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西式民主”曾被一些人奉为圭臬，“西式民主制度”优越论和永世论也曾大行其道。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外强行输出“西式民主”，大肆推行“新干涉主义”，带给被民主化国家的不是“天堂”而是“炼狱”，并最终殃及自身，引发一系列社会乱象。被西方国家请上神坛的“西式民主”，为何会如此快速跌落？其深层次的政策和制度根源是什么？就此话题，本刊特别邀请四位专家展开探讨。

埃及动荡

近一段时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频发负面问题，出现了“民主乱象、人权乱象、经济困境、民生困难、安全困局”等。探讨这些问题和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更清晰地认识西方的制度缺陷与民主危机，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主导是西方困局的深层根源。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基因决定了西方国家各个方面必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曾创造了某种文明，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但就其实质来看，资本的本性是通过运动实现价值增值，当某个阶段市场空间和技术创新的红利被攫取殆尽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会出现困境。当今西方世界的种种乱象，可从以资本为主导的这种制度性困局中找到答案。

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困境

就其本质来讲，西方所标榜的“自由市场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于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经济体系，这是资本主导逻辑的必然选择。西方所谓的“自由市场体系”，实际上是以资本为主导的、以利润为牵引的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劳动力升级等所构成的一个经济运行体系。这一“自由市场体系”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种生产要素的过程。从而，西方国家迎来了二战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当今关于西方的种种意识形态上的“神话”，特别是“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思想根源上都来自于此。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说辞。

但是，资本主导驱动下的“自由市场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也埋下了今日西方经济困境之祸根。本来，冷战时期的西方经济运行体系，是一个实体经济占主导的经济运行体系。而一旦把“自由市场体系”的这套做法放大到全世界范围，精明的西方国家发现，与资本运作相比，搞实业太苦太累，挣钱太慢了。于是，底特律衰败了，华尔街则持续繁荣！“虚拟经济”确实比“实体经济”来钱快且多，但精明的西方国家没有算计到的是，这种做法存在着内在的弊病。要想维持“虚拟经济”的发展繁荣，西方国家一方面要为资本找到攫取剩余价值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也必须实现资本连同剩余价值的“回笼”。而要想让资本连同剩余价值“回笼”到西方国家，必须创造出吸附和沉淀资金的机制和空间。于是，以不断“发明”金融衍生品为核心的金融市场就被制造出来了。然而，金融衍生品寄居于西方国家，必须有靠得住的“宿主”，这个“宿主”就是庞大的西方中间阶层群体，这个群体有融资冲动且有偿还能力——或者说，有在西方金融家所玩资本游戏中扮演“群众演员”的意愿和能力。但是，“虚拟经济”从两个方向摧毁了它所赖以生存的中产阶层群体基础：一方面，支撑“虚拟经济”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有钱人的盛宴”，它越繁荣，就会导致越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虚拟经济一定要有实体经济作基础才能真正兴盛。而在美国，“虚拟经济”的兴盛，在相当程度上掏空了实体产业基础，而实体产业恰恰是孕育和支撑中间阶层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所以，资本家一旦真的变成了“资本”家，资本的美梦就到此结束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西方中间阶层再也无力在资本市场陪玩下去的结果。

资本主导下的政治困境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视角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难理解，资本主导的逻辑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资本主导的政治。以民主政治为标榜的西方政治制度安排，本来是为了平衡和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利益关系而设置的，是确保经济领域的主导势力在政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又能够在各种经济势力之间进行平衡和调节的一种制度机制。所以列宁说，“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政治外壳”。冷战期间，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政治上的压力，为了增强资本主义社会的吸引力，为了一定程度上满足崛起了的社会中下层的政治诉求，西方国家不得不采取向社会中下层让渡和兑现某些政治权利以换取政治“合法性”的若干措施，从而使得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具有了“精英政治的内核、大众政治的外表”。冷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的中下层在从上层那里分享到部分“全球剩余价值”的同时，也享受到了霸权庇护下的所谓的政治文明，精英与大众在政治事务上的平衡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持。由此，西方国家上下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具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学者福山所鼓吹的“历史终结论”。但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自由市场体系”的红利的削减，以及西方国家滥用霸权导致的政治动荡与不安向西方国家进行传导的时候，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的平衡感就遭到了空前的危机。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最近刊登的乔治敦大学贾森·布伦南的“反对民主”的文章竟然声称：“我认为，政治参与对多少人来说无益：它对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往往把我们变得又坏又傻。”

面对问题和困难，西方国家势必要进行政策决策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是必需的，也是应该的。但是，资本主导的所谓的民主政治，使得这种调整十分艰难：一方面，资本主导之下的精英政治的实质，决定了这种调整必然要以削减甚至牺牲普通民众的部分政治权利和权益为代价；另一方面，误以为自己是主要演员的、被西方民主政治惯坏了的大众，无法接受这种调整，从而严重影响了西方国家的自我调节能力，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西方的困境。就连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现在也开始反思西式民主制度，提出了“否决政治”的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资本主导下的社会困境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人权维护体系，通常被认为是西方国家优越性最有力的证明。然而，在这个所谓的优越性的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实际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告诉我们，资本要想实现增值，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人的劳动。因而，在资本主导的逻辑之下，为了使“劳动者”能够持续稳定地提供优质劳动力，为了使“消费者”持续稳定保持较强购买力，西方国家统治阶层就必须在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人权维护体系方面下一些本钱，这就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等的由来。冷战期间，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比拼竞争力，西方国家又大大强化了各方面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中不乏从社会主义国家学来的一些制度。冷战结束后，为了维持西方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借助于全球化带来的“超额剩余价值”，西方国家一度又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其社会福利制度，因为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有利于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和聚集优秀的人才。但是，“自由市场体系”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也给社会福利制度模式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西方国家，由于不再过于依赖本国的“劳动者”和“消费者”，从而也就削减了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持续投入。而西方中间阶层群体的持续衰落，使得西方的社会福利制度越来越沦落为“兜底线”的政策工具，从而使得西方国家背负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任何社会发展都具有动力、平衡和调整三种根本机制，这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三种最根本、最普遍的机制。西方现在的问题是，各项社会制度所发挥的平衡作用也处于危险的边缘。当社会福利制度从一种鼓励社会成员干事创业的制度变成一种“兜底线”的制度的时候，当社会成员的创新创造活力由于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而受到严重抑制的时候，当人权制度从一种维护人的尊严的制度变成一种区分人、隔离人的制度的时候，西方社会也就陷入了失衡的危险境地。

资本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困境

马克思主义早就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深刻认识到，一个由资本主导的社会，人早已被资本所异化，沦落为资本实现增值的手段和工具。资本剥除了人与人之间除了经济关系之外的其他任何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关联性。看起来是维护和彰显人的个性与尊严的个体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导的社会背景下人的无奈的、迫不得已的选择。由于资本消解了衡量人的意义与价值的许多重要的社会文化维度，人不得不以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唯一标准，于是就出现了消费主义。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唯一的驱动力量，人与人之间不得不以功利主义的态度彼此看待。因此，从本质上说，西方国家无论从历史、现实还是理论上，对其他国家都不具有道义上的优势。

然而，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全世界范围不遗余力地推广“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为在全球推行其自由市场体系张目，根本目的是为构建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提供一整套合法化论证。看起来他们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而在全世界扩张市场，实际上是为了在全世界扩张市场而推销自由。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种“话语营销”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如自由市场、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主义等都面临巨大挑战，这必然导致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危机。

总之，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了一个道理，资本增值的冲动将会冲垮一切阻碍它的力量，而一切力量被冲垮之时，也就是它的困境到来之日。当今的西方，在资本主导逻辑的驱使下，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和胜利，也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开始陷入全面的困境之中。它们何时、以何种方式走出困境，目前尚不明了，但这已经足以对当今中国提醒甚多。中国比较早地从冷战中抽身，又毅然决然启动了改革开放，以融入推动参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方式，获得了30多年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就。时至今日，陷入困境的西方国家有可能以新的保守的姿态面对中国的时候，中国就需要有新的战略性应对措施。对于国内来说，我们应利用资本但不被资本所俘获，运用资本的力量但不让资本占主导。中国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既是必需的，也是可以期待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