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发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以美国为例，2010年，最富的5%的家庭收入比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收入的总和还要多。

　　当今世界，由贫富差距扩大所导致的经济不平等现象越来越成为各国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西方经典民主理论看来，社会阶层间不平等的贫富差距问题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才能够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民主政治与经济平等在本质上是相互契合的。这种论断盛极一时，几乎成为民主理论研究者不假思索便予以接受的共识。然而，政治实践的现实发展却与经典民主理论的论断相背离。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经济不平等、再分配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经典民主理论的言说：民主政治削弱经济不平等

　　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美国兴起。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虽然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每个国家都存在，但是这种贫富差距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在成熟民主国家表现并不明显;中产阶级的壮大一方面限制了社会财富流向少数精英阶层，另一方面又减少了社会底层低收入群体的数量。相反，在不发达民主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一直无法得到控制，成为政治动荡、社会失序、阶层冲突的渊薮。由此，民主理论研究将民主视为解决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可靠机制。

　　这种研究倾向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那里表现得很明显。他认为，民选政府更为透明公开，因此能够实质性地缓解社会贫穷，增加公民的物质福祉。理性选择主义者则从研究公民投票行为与政策偏好入手，阐释了民主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在阿罗、唐斯、布坎南等代表人物看来，民主政治提供的投票机制，能够形成倾向于多数贫民而非少数富人的再分配政策，由此民主具有了抑制经济不平等发展的天然功能。他们将选票视为选民理性的表达方式，在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下，选民就一系列涉及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政策方案进行投票。基于穷人在投票上必然超过富人阶层的数量优势，再分配政策结果必定倾向于多数穷人的利益。理性选择主义由此揭示了民主国家社会财富趋于均等的民主政治逻辑。

　　美国政治学家鲍什认为，票决民主在本质上倾向于鼓动贫民支持再分配政策，所以穷人是支持民主的。而富人对民主的态度则取决于社会资产的可流动性程度。在资产自由流动的社会里，富人可以通过威胁转移财产的方式与穷人在再分配政策上讨价还价，进而达成倾向于自己的“妥协”，从而形成稳定的民主政治。言外之意，就是只有在民主成熟社会，社会财富向少数富人集中的现象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类似的观点，同样可以在阿西莫格鲁、普沃斯基等人的研究中发现。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历来与其国家战略密不可分。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政治削弱经济不平等的观点，作为美国在全球进行“民主推销计划”的学理和法理依据，就构成了美国所谓民主这一“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美式民主推销者的宣传，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民主选举制度的缺失。因此，只有推动威权国家的民主化运动，赋予公民一人一票选举权，且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阶层间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主张民主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赋予公民以投票权，更体现在普通公民可以利用投票权获取经济利益。在此论调下，在转型国家鼓动民众参与政治抗议来影响政治决策，甚至是意图推动政权更迭的民主，成为了政治口号，成为了美国试图干预他国内政、在世界范围内大搞颜色革命的政治借口。

　　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升级

　　时至今日，西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发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以美国为例，根据迈克尔·耶茨引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0年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50.2%，而最穷的20%的家庭仅得到收入的3.3%。而在30年前，相应的数据分别是44.1%和4.2%。2010年，最富的5%的家庭收入比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收入的总和还要多。美国《大西洋月刊》甚至披露：“美国收入差距比所有的西非、北非、欧洲和亚洲国家都严重。”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发现，法国社会同样经历了一个经济不平等程度迅速上升的阶段。

　　面对以上变化，凯恩斯学派的新代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甚至认为，美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不平等时期。社会财富迅速向1%的美国人集中，他们还阻断了社会上升渠道，多元竞争性社会正在走向封闭寡头化社会。而99%的美国人不仅生活水准日益下降，他们还要为经济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冲突、经济凋敝甚至是金融危机埋单。美国不仅变成了一个更加分化的社会，也不再是“那个曾经充满机遇的国度”。斯蒂格利茨所代表的“市场失效”观点并非危言耸听，2008年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综合反映。当然，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为何“民主失灵”的问题。

　　由此可见，西式民主非但没有有效制约经济不平等的恶化，这一民主制度却正在被疯狂增长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所撕裂。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理解与思考经济不平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经验现实：一方面，在资本主义调整时期，民主政治和经济平等确实都得到了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今天，西方各国普遍面临着经济不平等迅速升级的危险，所谓民主政治的优势也被公民抗议的浪潮所淹没。显而易见，西方经典民主理论的假设、结论和逻辑体系都需要重新检验。

　　反思经济不平等的民主解决机制

　　诚然，持续的经济不平等源于多种因素，其中政治制度层面的原因不可忽视。我们需要考察民主政治是如何影响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民主的再分配效应对经济不平等的变化起到了什么作用。为此，我们需要对西方经典民主理论的论证进行详细解剖分析。

　　首先，票决民主对再分配政策起到多大作用?西方民主被标榜为“一人一票制”，普选权的扩大被认为是西方民主的重大进步。西方经典民主理论认为，再分配政策作为一种集体偏好是由选民通过选票表达利益理性来实现的。因此，在多数票决规则下，再分配政策反映的必然是多数选民的利益。然而，这一西方经典民主理论能否在现实中得以合理化实现，还要取决于许多因素。从现实情况来看，选票对政策议程的控制能力十分微弱，政策议程主要受到那些组织良好、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的团体所主导。与此相反，在现实中，选民作为政治个体不仅政治组织方式混乱，难以形成有效集体行动，而且受到政治理解能力不及、信息不对称、政党政治宣传、选区分割等因素的限制，无法真正认清自身的政治利益，更不用说充分表达利益。选票——真正对政策影响力——仅仅是在理论逻辑意义上起作用。

　　其次，选举是不是民主的本质?西方民主将选举视为民主的基础和本质，因此基本上将民主政治等同于选举民主。显然，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民主进程的进步，表现在公民不分种族、性别、收入、族群都基本上获得了选举权。然而，选举民主只是西方民主的一项内容。公民在普遍获得选举权利的同时，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甚至出现了倒退。在选举之外，公民权难以得到体现。更有甚之，公民权正在遭到不合理的经济权利的侵蚀，金钱开始主宰选举政治。“一人一票制”似乎更应该体现为“一美元一票制”，经济权利的社会阶层分布决定了政治游戏规则。社会底层民众虽然人数巨大，但是已经失去政治意义，社会资源、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被处于社会顶端的少数精英所垄断。

　　再次，“民主失灵”是不是意味着民主衰落?西方经典民主的缺陷还在于忽略了利益集团、寡头精英、政党政治的实际政治过程对再分配政策起决定性作用。仅仅依靠选票来限制经济不平等的发展效果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也很难将“民主失灵”说成是民主衰落。因为，在西方，民主政治的一大特征就是自我批评、敢于反思，社会冲突可以通过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得到缓解，更甚者可通过社会运动、阶级分化等方式形成对寡头政治权力的制约。

　　由此，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选举民主在解决经济不平等方面上存在诸多局限性，应该将民主广泛地扩展到经济、社会等层面，不能将票决民主视为民主的全部。因为，民主绩效受到文化传统、历史因素、社会结构、民族宗教、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很难说仅仅通过直接引入一套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治理模式，就能解决一国所面临的一切经济社会难题。

　　（作者为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主投票机制与社会阶层收入分配的比较政治分析”负责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