可以机动结合、及时反应，有百年历史的西方代议民主与政党政治模式将被迫转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