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署名为白信的《为何中国女权运动如此接近于“行为艺术”》在习发表全球妇女峰会讲话之际，对从二十世纪初至今的女权行动派进行了口诛笔伐。在白文中，无论立场为何，所有的女权运动都无非是在有意无意维护现存“体制”合法性的“伪激进”。于白信而言，除了第一代女权行动者参与推翻了封建王朝，无论是参加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女权行动者还是近年来被诸多报导的“行动派”都是体制的附庸。前者在体制中失去了运动的力量，后者则更是利用安全而矫情的小资策略被体制吸纳。
这年头，要攻击女权主义实在太简单了。对右你可以说它依附“集权体制”，对“左”你可以说它“小资”、“去政治化”。至于究竟什么是体制，如何依附，什么是小资，如何去政治化却没有任何解释和论述。你成功了是依附体制，失败了也是依附体制，被收编了更是依附体制。而依附体制，这个啥都可以包括进去的范畴，则是白心中的原罪，必须抛弃。其中，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更是作为“依附”的典型被全盘否定。
社会主义女权运动依附于国家并不是多新鲜的指责。在冷战意识形态下，这是中国妇女运动最常受到的批评。这种依附论假定所有的女权实践都必须是完全独立自治的。在这样的论述中，不同女权行动者的复杂实践都被化约为顺从/反抗的二元对立，或行动者与国家的关系。这样的解读显示了作者强烈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倾向。同时，这样的视角更恰恰陷入了作者声称自己所要反对的精英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在此论述之下，白信声称自己所关注的底层妇女的经历、实践和感受统统都消失不见了，而他所深恶痛绝的“体制”反而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实际上，社会主义时期女权实践并不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面子工程”。相反，众多历史研究都表明，尽管有许许多多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农村妇女[1]、女工[2]、女电影人[3]、女干部[4]都参与创造了一段有关“妇女解放”的历史。要论述里面的种种矛盾和复杂性，我们必须回到不同的历史时刻，并且认识到任何利用现有制度来进行的社会改造都不可能逃离“体制”和形塑这场运动的社会条件。即使是近年兴起的“新”女权运动也是如此。国家当然不是解决性别不平等的万能钥匙。但是历史同样告诉我们这种“独立自治”的社会运动兴起的背景是第三世界政府的全面新自由主义化：所有有关社会公正的事业变成了个人责任以及NGO的专属分工[5]。白文对于彻底脱离“体制”的执迷也成了此类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注脚。和任何的社会变革一样，女权主义不可能超越我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更不可能独立于其他政治、社会、文化运动和变革而孤立存在。
白信的思路看似想要指导女权运动逃离“国家主义”，但仅仅纠结于“体制”这个空洞的能指则难免沦为国家主义的镜像，继续为新自由主义背书。一个人需要对“体制”多么迷恋才会说出习的发言“为二十年中国女权运动盖棺定论，也为未来的中国女权运动规定了方向”这样的话。
白文把95世妇会之后的女权运动统称为新自由主义女权运动。正如许多女权学者所论述的，伴随着中国全面的“新自由主义化”，世妇会之后由纷繁复杂的女权理论简化而成的“社会性别”概念开始流行。“社会性别”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社会主义”成为许多女权主义者的分析工具和行动框架。不可否认，“社会性别”概念的普及有诸多积极意义，但“承认政治”对“平等政治”的取代，却暗合了市场化时代对个人意识、本质化性别差异的强调，也遮蔽了不平等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父权制。
民间众多的妇女运动绝非“新自由主义女权运动”可以概括的。随着市场化带来的性别和阶级不平等越来越明显，95年后，女工关怀、农家女等众多机构纷纷成立，开始关注进城女工的生计问题。近年来，各个工业区内，女工团体更如雨后春笋般地展开行动，直面女工所遭受的多重压迫，从反性骚扰到月经假，无不直面了底层妇女的身体压迫。近几年兴起的女声、新媒体女性等媒体也并未抛弃底层妇女的议题。新生代女权行动者也越来越多开始走出自己的社会位置，参与到事关底层妇女经验的行动中。从农嫁女到女工维权、从家政工到女工戏剧，都是不难找到的实例。即便白文套用了几个新左翼批判术语，我们只要更多地了解一些中国女权运动的历史和现实，便能轻易揭穿这种并不高明的忽悠。除了“废除收容制度”，女权运动还有许多直面底层、充满阶级关怀的行动。难道这些都不算是女权行动派?一个批判他人不关注底层的批评者自己却对众多底层实践视而不见，这真不知是要否定底层妇女的诸多努力，还是希望多元的女权运动可以为新自由主义立场站台。
当然，和众多对对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的误解如出一辙，白文的最后拉出了伦理道德大旗-----女权主义性乱且反社会。“白信”以道德滑坡的恐吓来否定不同阶级、性向各异的妇女受歧视、受伤害的记忆。“反校园性侵”居然成了充满矫情的议题，难道性侵害是符合“伦理道德”的政治正确？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改造“人”，也都势必在反“伦理”。女权运动的重要内容便是反对异性恋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伦理”，尤其是那些被我们内化的性别阶级特权和意识形态。
与“白信”不同，在这里我并不希望为中国的女权运动盖棺定论。和世界其他的地方一样，中国的女权运动并非铁板一块，除了大家都在想象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也没有什么唯一确定的纲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行动者也会改变和成长。今天官方在联合国用钱来高调收割各阶级妇女运动的成果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经结束。相反，在新自由主义成为霸权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认识到当下的社会矛盾是如何透过性别等不同维度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全球资本主义又如何利用着消费文化和保守主义来维持性别不平等，并在世界各地对多数人进行搜刮掠夺[6]。站在世妇会20后的时刻，女权主义需要的是更多的行动和斗争！
注释：
[1]http://groundbreaking.cn/xingbie/1185.html
[2] http://groundbreaking.cn/xingbie/1879.html
[3] http://groundbreaking.cn/xingbie/1721.html
[4] Zheng, W. (2005). " 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 Feminist Studies, 519-551.
[5] Eisenstein, H. (2009). Feminism seduced: How global elites use women's labor and ideas to exploit the world. Paradigm Publishers.
6] http://groundbreaking.cn/xingbie/33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