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是最近几十年产生的，好像是从美化民国、否定共和国开始的。其实并非如此。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中心论可谓一卵双生，同时出现又相互依存，已经有几百年历史。我最近出了本书，《中国自信：民族复兴大思维》，里面有一节专门讲历史虚无主义，这一节的内容去年单独成文，发表在《经济导刊》杂志上。

　　“西方”的概念有争议，美国学者伊恩·莫里斯将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都算作西方。人们一般认为“西方”是指雅利安人，或者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现在所在西北欧、北美等地。文艺复兴以前，他们其实没什么文化，相当落后和野蛮。也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落后，才使得诞生于亚洲的基督教能够普遍征服他们的头脑。即便如此，他们的落后依然延续了较长时间，例如，像神判和决斗等野蛮方式，直到19世纪才被取消。

　　“文艺复兴”是西方与东方的文化交流促发的，随之而来的大航海时代改变了西方的命运。西方列强开始向全世界扩张，由此也就需要为他们的殖民扩张寻找一个合法性，于是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几乎同时应运而生。这两种理论被构建出来的目的之一就是针对那些被西方征服的民族，为西方的殖民扩张提供合法性。历史虚无论和西方中心论强调的重点是两个方面，第一：西方是文明的，先进的，是对人类有贡献的，甚至人类文明所有的重要成果都来自西方，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第二：非西方民族是野蛮的、落后的，对人类没有贡献，即使有些成果，在历史进步的阶梯上也属于过去，今天可以忽略不计，没有价值，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因此，西方征服和统治非西方就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是进步战胜落后，是文明战胜野蛮。因而，西方的殖民统治、武力征服可以看成是帮助非西方成长。

　　所以，西方中心论运用在西方自己身上，历史虚无主义运用在非西方身上，两者相辅相成，一套话语体系构筑了西方统治世界、主宰世界的人合法性。但这个话语体系有严重的缺陷，它的基础是历史进步论，言外之意西方一直在进步，非西方要么停滞、要么倒退。历史进步论认为前进都是好的，停滞或倒退都是不好的。这已成为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历史评判标准。如果按照这套历史评判标准来看西方，文艺复兴要退回到一千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不是对历史进步论的颠覆吗?在这里，西方就不再提历史进步论了，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对非西方民族大谈历史进步论。这个现象的背后实质是，今天被视为“西方”核心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其实长期没什么文化，在历史上也没什么文明成果，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正是他们毁灭掉的。等到他们需要给自己找个合法性时，自己的祖先没什么可吹嘘的本钱，便把被他们毁掉的别人的祖先说成是自己的成果，用别人的成果为自己粉饰贴金。

　　所以，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是一对双胞胎，通过对这样一套理论的构建，西方牢牢掌控着至高无上的话语权，使得他们更为容易地奴役别的民族，也使得他们的殖民统治变得更为正当和合法。这套理论对于印第安人、非洲人等都取得了突出的效果，因为美洲和非洲的本土文化相对来说的确不很发达，西方人进入美洲时，本土的印第安人还处于青铜时代，连铁器都没有。然而，西方这套理论进入中国却遭遇到巨大的挑战。西方文化并不能轻易击溃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举例来说，在欧洲中世纪时，圣经上标着一个日期，那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日期。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发现中国的历史超过了这个时间，这就意味着中国人不是上帝创造的，这套理论就变得十分荒谬。现在圣经上已经没有这个日期。在相当长的时期，西方妄图通过这套理论来奴役中国的企图并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引起了强烈的抵抗，使得他们不得不改变方式。

　　西方列强最终依靠武力，用枪炮成功地打败了中国，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不得不抛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向西方列强学习，似乎应验了中国人“胜王败寇”的说法。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都要求向西方学习，学习的内容一步步深入，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的倾向，实际上就是中国开始自觉地逐步接受西方中心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严复的《天演论》是一个典型，认为西方强大，我们不强，西方文明，我们落后，要变得像西方一样文明和强大，就需要向西方全面学习。在接受西方中心论的同时，把历史虚无主义用来针对中国自己，以至于到最后，有人甚至说中国人种都不如西方人。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明治维新使日本走向“脱亚入欧”的道路，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亚洲人，要变成欧洲人。明治维新之前日本都是拜中国为师，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界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认为中国没有文化，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日本攀附上西方中心论，强迫中国接受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先要把中国人文化上的自信打掉，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统治中国。如果日本不对中国搞历史虚无主义这套理论，它这么个文化上的侏儒如何统治一个文化上的巨人呢?

　　中国从近代以来逐步接受了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经过一百多年的长期洗脑，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已经根深蒂固地融入到中国人的思想底层了。放眼当下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所有领域，在每所大学、每个研究机构，每个专业、每一个系、每一个教师差不多都秉持这样的观点，几乎无一例外。鼓吹民国、赞美民国，与过去的历史虚无主义不尽相同，有点特殊性。西方中心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一般来说是全部否定中国的历史，国民党某种程度上也在被否定之列，恰如台湾更亲西方的民进党所为。但因为近代中国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集团的交锋，苏东剧变后，共产党在话语权上完全处于下风，因此，便出现了专门针对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中国由于是当今最重要的共产党执政的大国，为了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虚无化，有些人便不择手段，歌颂民国就是方式之一。甚至倒过来，用曾经被虚无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来否定共产党，例如儒家宪政之类。这可以看成是在西方中心论日渐式微的情况下，针对中国共产党，调动各种力量发动的最后一场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思想战争。今天的中国在日渐壮大的同时，遭遇了一场混乱的思想斗争，而看清这场思想斗争的关键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中心论和历史虚无主义曾经联手征服世界的话语霸权，如今已是强弩之末。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都在强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需要变。为了强调这个变，改革者常常需要先做一些理论上、舆论上的铺垫，把中国说成有一大堆的毛病，而且非常严重，根深蒂固，病入膏肓，就为改变提供了合理性。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舆论铺垫一方面有面对顽固保守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导致矫枉过正的结果，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1978年起，为改革开放做的一个舆论铺垫，就是当时用政府力量推广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这一行为的背后完全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于《丑陋的中国人》在学术上合理性则完全忽视，目的就是要说明中国从根上已经坏掉了，所以一定要改革。历史虚无主义在这样一个政治需要下，成为近几十年来非常风行的思潮。

　　如今我们应该比当年更冷静一些。在强调某些东西需要变的时候，同时也不能忽视哪些东西不能变。变与不变一定是相对的，把任何一方极端化都不合理。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领导人也强调这个问题，有些东西要改，有些东西不能改。我在《中国自信》一书中有专门一章讲“改革霸权”的问题，谈到少数人垄断了改革霸权，他们认为只要跟他们不一样的全是反改革，全是倒退，全是余孽。我们不能把历史虚无主义当成是改革的强大工具。中国有问题，问题还不少，有些还很严重，这是事实。但历史虚无主义只看到毛病，看不到好处和希望，就好比医生看病只会说：“没办法，只能等死”，完全违背了治病救人的责任。

　　对于美化国民党问题，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视角，就是国家统一问题。国家统一是“中国梦”中一个重要的砝码。国家领导人已经明确地表示，台湾问题不能老拖着。在这个目标下，无限美化或竭力丑化国民党都不妥。辩证唯物主义要求实事求是，在国家统一的大目标面前，求同存异，实现最大公约数，为国家统一提供更好的舆论氛围。故意抬高或贬低某一方，甚至引发极端对立，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本文系俊德堂研究院与四月网2015年1月25日联合召开的“反思历史虚无主义学术讨论会”发言内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核、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