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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荣典制度问题出在哪里?

作者:冉秉鸾   来源:经略  

  中国终于要建立一套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国家级荣誉制度了。据新华社报道,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法草案8月24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十六次会议审 议。草案规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为国家最高荣誉,由国家主席向获得者授予。并将设立国家功勋簿,记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名录及其功绩。

  很多人会好奇,这套荣誉制度究竟有什么新颖之处?难道之前我们就不发勋章和荣誉称号了吗?“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这些又是什么呢?

  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外。“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这些大家熟悉的中央层面的荣誉称号,都不能算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国家级荣誉。

  我国中央层面的荣典可谓“政出多门”。“劳动模范”是国务院授的,“五一劳动奖章”是全国总工会这个“群众性组织”授予的,“三八红旗手”是妇联这个“群众性组织”授予的,“新长征突击手”是团中央授予的,而共青团也是个“群众性组织”!

  有时候,会有好几个部门和组织来一起授予一个荣誉称号,比如“全国道德模范”,是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六个部门联合授予的。

  很多人觉得这种“政出多门”的荣典制度比较杂乱,于是提出要学习欧美国家,搞一个统一的国家荣誉制度,其中最高级的荣誉,应当由国家主席来授予。这次法案如果通过,就可以说是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了。

  不过,荣誉的份量会否因为颁发形式的变化而变得更重一些呢?对此我是表示怀疑的。原因很简单,荣誉的份量不是一个可以单方决定的东西,它的重量在于是否能凝聚和承载全社会的政治伦理共识。

  中国二十世纪最讲荣誉的时代,无疑是建国后前三十年。我们甚至可以将那时候的中国称为一个“荣耀政体”(Timocracy)。这是一个物质匮 乏的时代,“抓革命,促生产”,大家勒紧裤腰带,埋头苦干,毛主席反对搞物质刺激那一套,认为应当主要靠精神鼓励。因此,大家没有多少物质资源可争夺,要 显得与众不同,那就只能去争夺荣誉。

  当所有人都在为集体和国家而努力劳动的时候,政治伦理观念是非常清晰的:

  “劳动光荣”、“不劳动者不得食”、“按劳分配”、“妇女能顶半边天”、“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社会主义观念相互耦合在一起,并在物质世界上打下自己的烙印,于是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形成相互支持和相互强化的关系。

  大生产运动

  那时候得一个“全国劳动模范”那可真是不得了,在北京风光,回来之后更风光,许多单位会请获得者去做巡回报告,号召大家向劳模学习,报纸到处报 道;物质生活待遇也都会比原来大大改善。没有结婚的劳模更会成为许多异性的偶像,如果征婚的话,那肯定是一呼百应的。还有一点很重要,劳模称号意味着历史 贡献和在群众中的威信,是可以直接转化为政治资本的,提干的时候优先考虑。比如李瑞环同志,当初是修人民大会堂“木工青年突击队”的队长,1960年成为 全国劳模,最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要说谁是大明星,他们才是真正的大明星,不仅有名气,而且有远大的政治前途,比汪峰、章子怡、成龙、周杰伦、周星 驰……不知高哪里去了。

  但是改开之后,经济基础变了,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已经不是为国家劳动,而是为老板打工了;民众也越来越依靠市场来获得各种资源。于是前三十年留下的一套荣典体系,就变得非常尴尬了。拿 劳模来说吧,现在表彰国企劳模,和前三十年多少还有点连续性,但如果表彰一个民企的工人,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呢?为老板做贡献,也许从税收上,最后会贡献于 国家,但毕竟隔了一层,再加上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残余,大家总觉得哪儿不对。一些地方甚至直接给民企老板发“劳模”称号,这就更让人觉得不对 劲了。其次,就是获得劳模称号,似乎改变生活状态也不大,也许有关部门会奖一笔钱,但巡回演讲,到处上报,粉丝尖叫,政治进步,这些都不容易有了。

  更重要的是,主流媒体中的伦理观念和“劳模”所基于的伦理观念已经大相径庭了。主流媒体宣传的是“成功人士”。那谁是“成功人士”呢?马云、王健林这样的人才是代表。90年代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其中有多少英范劳模啊,许多人还是因为思想先进,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自己带头下岗,结果是啥,大家都看得到。

  王健林

  血淋淋的事实教育大家,要有钱。有了钱之后,你可以做慈善家,撒钱赢得荣誉——像标哥一样,可以给自己弄一 屋子的锦旗、奖章和牌匾。有了钱之后,你可以做“新乡贤”,成为地方官员施政依靠的力量。地方官员最现实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招商第一,不能招商的 劳模不是好劳模,直接让老板当劳模,那是最实惠的。

  因此,中国荣典制度的危机,并不在于形式上是否“政出多门”,而在于伦理世界的败坏。“发展主义”的导向,是让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服从经济领域的逻辑,而经济领域又服从资本的逻辑,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礼崩乐坏”。从前三十年沿袭下来的礼乐,许多已经变成了空洞的仪式,发奖的人心不在焉,观众漠不关心。领奖的人中有些人是很认真的,也有很感人的事迹,然并卵。

  现在要建立一套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荣典制度了,我真心希望这不仅仅是形式的改变,而是从根子上重建全民对国家荣誉的认同。而这就需要重建政治伦理的努力:在各个领域克服名实之间巨大的鸿沟,让现实社会的运作逻辑能和官方嘴上说的伦理观念真正能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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