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个单位进行调研，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泛社会主义”。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大明白什么意思，经过解释，我才懂得，他们认为，各种社会主义，不管是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们没敢提封建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我们都需要团结，不要排斥。尽管主张不一样，但都要搞社会主义，这是一致的。不要搞得清一色，只有一家科学社会主义，其他都否定了。那样就变成孤家寡人了。
这几年来我们批判过什么“社会主义”呢？主要是批判了民主社会主义。所以，提出所谓“泛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说，不应该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应该把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对民主社会主义应该宽容，应该团结它。
这就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究竟什么叫社会主义？是不是所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派别就都是“一家人”，就都要讲宽容、讲团结？我们要不要批判民主社会主义，要不要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
“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产生的。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日益暴露出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和弊病。于是，不同阶级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病，提出自己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这时，凡是说资本主义有弊病的人，大都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所以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是五花八门的。据统计，自1827年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有近300种之多。封建贵族为了夺回被资产阶级夺去的天堂，提出了“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小生产者的利益，反对日益导致小生产破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权，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例如蒲鲁东主义；新生的但还不成熟的工人阶级，从人的理性出发，幻想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内部也有不同群体，有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会侵害到资产阶级某些群体的利益，这些群体也会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病，自称是“社会主义”，这就叫“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分析过这些“社会主义”的阶级实质。正是通过分析、批判这些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新的世界观指导下，在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他们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再讲“社会主义”就不能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了。习近平在回顾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时曾经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才是社会主义；否定、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是社会主义。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时间段。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是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今天，我们讨论“社会主义”问题，首先要看是不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离开这个标准，就没有共同语言。绝不能把自称为“社会主义”的一切思潮、流派（不管是不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都当作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这是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不能离开这一标准，侈谈什么“泛社会主义”，把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也当作社会主义，与之称兄道弟，这会模糊根本的阶级界限的。
老实说，对各种“社会主义”必须做阶级分析，看它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讨论各种“社会主义”先要看它的阶级实质，然后再讲对待它的政策、策略。只讲策略，不看本质，那是机会主义的特点。然而没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看不清它们的本质。一讲阶级、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好像有点犯忌，然而没有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就是一笔糊涂账。对于代表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我们是不能把它看作社会主义大家庭一员的，把它们当作自家兄弟，那就是丧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立场。这应该是常识性的问题。
进一步的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什么？简单说来，就是《共产党宣言》里，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按照社会发展规律提出的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概括来说，这些基本原则就是：政治上，工人阶级必须组织成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必须与传统的私有制彻底决裂，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思想上，必须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彻底决裂，把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具有普遍意义，“放之四海而皆准”。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把这些原则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说它是“成套设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缺一不可。他说，抛弃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就是否定了社会主义。
有人提出，既然我们承认社会主义有不同的模式，那么就应该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不能把民主社会主义排除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之外。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必须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模式。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在方法论上我们应该把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区分开来。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首先是搞社会主义，这是前提。从本质上说，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才能叫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我们把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就是因为它们都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搞的都是社会主义。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是社会主义，连社会主义都说不上了，怎么能谈得上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呢？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怎么具体付诸实现，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需要每个国家的共产党根据不同的条件进行探索，因此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就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言，这一层次不存在不同模式：具备这些基本原则才是社会主义，不具备就不是社会主义；就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不同国家、民族应该是不一样的，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的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是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上才具有中国特色。在本质层次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现实形式层次上具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构成一种社会主义模式。
必须明确一条：不能把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思潮、制度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正如不能把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潮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一样。而这种情况，在学术界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例如，有人说，伯恩斯坦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尽管是反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但它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搞成清一色，马克思主义是有不同流派的，不能说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这条线之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队伍是广泛的，不能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外就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是由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一种可以随意粘贴的标签，只有赞成这些基本原理，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甚至反对这些基本原理，那是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连马克思主义都不是了，怎么还会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呢？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伯恩斯坦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是无论如何不能列入马克思主义队伍里的，不能算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
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的范围也是广泛的，不能局限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外就不能叫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是有自身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的，也不是可以随便粘贴的标签。只有具备这些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否定了这些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就不能叫做社会主义。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并在实践中把它与诸实施，才有可能形成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连社会主义都不是了，那是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的。
那么，能不能把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呢？
民主社会主义的确很能迷惑人，因为它既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又打着民主的旗号。经常有人问，民主社会主义把民主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更好的社会主义模式，为什么我们不仅不赞成，而且还要批判它呢？这就有点望文生义了。我们不能只看词句，而要看它的本质，要看它的基本理论、基本主张。总结国际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和作用，我们可以把民主社会主义概括如下。民主社会主义，从意识形态来说，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什么与科学社会主义同祖同宗、同根同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几乎没有一条未遭到民主社会主义攻击和反对的）；从社会制度来说，是做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像某些人说那样是什么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根本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是要求对资本主义制度做点改良）；从历史作用来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它是充当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竭力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是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起到了历史的进步作用）。
要回答民主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关键是究竟什么叫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具有自身的、不同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丢了这些基本原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在政治上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怎么还能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呢！有人一方面承认民主社会主义只是主张对资本主义做点改良，另一方面又说它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这不就自相矛盾了么！那等于说，对资本主义做点改良就是社会主义了。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自身的质的规定性，没有改变质的规定性，仅仅发生一点量的变化，怎么就能够说已经由一种社会制度变成了另一种社会制度了呢。这是说不通的。
民主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下过各式各样的定义，但这些定义都站不住脚的。为了澄清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各种糊涂观念，有必要简单分析一下民主社会主义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定义，即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最普遍的是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即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某些价值观念的体现。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给社会主义下定义的。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实现以下价值：“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爱国主义和族际主义原则。”所以，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是“社会逐渐失去其原先状态的一种实际运动”，只要不断实现这些价值观念就是社会主义。这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他所说的“价值”，是一些思想观念，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本来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他却把它当作决定社会制度的东西了。显然他颠倒了因果关系，头足倒置了。
哪些“价值观”构成社会主义呢？民主社会主义各派说法也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把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他们称民主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社会主义就是不断推进民主的进程，换句话说，只要实现民主就是社会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
民主是国家的一种形式，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工具。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它的性质、内涵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而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同社会里有不同性质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的民主。就民主的本质来说，没有一个适用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统一的民主。民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不同阶级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赋予民主以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内涵。世界上并不存在全人类共同的民主。列宁针对考茨基鼓吹的“纯粹民主”，强调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谈论“纯粹民主”，目的是“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毛泽东也说过，民主、自由这类东西都是具体的，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民主、自由。
邓小平强调：“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他明确提出，有的人讲的“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所以，不能抽象地谈论民主，不区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更不能说，只要主张民主，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民主，就都是社会主义。
否定民主的阶级性，认为只要鼓吹民主（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是会导致十分荒谬可笑的结论的。我们举一个例子。那位以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口号而出名的人，竟然把美国民主党在议会里取得多数，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说美国已被“赤化”了。按照他的想象，共和党掌权，美国是资本主义；民主党掌权，美国就变成社会主义了。他是个“民主”迷，一看到民主两个字，就兴奋得不行，而且会马上联想到社会主义。这种连常识都不顾的逻辑，恰恰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特有的东西。
我们在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下民主的性质不一样的同时，并不否认，就民主的形式、程序来说，不同社会也有某些相同之处，例如，现代民主都要讲少数服从多数，都要实行代议制和领导人的选举制等等，因而我们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一些具体做法。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从性质上说，存在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更不能把这种并不存在的“民主”当作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民主的性质和内涵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不能倒过来说，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仿佛有了民主就是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还有一种流行的社会主义定义，那就是“福利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福利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仿佛只要多搞点社会福利，就是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欧社会党执政的国家）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民主社会主义者就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
然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只是国家从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出发实行的一种分配政策，并不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的本质，在一定条件下，哪个社会都可以采取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实行，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战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利用国内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世界市场上剥削不发达国家劳动人民获得的超额利润，在国内广泛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维护了社会稳定。这方面社会党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我们也是可以借鉴的。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私有制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靠建立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所能解决的。在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而绝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只是起到一种社会矛盾“缓冲器”的作用，它没有触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痼疾。说到底，这种福利制度，就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过意味着，“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而已，从而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
从理论上讲，“福利社会主义”的错误在于把分配当作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仿佛只要调整分配政策，不必触动生产关系，尤其是不必触动所有制关系，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拉萨尔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集中批判了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社会产品如何进行分配，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人们可以改变分配的具体做法，可以调整分配政策，但分配的性质和方式却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要知道，“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首先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他们在分配关系中的地位，因此，不能撇开生产关系，尤其是不能撇开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所有制形式，孤立地就分配谈分配。拉萨尔主义者“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对此，马克思批评说，他们是“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庸俗社会主义”。现在，民主社会主义者又在重复拉萨尔的错误言论，甚至进而把在不触动私有制的条件下，按照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对分配政策作一点调整，就称之为“社会主义”，这不就是典型的“庸俗社会主义”了吗！
毛泽东十分重视批判分配决定论。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研究分配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分配问题，即联系生产条件的分配来研究消费品的分配。他批评教科书撇开生产资料的分配（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谈论消费品的分配，并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种观点，指出：“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极大的错误。”他还指出：“教科书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工资不断提高，很不对。工资属于消费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消费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围绕着分配问题做文章，只讲物质刺激，这正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特点。
民主社会主义还有一种社会主义观，即“职能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不必触动资产阶级私有制，不必改变雇佣劳动制度，只要工人能够参加管理和监督就是社会主义了。战后，西方一些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不再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只要求实行“经济民主”，也就是只要求雇员参与企业的管理。他们认为，只要工人能够参加企业的管理、监督企业主的活动，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无需“剥夺剥夺者”，也无需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毫无疑问，工人参加管理和监督，对资本家来说是一种制约，它有助于缓和劳资矛盾，改善工人处境，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社会党执政的国家在这方面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我们也是可以借鉴的。但从根本上说，它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作了一点改良。资产阶级还是统治阶级，工人阶级既没有掌握政权，也没有掌握生产资料，没有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主人，要说这就是社会主义了，那等于说，工人阶级仍是被统治阶级，也可以是社会主义，这是荒唐的。
一种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关键要看两条。一是要看生产资料属于谁。在整个生产关系体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性的，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也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关系。只要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所有，工人就逃脱不了被雇用、被剥削的境地，即使允许工人参加管理，允许工人有一点监督权，也改变不了这种局面，因为最终决定权仍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只是在符合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给工人一点经济权利，“装点门面”而已。要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命运，必须改变所有制，即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由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共同掌握生产资料。这样，工人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整个社会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不消灭私有制，不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人阶级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二是要看政权掌握在谁手里。如果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么即使给工人阶级这个权、那个权，那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资产阶级可以根据情况给工人某些权利，也可以随时取消这些权利。正如毛泽东说的：劳动者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力，所有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上面我们分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民主社会主义所说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理论上都是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践上都只是局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做点改良，而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既不触及资产阶级私有制，也不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这怎么也不能说，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就从资本主义变成了社会主义了，它仍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没有变，只是做点改良的资本主义而已。所以，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不能把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打着泛社会主义的旗号，模糊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把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看作是社会主义，同它称兄道弟，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它涉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党中央一再要求旗帜鲜明地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界限的原因。
还需要谈一谈我们同社会党的关系。要把社会党的性质同我们同社会党的党际关系分开。我们党对社会党的性质有过明确的判断。记得1956年我们党在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时，写过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因为社会党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政党，就不同它们来往，不同它们的左派、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这是关门主义倾向；另一种是因为要同社会党建立必要的党际联系，甚至要借鉴社会党治国理政的一些有用的经验，就模糊社会党的根本性质。就当前的情况看。可能后一种倾向更值得我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