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融合还是加剧排斥:体育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角色

摘要：批判哲学强调体育的能动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工具，体育可以有效地改善社会排斥、促进社会融合。在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体育的能动作用在政府的体育政策中受到了局限，却在属于第三部门的社会体育组织中得到了更好的发挥。依靠低廉的价格、民主的管理方式和平等的组织文化，这些草根志愿组织缓和了人们参与体育的经济和文化障碍，促进了社会资本的流动，用实践证明了体育在改善社会问题上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在短时期内，这些组织无法取得对抗社会排斥的胜利，但它们的微作用终将汇聚成能够带来社会变革的洪流。

关键词：批判思想，社会排斥，体育政策，社会体育组织

体育在当今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体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柯克利(Coakley)和派克(Pike)认为，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体育能反应它所依托的社会中的观念，价值以及结构。[①] 这种观点得到了西方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比如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被生动形象地映射入了其体育的世界里。富裕的资产阶级在奢华的马术俱乐部里尽情奔驰，城市中心贫民窟里的失业者们却要绞尽脑汁为他们的子女寻找一块篮球场。这样的比喻似乎让体育成为了一个被动的概念，将体育的命运置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掌控之中，似乎体育的存在逃不出社会现实的束缚。另一方面，柯克利和派克又指出，体育不仅仅只是社会的镜子，它还是一片可以去挑战，抵制甚至重建那些社会强赋于其上的意义的疆土。例如，中国运动员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辉煌成就与当时外界赋予其的“东亚病夫”的称号形成了鲜明的对抗，这一成就改变了世界对中国人的看法，帮助重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再比如，美国著名女网球运动员比利·金(Billie Jean King)在1973年的“网球性别对决”中击败了男网球明星波比·里格斯(Bobby Riggs)，这一胜利不仅仅打破了男性在职业网坛的统治神话，同时也挑战了社会上对女性的传统看法，动摇了男性在社会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不同于多数研究者，英国体育社会学专家贾维(Jarvie)教授则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他认为体育拥有一种能改变社会的“变革的力量”。[②] 由此可以进一步论证，人们并不需要被动地去接受社会强加于他们的体育的形式，相反，人们可以积极地定义体育，去创造可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新的体育形式。这种批判的角度减轻了体育背负的沉重的社会枷锁，也让人们，尤其是那些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群体在通往更加民主平等世界的征途上看到了希望。

正是在这种批判哲学的指导下，文章试图去解答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体育作为一种社会融合的方式真的能够改进资本主义制度下持续产生的不平等以及社会排斥吗？不平等有很多类型和形式，文章重点关注的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因为经济不平等是资本主义最直接的产物，它处于“社会排斥”风暴的中心。[③] 英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国民收入差距高居西方各国前列,多党制的政体让英国的社会政策变幻无常,而体育在英国社会的政治议程和英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此文章选择用英国作为切入点来展开分析。不平等同时存在于体育内部和外部，因此体育的变革力量也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引起自身的变革以及作为一种工具去变革外部世界。

一、不平等和社会排斥：体育的情境

资本主义制度从来没有停止过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尽管近年来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然而马丁(Martin)和托雷斯(Torres)指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贫穷阶级和富裕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减少。[④] 有关数据显示, 2005年以来,英国社会经济不平等在逐年增加。赫尔斯(Hills)和其他学者对1997年后新工党政府的措施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在缓解贫困儿童问题上政府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成年人的收入和累计财富差距却明显扩大了。[⑤]收入的不平等引发了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平等，例如教育和医疗的不平等，以及体育参与的不平等。种种不平等都和人们在社会资源以及机会渠道中所占份额的差异相关。这种差异在社会分层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在不同层级上，社会现实和生活质地是截然不同的。

不平等与“社会排斥”这个概念紧密相关。排斥是一个不平等不断聚集并恶化的过程。这个概念最先出现在上个世纪70年代法国国务卿热内·雷诺瓦(Rene Lenoir)的报告中。雷诺瓦在对待国内事务上致力于增加就业机会，改善所有形式的社会参与。之后，随着社会问题的加剧，许多组织和机构都试图将社会排斥这一术语概念化，然而至今还未达成一致。根据英国“社会排斥工作小组”的解释，社会排斥是对某些个人或地区遭受一系列相互关联问题这一社会现象的简要概括，互相关联的问题包括失业，失学，低收入，低技术等等。[⑥]“欧洲社区理事会”则将社会排斥定义为：不断增长变化的将人们从现代社会正常交换和实践中排斥出去的因素的组合。[⑦]社会排斥剥夺了人们拥有的正当权益。正如经济的不平等是所有其他社会不平等的基础，“欧洲社区理事会”认为贫困则是社会排斥的核心，它自身既是一种社会排斥的因素，又催化加剧着其他的因素,如残疾、单亲、性别、种族等等。[⑧]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身体残疾的人也许在参与体育运动时受到了限制，然而只要他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他仍然可以去观看那些体育比赛，他还能买下昂贵的协助设备来扩大自己的选择范围以参与到某些体育中。比如轮椅高尔夫已经成为了欧美国家残疾高尔夫爱好者流行的选择。再来举一个例子，一个富裕的女性比一个贫困的男性拥有更多的社会选择，在英国，女性的私人体育俱乐部和文化沙龙为经济状况优越并且闲暇时间富余的妇女们提供丰富的休闲和社交活动。随着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日益突出，国内学者也对社会排斥也进行了相关研究。石彤认为社会排斥是某些人或者群体缺乏参与某些社会普遍认同活动（如体育运动）的机会，从而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过程。[⑨]在社会排斥与贫困的关系上，杨东明认为社会排斥是能力贫困的一种，是贫困思想的核心部分，社会排斥会导致生更多权力被剥夺，使生活各个方面都受到限制。[⑩]综上来看，社会排斥意味着一系列多层面的劣势，这些劣势通常以经济上的劣势为基础，而那些被排斥的群体往往是挣扎在社会分层低端的人们。正如赫尔斯和其他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

“众所周知，劣势有多种多样的来源，比如说性别和种族，性取向和残疾，年龄和宗教或者是这些因素的任意组合。然而最主要的来源是的社会阶级间持续的不平等──人们的家庭背景以及出生地。社会阶级间不平等与其它来源因素交织在一起……报告显示……不平等在个体的一生中不断积聚，并且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人”。[11]

我如前言所提到的，体育在英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英国是很多现代体育运动的诞生地。足球，板球，高尔夫，自行车，登山等众多体育项目都在英国拥有广泛的爱好者。正是因为体育渗透到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因而社会的不平等便生动地反应在体育领域内。海尔顿(Hylton)和托顿(Totten)在其专门研究体育发展和体育政策的专著中指出，理解体育内部的不平等和社会排斥有两种方式：定量和定性。[12] 前者可以体现为体育的参与率，后者则可以考虑人们在参与时的实际感受和体会。[13] 英国的政府权威体育管理组织“英格兰体育”(Sport England)认为，每人每周至少应该参加一次持续30分钟以上强度在中等以上的体育活动才能基本达到健康生活的标准。以下的表格显示出英国各经济社会阶层参与体育活动的差异。

表一：

来源：英格兰体育积极人群调查表

如表格所示，不同群体之间的体育参与率是有差别的，社会经济阶梯最顶层的管理者和最底部的失业者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由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口总数要远远大于顶层人口的数量，因而27.1%的参与率意味着有很大一部分人被排斥在适当的体育运动参与之外。也许有人会指出，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最高层的人群，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达到“英格兰体育”所制定的积极人群健康生活的标准。然而必须意识到的是，不积极运动对于顶层人群来说更多是一种自愿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自己选择不去参加体育运动。他们也许更愿意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听音乐会逛画廊上面。这一观点已经被英国国家统计局(NOFS)的调查所证实：在2010年，表格第一栏里的群体平均每人每周在文化和娱乐上的花费是104.7英镑，而最后一栏里中长期失业者们的花费仅为16.6英镑。[14]表格显示，后两栏的人群在2005到2011这6年间体育参与率都有所下降，可以看出政府的体育措施在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并没有带来任何起色。而2011年到2012年体育参与率的增长可以部分归结为伦敦奥运会的刺激作用。在伦敦奥运会举办前后，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体育参与尤其是草根群体体育参与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往往只能在较短时期内有所成效。随着奥运热情的消退，措施的力度和效果也逐渐淡化了。表格第一栏和第二栏中人群的体育参与率在这6年的期间里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而且高层管理人员的参与增长速度要高于中层管理人员。这些数据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不仅在静止的参与率上有显著差别，在参与率的变化速度上也存在着明显差异。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人群之间的参与率差别将会越来越大。正如赫尔斯和其他研究者强调的那样，不平等会不断积聚，并从一代传递到另一代。[15]

上面的表格仅仅显示了体育参与频率的不平等，不平等还可以体现在参与内容和参与方式上。各个阶层参与的体育运动的种类和形式之间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部分构成了人们常常谈论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根据“苏格兰体育”(Sport Scotland)调查显示，苏格兰的上层阶级喜爱高尔夫，冰壶和板球等运动，而下层人民则更倾向于选择滑冰，冰球等项目。表面上来看，这种差异只是一个喜好和口味的问题。然而众所周知，高尔夫运动对于设施和设备的要求要远远高于滑冰，那些打高尔夫的人们完全可以选择去滑冰，但滑冰的人们并不一定负担得起高尔夫昂贵的费用。喜好的问题进而转变成了自由度的问题，口味的问题变成了选择权的问题。此外，在相对贫困的社区，由于缺乏完善的体育设施，多数人群都选择慢跑或者登山作为日常锻炼方式。单就登山这一项目来说，穷人和富人之间在实际参与方式上也存在着显著差异。普通的工薪阶层一般会选择在城市里或者近郊进行登山活动，而活动的内容也多具有随意性和自由性。苏格兰多山，其首府爱丁堡的市区范围内便有大大小小几座可供群众进行体育锻炼的山体，这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众多便捷。而富人阶层往往会选择去较远的地方，甚至去别的国家进行专业的登山运动。所谓“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以罕至焉”，富人们拥有更多可支配的时间和金钱，因此会购买昂贵的专业登山设备去人迹罕至的雄伟山脉上享受这一运动带来的乐趣。柯林斯认为这些参与内容和方式上的差异说明着这样一个事实：上层阶级的人们享受着广泛的选择和自由，那些生活在底层的群体却只能接受那一点点可以承受得起的现实。[16]

量化的结果描述出了总体的趋势和大致的特征，定性的方法则能够深入到不同个体的实际体验之中。定性研究法关注参与者的社会关系，探究人们怎样行动，为什么这样行动。海尔顿和托顿认为这些问题关系到体育参与和选择的本质和根基。[17]相关研究访谈结果显示，与马术俱乐部相联系的高贵感和卓越感是富人们选择马术活动的重要原因，他们试图通过此项运动彰显自己的财富和地位。[18]类似的项目还有高尔夫和板球等传统的贵族项目。这项发现提示，某些体育项目中渗透着一些独特的氛围和文化，这些氛围和文化满足了特定社会群体的某些高级需求，通过参与这些体育项目，特定的社会群体又帮助定义并进一步巩固了那些氛围和文化。这是一个封闭的循环，只有群体内部的成员才有能力分享这样的氛围和文化。这种文化具有排他性，因为尊贵和卓越是建立在小众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所有人都能共享这样的文化，那么非凡的感觉便荡然无存。豪华俱乐部严格苛刻的准入制度是保存这种文化和氛围的重要方式之一。那些天文数字一样的准入标准让普通群众望而生畏。因而，没有能力融入这种文化的社会成员便被排斥在了这些体育活动之外，他们只能参加比较廉价的、随意性强的、对场地设备要求较低的体育项目。

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被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精英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所合理化了。当代，这两种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新自由主义提倡自由市场、减少政府干预、推崇私有制。[19]新自由主义将个体的经济权利当作是人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任何试图将某一个体的经济利益转移给另一个体的政府干预都是不公正的。新自由主义反对集体利益，其拥护者们认为穷人应该自谋出路。[20]与新自由主义一脉相通，精英主义声明成功和失败是人们自主选择和个人抱负的结果。他们认为不平等源自于一个自然的竞争过程：基于自身的能力和努力，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他们应当得到的。

这些哲学本质上是对是错还有待争论，然而事实上,英国的体育实践却违背了他们所崇尚的精英主义的规则，因为所谓的自然竞争过程的规则和机制都被精英阶层所掌控。精英们操控资源，支配权力，让体育运动变得对他人而言不可企及。资本主义国家的体育运动都是被资本家所占有的，资本虽然不创造体育运动，却占有体育运动。之前提到的严格的准入制度在苏格兰的私人高尔夫俱乐部里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富人们精心保护着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严格限制新会员的进入，不断提高标准和要求，确保他们独一无二地享有奢华的球场和卓越的社会地位。穷人们不仅仅被排斥在了体育活动的参与之外，甚至被排斥了观看他人比赛的权利。由于足球联赛票价的一度上涨，许多低收入的工人家庭都无法带孩子们去看一场球赛。据英国媒体报导，曼联俱乐部的本土票价在俱乐部全球化扩张的进程中上涨了50%，而绝大多数球迷的工资却并没有任何明显的上升。[21]贾维教授引用纽约时报上的评论为穷人阶级打抱不平：精英主义导致很大一部分人群无法支付起联赛观众席上最便宜的座位。这对于足球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因为观看足球比赛是英国普通工薪阶层最受欢迎的休闲方式之一，球场本应该为那些辛勤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带来安慰和解脱，现在却将那些人拒之门外。正如贾维教授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情境里：我们期望自己的孩子去参与那些他们根本观看不起的体育运动”。[22]社会排斥因而并不是像精英主义拥护者所声称的那样是个人选择或者缺乏野心的结果，它是社会的产物，它不是自然竞争后的结果,而是被操控的竞争的产物。并不是每个人都公平地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更多的人是被迫接受他们无法去选择的命运。

二、用体育促进社会融合：英国政府的体育政策

随着对社会排斥研究的深入，社会融合的概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政策研究者和执行者所熟悉并接受。消除社会排斥暗示着需要建立一个每个人都参与建设和分享的健康的社区，而这一过程便是社会融合。社会学家塔孔(Tacon)认为在英国社会政策的情境中，社会融合这个术语与社会排斥是相对的。[23]国内学者认为与社会排斥相比，社会融合没有预先假设一个劣势的目标群体，而是描绘了一幅未来的理想目标以及一个人人参与的过程。[24]因此社会融合比社会排斥的概念更具有积极的意义，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就像社会排斥和不平等并不是近义词，社会融合和平等也不是相同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平等只是一个目标，而社会融合既包含了这个目标，同时又是通往平等的过程。英国社会的不平等在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新保守党政府的执政期间达到了顶峰，新保守党政府提出的义务竞标制度(CCT)让不平等拥有了充分的实践舞台。体育以及其他各行各业都被纳入了竞争和自由市场的狂澜中。[25] 当地政府在管理体育和休闲设施时必须将经济效率放在首位，强调体育设施运作的收益。这些措施削弱了体育的福利性质，加深了体育内部的社会排斥。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和一系列社会问题迫使接管政权的新工党政府去认真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意识到，如果用经济效益去衡量一切社会工作，那么社会排斥将会不断恶化。1997年，新工党政府设立了“社会排斥工作小组”(SEU)，这标志着社会排斥已经登上了政治议程，标志着促进社会包容已经成为了政治焦点。尽管体育内部存在着种种不平等和排斥，然而体育作为一种工具和渠道，被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于改善社会授权和社会包容。英国政府为打击社会排斥所制定的议程包含了“全民体育”的政策以及其他制度化的平等措施。英国文化，媒体以及体育部(DCMS)声称“越来越多的社会融合工作者们意识到了体育对社会包容的强大影响力”。体育社会学家柯尔特(Coalter)致力于研究英国的体育政策及其社会效用，他指出，在多数情况下，政策的制定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即，体育具备提高个体，改善社会的潜力。就提高个体而言，体育能促进身心健康，帮助人们提高自信，增强沟通和交流能力，继而提高个体的社会竞争力，改变劣势的社会处境，进而让更多的人摆脱社会排斥。就改善社会而言，体育能促进社会资本，进而推动社会融合。[26] 然而柯尔特发现，尽管存在许多关于体育能够改善社会排斥的理论假设，但这些假设都缺少强大的证据作为支撑。郎(Long)和桑德森(Sanderson)进一步提示，种种关于体育的社会价值的理论往往运用演绎的逻辑，正是这种内在逻辑的连贯性掩盖了经验证据和事实归纳的稀缺，它们往往是空中楼阁，一到实践中便漏洞百出。[27]

就拿“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说，专家和学者认为，体育为积累社会资本提供了背景和机制，这些社会资本能提高社会融合并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社会资本这一抽象概念，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理论最先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波迪欧(Pierre Bourdieu)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那些资源与建立在相互默认和认同之上的可持续的关系网有关，而那些关系多多少少是制度化的。”[28]波迪欧的社会资本是工具式的。人们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积累其他形式的资本，比如经济和文化资本。波迪欧给出的例子是人们在高尔夫俱乐部里建立的人脉可以帮助人们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第二种理论源于美国社会学家詹姆士·柯曼(James Coleman)。柯曼关注社会资本的功能。对于柯曼来说，社会资本并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它指代所有那些中性的能方便某些特定行为产生某些特定效果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29] 社会资本和其它形式的资本一样具有生产性，它决定了人们是否可以实现某些目的，然而为某些特定行为提供方便的社会资本不一定对其他行为有效。最后一种解释，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种解释源自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他在著作《独自保龄》的前言里写道：“社会资本的核心观点在于社会关系是有价值的……它指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社会关系网，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互惠和信任的社会常态”。[30]对于他而言，社会资本是一个集体利益，是一种把整个社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价值规范。尽管这三种理论的着眼点各异，但它们都承认社会资本可以为使用者带来好处，方便社会实践，促进社会交流。从理论上来看，这些说法并无缺陷，然而问题在于，没有例子可以证明体育参与是社会资本的充分条件，相反，越来越多的事实显示社会资本却是体育参与的充分条件。瓦德(Warde)和其他研究者发现，社会资本的好处似乎都在越来越多地服务于某些特定的群体。[31]无论它是一种个人财产，还是公共利益，无论它是潜在资源还是互惠互信的规则，在英国，绝大多数社会资本都集中在少数富裕阶级和繁荣的社区中，而这些人群和这些地区的体育参与率往往比较可观。从这一点来看，通过社会资本来实现融合需要建立在社会资本内部融合的实现之上，如果体育想要有所作为，关键并不在于提高社会资本的总体数量，而在于改变社会资本的分布构成，或者在于促进某一特定地区的社会资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国政府的惯用措施是锁定某些劣势人群和地区，提高该人群和地区的体育参与率，进而提升该地区的社会资本。当时的工党采用了一种界于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第三渠道”政策。这种渠道试图用一定程度的社会改革主义来改良新自由主义。[32]它致力于为所有公民都提供参与体育的机会。当时的内政部长大卫·布朗科特(David Blunkett)十分关注于为民众授权，并帮助他们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

一个重要的例子便是2001年启动的“全国社区更新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在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内，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生活的地方变得严重劣势”[33]。文化媒体及体育部和国家彩票部积极配合，确保国家资金在最贫穷的地区间公平地下拨。在这一政策下，政府开展了多种与体育有关的项目。这些项目致力于增加贫困地区的体育参与机会和体育基础设施。政府认为妨碍体育参与的主要障碍在于体育设施的缺失。拥有了体育设施，人们便会参与运动，便会通过体育运动相互交流，这样就会增加社会资本，推动社会融合，最终实现平等。这种观点体现了“第三渠道”关于相互责任的想法：平等不仅要靠国家提供机会，个人也应该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社会融合中。社会融合不仅仅要依靠制度，也要依靠人们的主动参与。然而沃伦(Waring)和梅森(Mason)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社区里拥有了免费的体育设施，那些传统的被长期排斥的人群还是不会去参加体育活动。[34]研究人员继续解释道：总体的氛围以及自身的经历让这一部分人群感到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有些人甚至认为公共设施是政府对他们的施舍。这一结果和其他关于公共休闲设施使用情况的研究结果十分一致：最贫困人群的公共娱乐设施使用率是最低的。因此，简单地提供基础设施创造机会的措施并没有考虑到产生社会排斥的权利关系和文化的复杂性。[35]除此之外，英国政府还开展了多项活动，比如说“积极社区发展项目”、“体育活跃区”等等。这些自上而下的措施将体育织入一个总体的发展项目中以提高劣势群体的技能和自信，改善贫困地区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融合。这种方式被学术界称之为“Sport for good”，意在凸显体育的工具性作用，强调体育在社会问题中的主动权。[36]众多的政府报告和体育工作者大肆宣扬这些项目的成就。他们不断地谈论体育是怎样帮助人们增强了自信心和意志力，这些改变又进一步帮助他们在生活的其他领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海尔顿和托顿认为这些项目确确实实方便了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并不能带来结构性的变化。正如唐韵所阐述的那样：社会排斥是游戏规则造成的。如果社会政策不从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任何努力都无法逃脱最终的大结局。所有结果的音符都在呼应着同一个主题：试图提高体育参与率、改善社会融合的措施往往提高的是那些本来就活跃的人群的参与率，改善的是那些已经联系得很紧密的人们之间的融合度。

三、用体育促进社会融合：社会志愿体育组织的变革力量

政府关于“全民体育”的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排斥和不平等的大背景下似乎只能成为一个幻想。尽管付出了许多努力，但表1所反映的内容提醒着政策制定者们，多年以来，社会在体育参与上的分层不仅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糟了。在社会阶梯顶端的富人们，掌握着丰富的经济和社会资本，他们的体育参与率和几年前相比明显提高了，因此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波迪欧所理解的社会资本，因而也越来越深刻牢固地被包容在这个按照他们的意志和权利来运转的社会中。柯林斯(Collins)指出，不仅仅是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尽管人均体育开销巨大，但是整体的体育参与率却始终提不上来。在众多资本主义国家中，体育参与情况最好的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芬兰是世界上体育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与国家广泛的体育参与率相呼应的是较小的收入差距和健全的社会福利。下表显示了英国和芬兰在一些关键社会现实上的差异。

表二：

来源：威金森(Wilkinson) & 皮克特(Pickett)[37]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等。说某些社会平等，其他社会不平等是不恰当的。我们只能说某些社会相对于其他社会来说更加平等。如上表所显示，芬兰相对于英国来说要更加平等一些。平等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连续体，不同社会存在于螺旋体的不同位置，它们的位置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一直在运动变化之中。英国政府的一系列关于体育的福利措施也许会让其社会在螺旋体上前进一小步，但这样的前进被限制在了很小的范围内，终会触及到一个无法跨越的节点。要想超越那个节点，需要从两方面入手：1.改变所有资源(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分布结构。2.挑战资本主义社会精英主义的统治价值观和文化氛围。这种带有鲜明革命色彩的激进的方法不太可能被政府所采纳，因此往往是那些自我发展的草根志愿组织成为了这一运动的主力军。这些志愿组织属于除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也就是经常被提到的社会部门。如果说政府的措施是为了弥补市场的不足，那么第三部门则可以弥补政府措施的局限性。[38]政府提供免费的体育设施之所以不能提高体育参与率便在于此举措只是消除了参与的经济障碍而没有消除文化障碍。就消除文化障碍而言，社会部门更具有优势。柯林斯认为与高高在上的政府相比，这些组织更加贴近普通群众，因而也更加了解他们的困难和处境，更加容易得到他们的信任和认可。芬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上表所示，芬兰民众体育参与率的提高并不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政府项目，更多的是依靠社会上的志愿组织。海尔顿和托顿评论说，这些组织构成一了股新的力量，挑战统的精英主义的价值观，并创造出一组新的思维、行动和制度。[39] 政府所能做的应该是为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适当的环境，在对待作为社会改善工具的体育问题上，适当下放权力，授权社会组织去开展全民体育的项目。

爱丁堡市南边的“英奇公园”（Inch Park）体育中心是一个由当地几只球队经营管理的社区体育俱乐部。[40]从管理者到教练到志愿者，所有人都是附近社区的群众。他们在与政府多年的协商和谈判中取得了英奇公园的土地经营权，并将其建设成为了拥有包括橄榄球场，足球场，活动中心等多项设施在内的综合体育活动中心。俱乐部奉行从社区中来，到社区中去的宗旨，致力于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良好的设施和服务。整个体育中心以商业化模式运作，但却是非商业性质的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收入都用于设施完善，社区活动建设等等。而且和同等条件的商业俱乐部相比，英奇公园面向社区群众的价格要低很多，每一个家庭都能承担得起，从而消除了参与的经济障碍。每个设施的使用者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中心的管理，这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并不是在使用其他人提供的设施，而是在积极主动地经营自己的设施，从而又消除了参与的文化障碍。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与商业俱乐部中的排斥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抗，只在商业俱乐部少部分人中间流动的社会资本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流动，从而促进了社会融合。这种经营管理模式被称为社会性企业(Social Enterprise),也就是用商业企业模式运作的非营利性社会机构。[41]这些机构致力于为无法依靠主流方式解决的社会问题提供另一种途径，为那些被排斥在市场作用和政府措施之外的人群提供新的补救办法。像英奇公园这样的社会企业性质的体育组织在英国才刚刚开始萌发，但是它们在增加体育参与率，促进社会资本，提高社会包容方面却发挥着显著的作用。相关定性研究的访谈结果显示，英奇公园有效地缓解了当地的社会排斥，促进了当地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和融合。[42]

比英奇公园社区体育俱乐部更为激进的是英国布里斯托的伊斯顿牛仔足球俱乐(ECC)部。这也是一个当地群众自发建立的草根组织。俱乐部成立于1992年，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组织，也是一个在伊斯顿拥有150个据点的社会团体。他们现在拥有几只男士足球队和一支女士足球队，一支篮球队，两支壁球队和三支板球队。与传统的会员制相反，俱乐部没有固定的会员，他们欢迎每一个同意互相尊重，享受体育和快乐的人都加入行列。俱乐部的组织结构十分扁平，每一个部门都由参与者来经营，每一个职位都通过全体参与者和支持者的公投来确定最后人选，从而保障了组织的民主性。平等被看作是俱乐部的灵魂：“伊斯顿牛仔认可所有人的基本平等，无论年龄、阶层、文化、性别、种族、残疾、性取向、宗教，每一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43]这样一来，在社会主流交往中受到排斥的群体便在俱乐部中得到了认可和支持。俱乐部接纳任何疯狂的想法，但也不会容忍任何微小的歧视。通过组织联赛，开展社会活动，发起国际交流，俱乐部成功地传递着“自由从足球开始”的信息。它致力于通过让人们享受体育的快乐来达到相互尊重，并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挑战歧视。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仅限于从体育运动中得到乐趣的多少，也就是说，人们不会谈论你有多少金钱和能力，而是谈论你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体育的乐趣。批判哲学中体育的能动性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展示：俱乐部试图通过体育来彰显平等参与，共同分享的精神，从而挑战社会竞争中金钱至上，精英独享的价值观念。从保守党到工党到联合政府，俱乐部已经经历了三届不同的政府。英国国内体育政策的转变并没有动摇俱乐部平等自由的意识形态以及公开民主的组织结构。俱乐部成员们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分享。社会资本的利益被所有人共享，被他们代表的整个社区共享。俱乐部也具有排他性，但他们排斥的是那些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或者低一等的人。因为那些人要么不相信平等，要么根本不想要平等。被里德维斯倡导的激进的方法对于改善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不平等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短时期内，像伊斯顿牛仔足球俱乐部那样的组织也许并不能在大范围上取得成效，但它们却照亮了一条通往更好未来的途径。它们能做的最大努力便是和其他类似的组织积极沟通交流，通过合作和联合，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去挑战统治的意识形态，去敦促政府制定法律保证各种资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流动。

四、小结

以上分析显示，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大背景下，英国政府的体育政策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影响某些个体的生活，但并不能带来任何基础的变革，随着市场竞争的继续，社会排斥问题也仍将持续。然而事实显示，第三部门的社会体育组织对政府体育政策的局限性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作用，体育的能动作用在自觉自发的体育组织中也得到了更好的体现。这些志愿的体育组织用自己的行动挑战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抵制体育参与的经济和文化障碍。在短时期内，它们也许并不会取得对抗社会排斥的胜利，但至少象征着一条充满希望的途径。挑战和改变是批判哲学的精髓。以体育为工具的社会融合须以体育内部的融合为前提，只有变革自身才能改变社会。真正的变革需要依靠一整套全新的想法和实践，全新的制度和结构，全新的游戏规则。英奇公园社区体育中心和伊斯顿牛仔俱乐部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希望：在与社会排斥的博弈中，草根组织的微小举措终会汇聚成一股滔滔洪流，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届时，体育和社会改善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政府的修辞和缺乏证据的假说，体育的确能为人们创造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

“摧毁那些城堡，把它们一块砖一块砖地粉碎；赶走那些压迫的强制的结构，在它们的领土上筑起一个个小庄园，在庄园里，人们尽情活动尽情参与，唯一禁止的就是建筑城堡。”[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