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人类历史来审视中国的发展，就会发现中国模式三个伟大之处：首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十亿级超大规模国家的发展，其代表性和说服力远非百万级、千万级的国家所能比，或者说中国的模式才更有可借鉴性。其次，同时进行经济转型（从计划向市场）和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这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其难度可想而知。西方有这样的评论：这如同在一枚硬币上让一艘航空母舰进行180度的转向。然而，中国竟然奇迹般地做到了。第三，中国完全是通过自我积累发展起来的，既没有对外掠夺和殖民，也没有对外转嫁矛盾和危机，完全是一种和平的、多方受益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成功，自然得益于中共强大的治理能力。这个能力即使和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日两国虽然发展阶段不同，但经济都遇到瓶颈和巨大的困难。20多年过去了，中国跨过一道道难关，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按购买力平价，2014年，中国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反观日本，则长期陷入停滞之中，一直无力走出困境。2012年，二度成为首相的安倍推出大胆而又冒险的经济刺激政策，号称日本的“量化宽松”。结果到现在，经济增长依然乏力，而且尽管日元针对美元贬值20%，日本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达112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比上一年度暴增65%。

　　今天的美国，虽然还保持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头衔，但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重创下，其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贸易第一大国以及汽车第一大消费国都已经被中国取代，二战后外汇第一储备大国的地位也迅速丧失。更重要的是，美国这种借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但却由于体制所限而无法改变。

　　一、中国治理模式的历史基因

　　中国共产党展现的强大治理能力，既有历史因素、历史基因，也有与时俱进的积极演变。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就以高质量的治理能力著称于世。

　　首先，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注重现世、世俗性的文明。中国整个社会的资源都集中到如何应对现实存在的挑战。反观西方，大量的资源被耗费到难以证实或证伪的宗教事务中。 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的牛顿，其一生却写作了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宗教学著述，他亦尝试去寻找《圣经》中隐藏的消息，这当然不会成功。牛顿还试图从《圣经》中提取出科学的信息，并估计，世界将不会在2060年前终结。他坚持认为，由于不稳定性的累积和缓慢增长，必须有神的不断干预来改良宇宙这个系统。这和万有引力的伟大发明相对比是多么大的讽刺。正是宗教的影响，西方才有上千年停滞的黑暗中世纪。至于从未间断过的宗教战争，更给西方带来严重的灾难。16世纪法国发生8次宗教战争，血流成河。17世纪上半叶波及全欧洲的30年宗教战争，日耳曼各邦国大约被消灭了60%的人口，波美拉尼亚被消灭了65%的人口，西里西亚被消灭了1/4的人口，其中男性更有将近一半死亡，十分惨烈。

　　其次，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影响。一是政治上的“民为邦本”、“君以民贵”和天命观，“把负责制的原则带进了中国政府”（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129页）。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重史，更有《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诞生。二是中国逐步废除了贵族世袭，倡导“选贤任能”，通过科举制实行人才的上下自由流动，从而可以从全国选择人才。也就是说，一国最优秀的人才都进入政府之中，这自然保证了政府的运作质量。三是对教育的重视和普及，“有教无类”，从而为大规模培育人才提供社会条件。

　　最后，庞大的人口规模。人口规模对中国有三重积极影响。一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要求是几何级上升的。在这种压力下，只有创造更优质的治理形态、达到更高的治理能力，才能够维持社会的发展和运转。二是在任何一个社会，精英的比率都是相近的，人口规模越大，精英的绝对数越大，而精英的发明则有巨大的溢出效应。 比如对劳动工具的改进可以迅速推广，政治制度的改进可以令历代受益。在前现代社会，一个拥有更多精英的社会，自然其创造性和发展能力都会明显优于其他社会。三是人口规模决定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修补瑕疵以及改革创新。这一点被2013年11月21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所证明：法国生物学家梅西·戴瑞克斯等人发现，小组群不能保持完成一项复杂任务的能力或在一项简单任务上提高其表现能力，大组群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完成这两类任务的同时还能提高表现能力。

　　二、中国模式的现实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实现了从“一人决策、终身制”到“集体领导、任期制”的转变。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从政治层面彻底解决了一百多年来制约中国发展的弊端。中国目前体制的优势在于：

　　第一，领导人产生的社会成本低。领导人选拔不需要进行全国性动员，也避免了领导人产生过程中对民粹的迎合，有效防止大众贪欲。在运行过程中还避免了委托代理风险。另外由于定期更替，不仅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另外由于是一党执政，不会像西方一样因党派因素排斥人才的使用，避免人才的浪费。

　　第二，可以避免产生平庸的领导人。中国的逻辑是做得好才会被进一步选拔，而西方则是不管做得好不好，先选上来再说，干得不好，再选下去而已。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在付出重大成本之后，未必能选出优秀的领导人。而由于任期的限制，必须等四年或八年才能更替。这四年或八年往好的说是浪费时间，往坏的看，则是劣政当道。在印度，不仅是平庸的问题，因为近1/3的立法委员正受到犯罪起诉，很多是谋杀和强奸重罪。为解决此问题，印度民主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项空前纪录：2013年印度内阁通过一项《违法议员保护令》，提出被判罪的议员仍然保留议员资格！

　　第三，继续保持了传统上政治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在面对资本和大众两股力量的冲击下，仍然拥有最后的拍板权，从而能够有效做出符合长远利益的决策，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如五年规划。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是在西方要么改不了，要么改了领导人也一定会下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令西方社会心羡不已，以致媒体也期待能够有自己的“三中全会”：不受政党利益和资本控制，能够做出有效的重大决策。

　　第四，正是由于选贤任能和政治的独立性，保障了中国政治体制运行的高效率。这对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而言，十分必要。无论是在应对汶川地震、禽流感等各种自然灾害，还是涉外紧急救助和援助，中国的高效率都令世人赞叹。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蓝睿明曾这样点评中国应对禽流感的表现：“中国政府展现出了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如果对比非典、后来的雅安地震，更能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能力和纠错能力。

　　最后，则是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中国改革开放可以持续30多年，并不因领导人的定期更替而“人变政息”。反观西方，政党或者领导人的更替，往往导致国内、国外政策的180度大调整。几十年过去之后，就会发现国家原来仍然在原地踏步。比如法国右派政党萨科奇执政时，为应对危机，延长退休年龄，对加班收入不征税。结果左派的奥朗德上台之后，又局部将退休年龄改回，同时加班的收入也再度征税。改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三、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

　　正是由于历史传承与现实的革新，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化这一人类复杂多变的新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成功地带领中国再度崛起。然而，崛起后的中国，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甚至由于中国在世界全新的地位，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艰巨。

　　首先，中国需要尽快地把理论创新和总结变成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这种理论创新不仅要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还要达到在国内外具有凝聚力、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能够塑造国人的精神和信念，使得社会主流对中国模式尤其是制度模式、权威和秩序发自内心的自觉认可和服从。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回击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增强中国模式的说服力、权威性。

　　其次，预计到2020年，按汇率法计算，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重新恢复中国在历史上的经济地位。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过去中国对外传统是“王者不治夷狄”，可以完全不关心外部世界。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仅仅要治理好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还要处理同样非常复杂的外部世界。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大国如果处理不好外部事务，其后果要么是崛起失败，要么是国家由盛转衰甚至丧失或部分丧失其在全球的地位。现在中国面临的东海、南海复杂局面，可以说是世界对中国的考验。如果说过去仅仅解决好内部问题就能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但在当今时代，还必须介入风险很高的外部世界。

　　第三，改革开放30多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稳定、发展最为迅速的历史时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庞大，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显然无法持续。另外，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无法避免经济的起伏波动甚至经济危机。未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考验将是，当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时，中国共产党将如何有效的应对。

　　2008年的经济危机，虽然也冲击了西方社会，西方主要国家如英国、美国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甚至骚乱，但仍然整体上保持了稳定，没有出现阿拉伯之春这样的全局性动荡。西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是尚有较充足的资源和财富积累能够保证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二是通过政党轮替，转移民怨。再加上西方这套制度还拥有话语权，社会上的不满不会转向制度本身。

　　应该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以及贫富差距的缩小，再加上中华文明上自国家下自百姓注重储蓄和量入为出的传统，在经济增长发生波动期间，中国也会如同西方一样拥有足够的积累来应对。而且那个时候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制度的正当性谁也无法再质疑。但中国是否就能够足以应对类似于2008年的大危机，确实值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未雨绸缪。中国由于不能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就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发展来应对未来的类似挑战。

　　最后，还要提及西方的视角。西方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观念出发，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将形成一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一方面追求稳定，另一方面也追求政治参与。西方路径演变的结果是普选民主，而且整个演变过程充满了血腥与混乱，充满极高的风险，代价也极为高昂。它们认为中国也将再度演绎这一进程。只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和国情复杂，其风险要远远大于正常国家，因此中国将在这一过程以政治动荡的方式硬着陆。比如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汉学家黎安友以及跻身“全球100位顶尖思想家行列”、时代杂志自由撰稿人扎卡利亚就持这种立场。由此，它们把这种转变视为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

　　当然，西方世界的规律未必就能放之四海，就是西方内部自身，在许多方面也有不同的发展结果。比如，同属基督教文明，欧洲经济越发展，社会就越世俗化。但这个规律在美国就变成了例外。更不用说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华文明了。然而，中国从“预则立，不预则废”的角度，仍需研究西方的规律和建言，至少要考虑假如这种现象出现，中国如何在体制中容纳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

　　在今天的时代，中国要真正成功崛起，就不得不直视这些挑战。如果说西方的智慧是理性思辨，东方的智慧则是体现在超强的生存能力和务实主义。我们也相信，一个以五千年文化为底蕴的中国，一定会给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更加优越的解决答案。

    （作者：旅法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