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能不忆江南?
文/梁敬婷
只要提起中国近现代史，就不可能绕开江南造船厂。从1865年江南制造局的成立算起，到今天它已经走过了近一百五十年的风雨历程。作为我国近代船舶工业的发祥地，它是我国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民族工业企业。我国的第一代产业工人也在这里诞生，把江南厂视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亦不为过。
历史波澜：时代进程中的江南造船厂
辛亥革命前，江南厂生产技术落后，工人的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都极其恶劣，工伤事故屡见不鲜。厂里以洋匠收入最高，每天有2石多米收入，分别是中国匠目的5.6倍、工匠的16.5倍、幼童和小工的67.8倍。国民党政权接管江南厂后，虽然工人的工资水平较之早期有所提升，但以当时的物价计算，工人实际的工资购买力不升反降。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侵占船厂，对工人们剥削更甚——不仅强迫工人每日至少劳动11小时，而且极力压低工人的工资，填不饱肚子还过劳死的工人比比皆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早期的江南厂工人通过罢工争取改善劳动环境、工作待遇和组建工会的权利，并且和一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一道反帝反封，成为革命的生力军。抗战时期，工人们运用自己的智慧，用“磨洋工”、“怠工”、损坏机床、藏匿器材等方式拖延生产，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同时间接支援抗日前线。然而，抗战胜利后，老百姓没有盼来太平日子，国统区严重的通胀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日益困难，江南厂的工人们也不例外。1946年的时候，一个普通的三等技工的平均月工资底薪尚能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生活，到1949年3月时这笔工资却连3斗米都买不到。同时，随着国军节节败退，国民党当局下令将江南厂的机器、员工疏散到台湾，对不能搬迁的厂房和设备实行就地破坏，解放初期的江南造船厂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1949年5月，解放军上海军管委正式接管江南造船厂。在对机器和船舶进行突击抢修和对生产关系进行民主改革后，江南厂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并逐渐恢复生产。社会主义时期的江南厂，无论是生产过程，还是再生产领域，都生动地体现了何为工人当家作主，何为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市场化浪潮不断把我们裹挟向前的今天，我们重温江南厂的故事，不仅是在思考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何去何从，更是从基层劳动者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新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经验。
工人故事：江南厂的生产建设
“解放前，国民党的时候，电子、电线技术很落后。我们那时候没有无线电厂的，灯泡也是用的外国人的。我们用的东西都是落后得多。……日本人的时候，穷人吃苦在上海也蛮多的。日本鬼子是最坏的，看在眼里啊他妈的!有的老师傅要被他们审查，被他们抢东西。所以老百姓最恨就是日本人。而且过去上海啊，白相人很多，像什么黄金荣啊这些就是。他们不劳动，剥削下面的穷苦老百姓。苦的人太多了!……解放后的情况那就好多了，那叫天差地别啊!解放前的那些穷人，后来就变成了工人，进了工厂。共产党……把所有的穷人，失业的人叫到东亚那里，就是上海总工会啊，去开讲座。讲什么?讲中国的革命情况。他们问，为什么你们的穷人这么穷?我们会说啊，因为阿拉命苦啊。他们就跟大家说，不是你命苦，就是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压得你们没有办法的!然后他们就一点一点地讲啊，讲得非常详细，讲到你明白为止。”
吴师傅是名副其实的“老江南”。1951年，他通过分配进入江南造船厂，从此一直在电工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直至1991年退休。今年85岁的他精神矍铄，说起解放前自己在上海目睹的社会两极分化、日本侵略者的横行霸道、流氓地痞的趾高气扬，依然咬牙切齿。在吴师傅看来，新中国成立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1949年5月，解放军上海军管委接管江南厂。随后船厂马上抢修拖轮、厂房和设备，不少职工群众还主动把国民党撤退前隐藏起来的贵重器材、精密仪器、工具和图纸等资料悉数献交。到了1949年年底，船厂已基本恢复生产，复工职工总数达4000人。在“一五”计划之前，江南厂以突击修理海军舰艇为主。从1953年起，江南厂的生产任务则主要由船舶工业管理局安排，有造船也有修船，有军用品也有民用品，有客轮也有货轮，还有工程船。
那时候的吴师傅在电气车间，进厂前还参加了三个月的技术培训。培训是船厂自己办的，学习结束后要进行考核，考核通过才能上工。上工后还要实行一段时间的师徒制，即跟一个师傅边学边做，大学毕业生也不例外。师傅之间还有竞赛，比试谁的徒弟干得更快更好。作为军工厂，车间的劳动其实并不轻松。“热铁板很烫，夏天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但电焊工还是要上去做电焊。车间里啊，冷的时候，极度的冷，热的时候，极度的热，非常辛苦!”吴师傅直言。那时的吴师傅每天工作八小时，车间三班倒，一般是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第一班，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第二班，晚上十二点到次日早上八点第三班，一周休息一天。像吴师傅这样的技术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每月工资按其技术评级来计算。吴师傅当时每月工资66.7元。这是什么概念?“我们那个时候，大饼两分钱一张，吃饭八分钱管饱，一个月下来花十来块钱已经算多的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江南厂，工人在上岗前有培训，上岗后工厂分发劳保用品，真的出现工伤的时候，厂里也会“罩着”——吴师傅刚进厂时跟的老师傅，因操作机器不当引致爆炸，受了工伤。不同于今天的富士康等工厂的做法，江南厂马上把重伤的老师傅送进医院，全数支付老师傅治疗和住院的费用，给家属发放抚恤的同时还派工作人员去看望家属，“做思想工作”。老师傅伤愈出院后，又回到原来的岗位继续工作，一切如昔。
但真正体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不是这些比解放前要好的“硬件”，而是工人能民主参与和民主管理自己的工厂这一“软件”。当时江南厂的组织架构是工厂-车间-工段-小组，车间主任、工段长和小组长由车间推选和指定候选人，然后车间内部开会对他/她进行评议，得到多数职工认可后他/她才能就任。“五十年代工人很少有对管理层不满，有意见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评议嘛，要下面全体工人百分百拥护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得到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拥护就是对的人，只得到百分之十五的拥护就不是对的人了。”那时工人和干部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很小，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月平均工资是50元左右，厂长的月平均工资是120元左右，厂长的工资只比普通技术工人多一倍。另外，干部也常常到生产一线工作，没有“当官”的高高在上感。
流金岁月：江南厂的幸福生活
“我1935年生。我小时候还是解放前，生活也不好，在乡下读书读到三年级，解放后来到上海。当时我15岁，投奔姑姑，来学电器开关，学到55年去江南厂。然后响应国家‘156工程’的号召，考进江南厂。我爱人本来在浦东，是新界机器厂的人。因为当时孩子在我们厂里的托儿所，爱人往返托儿所来照顾孩子很辛苦，我就写信去给华东的马司令反映问题，然后有女同志过来考察，就把我爱人调到江南厂。那时候江南厂是国家所有，新界厂是集体所有，都是全民所有。这种问题放到今天不可想象可以这样解决，只有那时候才能解决的。……工厂里有疗养所，有医院，什么都有。现在这些都没有了，78年改革开放把它们全部改掉了。毛泽东时代工人生病，去哪里看病都可以，也不要钱。现在托儿所、幼儿园、医院、疗养所，全都没有了。……现在的工人，钱也没有，房子也没有。毛泽东时代哪会这样?”
十月初的上海，秋意渐浓。江南二村的敬老亭里，79岁的老管路工王师傅正在和身旁的老工友们聊天。这个位于茶陵路的小区是江南造船厂在1954年为职工新建的工房，共有504户职工和职工家属。除了住房，江南厂的职工福利还包括兴建职工医院、职工食堂、职工子弟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以及疗养所，可谓一应俱全。
然而，如果没有工人自己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些工人阶级的“特权”可能就会变味，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经适房小区里停满豪车，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官”背景“房哥”、“房姐”、“房祖宗”，卫生厅长视察医院时发出的“假如我不是厅长，我肯定排不上队看不上病”感慨。据江南厂当年主管分房的老工会主席郭师傅回忆，刚解放的时候，厂里大部分工人都生活得很苦。为了改善普通工人的生活，江南厂盖起了专供工人居住的工房。五十年代中后期，江南二村盖起来后，工会就开展分房工作：首先是申请，郭老印象中当时全厂共有一千多人申请入住。接着是收集申请人每家每户的信息，比如一家有几口人、几代人、多少老人、多少小孩，还有申请人的工龄。收集好这些信息后，工会再进行统计和排序，最后把所有明细张榜公布，让全厂工人监督有无虚假和错漏。除了分房，江南厂其他的职工福利，比如就医和子弟教育等，也向全厂公开相关信息，欢迎职工监督。郭老所在的工会当时在工人福利方面总共收到三百多条意见，“我们也丝毫不敢怠慢，一条一条地去处理。”
建起工房供厂内职工居住，不仅解决了厂内工人及其家属的住宿和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工人社区，为社群培育乃至阶级意识萌芽提供了基础。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西蒙·库珀在曼彻斯特的工人社区中走访时发现，社区里的人互相照应，和中产阶级社区的隔阂与相互疏远大相径庭。工人们互相帮忙照顾彼此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帮助没法出门的邻居顺道去商店买东西，让亲戚借住自己家。他认为，工人们这种邻里的互帮互助正好代替了不断缩减的政府服务。在江南二村里，我看到吴师傅笑盈盈地接过另一位老师傅给他修好的老腕表。还有一次，我和近90岁的曹师傅聊天。和大多数老师傅不一样，曹师傅耳背很严重，平时不怎么和人说话。他喜欢自己一个人戴着顶帽子，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休息。我很费劲地在他耳畔“喊”话，但他似乎没怎么听懂，回答也不过只言片语。谈话期间，时不时有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跑到他面前。两个人面对面也不说话，就是相互笑着握握手。我后来才知道，曹师傅家没有小女孩。那个活泼的握手小女孩，或许就是他晚年难得的慰藉?
我想，这样的故事，在江南二村一定还有很多。
思考追问：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这批江南厂老师傅大部分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休。那时的江南厂刚刚改制，搞起了股份有限公司。老师傅们对此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当我问起普通工人购买股票的情况时，他们大多一脸茫然，或者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但他们清晰地记得，从八十年代开始，干部“变了”，再也不像以前一样常常在一线车间工作了;工人和干部的工资差距越拉越大，干部有了自己的小金库;甚至有人羡慕江南厂的好福利，花钱把自己的孩子买进来做工……老劳模赵师傅谈起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打老虎”之举赞赏有加，“而且要我看啊，打老虎还不够，还要打苍蝇，打虱子!毛泽东的时候怎么可能有贪污?即使有也是很少，很少的!一个干部贪污了60块钱，那是要拿去枪毙的!”
当年江南厂对工人的承诺是“生老病死有保障”。我把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对这种工人“铁饭碗”的评价——“大锅饭，养懒汉”——告诉吴师傅。他听了，先是一愣，随即冲我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不可能的!什么大锅饭啊!”然后他说起自己当时在外厂工作，日晒雨淋，风雨无阻。正是在这些老工人们的劳动基础上，江南厂早在五十年代就建成了自己的潜艇、货轮、客轮、军舰，在六十年代派出普通工人去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建。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不是别的，就是工人自己当家作主。“生老病死有保障”，不仅是“职工福利好”，更是劳动者的尊严。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富士康会给工人“铁饭碗”，让他们“生老病死有保障”。江南厂的老师傅们苦苦工作，却明明白白地看到自己劳动的价值，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真真切切的自豪感。富士康工人则拿着微薄的薪水，却一辈子都买不起自己亲手制造的苹果产品，看不到自己劳动的价值所在。与他们而言，江南厂老工人们的故事，或许是天方夜谭。历史即异域，一语成谶。我们不禁要问：是谁书写的天方夜谭?又是谁言说的异域?
新一轮国企改革又该何去何从?江南厂的故事告诉我们：回到基层，倾听普通劳动者的声音，是唯一的办法。
作者单位：香港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