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党肆虐、帮派横行的时下官场，毛主席的宝贵遗产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山头主义、朋党政治、圈子文化是几千年中国政界的痼症、顽症，而中共党内、军内，由于历史的客观的原因，山头众多、派系复杂，可谓是“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可就在毛主席的手中，这种痼症、顽症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成功的化解。然不曾料，在主席身后，这顽症却又找到了适宜的土壤，以变本加厉的态势，疯狂地复活、滋蔓，成为共产党身上的一颗毒瘤。以致习总痛心疾首的呼吁：“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那么，在这之前，毛主席又是如何切除这个毒瘤的呢?

　　把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作为建党建军的灵魂统帅、把极具渗透性的组织网络作为队伍建设的支柱依托、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革命事业的生命线，在党和军队中创建了一套系统的严密的革命价值体系，对帮派思想、圈子文化形成强势的排斥、挤压，以致其无所存身、消形遁迹。毛主席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成功运用这一神器的第一人。在其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这种原则精神贯穿于始终。早在秋收起义时，一介书生毛泽东，面对来源复杂、圈子多多的起义残余部队，毅然进行了三湾改编，作出在部队各级设立党组织的决定，把这支鱼龙混杂的部队牢牢掌控在党组织手中，并在以后的日子里，以组织为载体，不失时机地开展思想作风建设，使原来的团团伙伙、兄弟老表等旧军队的行伍文化在共同革命目标、革命原则的日渐熏陶下，逐渐失去其市场，再经过严酷生存环境的大浪淘沙，革命军人的面貌焕然一新。而古田会议，在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主题下，强调了党指挥枪的绝对原则，完全屏弃了人身依附、江湖习气的封建统军模式，使共产党队伍与封建私家军彻底划清界线，也使军队中原来存在的派系、圈子，失去了滋长的土壤和空间，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得以有效渗透到军队的每个角落，无产阶级新型军队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昂然走向历史舞台。到了延安整风，把反对宗派主义作为整顿党风的主要抓手，全党、全军开展了思想总清算、组织大净化，深挖宗派主义形成的思想根源和组织根源，进行了一次触及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大教育。同时，毛主席还为克服宗派主义制定了一套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的民主保障机制。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前提下，全党达成了空前的团结;在毛泽东的光辉旗帜下，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毛主席以领袖的大气度、大胸襟，填平了“嫡系”与“非嫡系”的人际鸿沟，使全党全军的良将英才，心悦诚服地精诚团结于毛泽东麾下，为着共同的革命目标，竭诚尽忠。延安时期，关于黄克功和许世友的两则故事可以为此做最有说服力的注脚。黄克功是主席的井冈嫡系，由于恋爱不成而枪杀女友。事发后，黄克功向主席求情，要他念在黄某功勋卓著和井冈旧人的份上，让他到抗日战场上戴罪立功，可毛主席最终还是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并非毛不念旧情，三十八年后重返井冈山时，他还特意安排接见袁文才遗孀，叫着嫂子嘘寒问暖。可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领袖没有徇私的余地，要是“嫡系”，那就更不该有所恃仗了。至于“非嫡系”，毛主席也从没有另眼相待。许世友的事，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红四方面军应该说是当时最令毛主席头疼的一个山头。张国焘长征途中的分裂活动，给主席带来了人生的最黑暗。而张国焘爱将许世友在延安的鼓噪分手，带人马出走，这不是在伤口上捅刀子吗?可主席以大仁大义、大智大勇，最终降服了桀骜不驯的许世友，使他成了主席麾下一辈子忠心耿耿的爱将。从许世友的故事，我们也许可以联想到春秋时期齐桓公对待管仲、唐朝时唐太宗对待魏征的典故，但帝王们所作的是为了巩固他们自己的基业，而毛主席，所作的一切，却都是为了人民的共同事业!还有薄一波的例子，也可以为此做佐证。薄与毛素无渊源，一个在南方红区，一个在北方白区，直到1943年，两人才在延安第一次谋面。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薄居然以37岁的年龄，被毛提名，成为中共七大最年轻的中央委员。要知道，当时的中央委员，总共只有44名。主席看重的是，薄在他自己的岗位上为党、为人民所作的巨大贡献!对此，薄感念终身，即便文革时历尽磨难，但他对主席的崇敬，却矢志不渝。中共的山头，向来复杂。正是因为有毛主席的这个行为高标;有毛主席这个超凡的人格魅力;更重要的是，有毛主席的以身作则，彻底破除了山头、圈子的隐形杯葛，中共才能彻底从帮派山头的影子中摆脱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高度团结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基于五湖四海的全局观念和革命同志的战斗友谊，用伟大的理想信念来团结人、凝聚人、感召人，坚决屏弃哥俩好、兄弟亲的庸俗作风。毛主席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为全党、全军树立了组织原则的执行楷模。据毛主席的身边人回忆，主席对基层群众，亲切诙谐，关爱有加，既无架子，更不作秀;对党外朋友，也推心置腹，热情真诚，轻松爽朗;而对党内同志，却向来威严自持，保持距离。哪怕是最亲密的战友，除了工作，一般不涉及个人感情。即使到了生命的晚年，主席与总理都疾病缠身，来日无多，主席写了首《诉衷情》寄给总理，以诗言志。而这首诗所诉的衷情，却并非指两人几十年深厚友情，而是指对中国革命事业后继乏人的深重忧虑之情，内中竟丝毫也没有掺杂任何个人的情感因素。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毛主席本是一个情感世界非常丰富的性情中人，但作为领袖，他不能任性。他不能以自己平时不经意的言谈举止，无形中在党内造成远近亲疏，所以，他刻意抑制住自己的天性，不得不在属下面前“摆谱”。据身边人的回忆，党内同志见主席，迎送一般不出门槛，但也有例外。粟裕的两次来访，主席就破了例。一次是在延安时的出门迎接，一次是在城南村时的送到村口。在延安那一次，是在认为粟裕早已牺牲的情况下突然得知他还活着并已到了延安的喜出望外;城南村的那次是淮海战役的千钧重担的托付，这份非同寻常的倚重也只能以这种非同寻常的礼遇来表示了。而在建国初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主席越过多人拉粟裕一起铲土，则可理解为对粟大将军非凡军事才能和卓越战功的充分肯定。纵观以上，在毛主席的人际交往词汇里，只有公，没有私。唯其如此，在他的时代，林林总总的山头和圈子，才会无地自容地走向消亡。

　　更令人感慨的是，为了避免形成某些很难避免的圈子，毛主席曾有过在许多人看来很是不近人情的规定。他明确规定，自己的女儿李讷不能与高干子弟结为婚姻，以嫁与普通人民家庭为宜。这其中的良苦用心，我们应该领悟：与高干子弟结婚，会被人利用，无形中结成姻亲朋党。

　　毛主席在“削平”党内山头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是我党的一笔宝贵财富，无论何时，都难掩其耀眼的光芒。在朋党肆虐、帮派横行的时下中共官场，毛主席的宝贵遗产，尤其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