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开始了
赵 磊
(一)
在人类历史演进的坐标系里，“某某时代”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赋予、随意冠名的概念。所谓“时代”，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长度；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时期，才有资格称之为“时代”。这类历史时期之所以被称之为“时代”，是因为它既不同于之前的历史，又开创了新的历史。所谓“继往开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定义时代的标准不是道德标准，而是历史标准。历史标准有两层含义：一是“改变了历史”，即开创了不同于过去的历史；二是“顺应了历史”，即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在历史唯心主义看来，“改变历史”与“顺应历史”是无法共处的两个维度，二者兼容何以可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改变历史”与“顺应历史”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因而必须兼容，也能够兼容：一方面，若要顺应历史，就必须改变历史；另一方面，只有改变历史，才能顺应历史。
所以，仅仅是“改变历史”而未能“顺应历史”，这样的时代，只能是暂时的，短命的，甚至是反动的（比如，中国汉代的王莽新政，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法西斯的崛起）。有资格成为“时代”的历史，不仅在于这个时代“改变了历史”，更在于这个时代“顺应了历史”。
在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个时期被世人公认为“时代”：一个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历史时期，另一个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时代改变了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屈辱历史，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历史，开创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光辉历史；邓小平时代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展开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
无论后人怎样评价这两个时期，无论其评价存在什么样的分歧，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是客观存在的。称之为“时代”，当之无愧。
至于后来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时期，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时期，虽然经济发展的速度惊人，规模可观，但基本上是邓时代的延续，是“萧规曹随”。窃以为称为“时代”，有点差强人意；称为“时期”，或者名副其实。
（二）
中共18届六中全会有两个看点：一是确立了“以习近平为核心”；二是发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简称《准则》和《条例》）。在我看来，六中全会这两个看点，标志着习近平时代开始了。
我并不是说，有了“核心”，就必定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不是说，公布了《准则》和《条例》，政治生态从此就风清气正了。在我看来，18届六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习近平时代开始的标志，就在于18大以来中共展开的一系列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措施，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顶层致力于“改变历史”和“顺应历史”的努力——想想在这之前，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正如《准则》所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
这个陈述和评价是实事求是的。18大以来，中共“改变历史”和“顺应历史”的努力渐次展开，而六中全会则是对这种努力的确认。确认是必须的。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个确认，因为确认意味着“政治正确性”，意味着“政治合法性”。比较一下之前的“政治正确性”我们不难看到，《准则》的重大理论进步，就是“理想信念”的政治合法性重新得到了确认（注1）。
《准则》有几个关键词耐人寻味，值得高度关注。这几个关键词是：“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定力”。在这几个关键词里面，虽然政治作为修饰定语，但不论是“生活”、“生态”，还是“定力”，其实都指向“政治”这个关键词，都围绕着“政治”做文章。所以，在整个《准则》中，“政治”才是真正的核心词。
讲政治历来是中共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作中心的转移，中共的这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日趋衰落乃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共政治优势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政治”从此淡出了，而只是意味着“中共的政治”已经淡出。事实上，伴随着中共政治生活的淡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生活却在攻城略地，肆意扩张，所向披靡（比如普世价值、三权分立、多党制）。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讲政治”之间是何种关系，可以讨论。但是，以为“工作中心的转移”就必须淡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只准讲资产阶级的政治，甚至否定共产党的政治，这如果不是幼稚，那就是别有用心。
“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是有阶级性的，《准则》把马克思主义政治提到如此高度来强调，这难道不是对当今资本主义政治日渐败坏的历史趋势的自觉吗？《准则》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这难道不是对普世价值“政治正确性”的公开否定吗？
何谓“习近平时代开始了”？这就是。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对于这样的开始，茅于轼、王长江们肯定很生气。
这不，有人真的生气了：“现在说时代只不过是拍马屁而已”，“这就是帮闲”。
在一个听见红歌就股栗、看见红色就恐惧的年代，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被封杀、共产主义被禁言的年代，在一个理想信念被嘲笑、“个人利益高于天”的年代，就冲着18大以来高扬“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样一个让茅于轼、王长江流鼻血的开始，这个马屁我必须拍，这个闲我帮定了。
难道你不欢迎这样的开始么？
（三）
时隔近40年之后，今天为什么中共如此高度重视“政治”、“政治生态”？有人说，“现在有人又要纠缠姓社姓资了”——换言之，中共为什么要“讲政治”？因为有人有“纠缠偏好”。说这话的人要么猪脑子，要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其实，这跟“纠缠偏好”无关，这是由政治功能所决定的。
就宏观而言，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构成的；而社会生态，则是由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构成的。社会生态的组成部件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经济生态是社会生态的基础，政治生态是社会生态的支柱，文化生态是社会生态的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若从经济增速和物质财富积累来看，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用经济学的“效率”指标来定义这种状态：经济生态充满了活力。然而，若从社会结构的优化和物质财富的分配来看，中国社会面临着尖锐矛盾和严重失衡，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是自我感觉良好的经济生态，其蕴含的风险和危机（两极分化和产能过剩）也在日趋严峻。
与充满活力的经济生态相比，整个社会生态已经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尤其是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基本状况令人震惊：官场中腐败公行，文化界三俗泛滥，社会上道德崩塌。对此，《准则》做了这样的描述：
——“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
现实恐怕比上面描述的情形要严重得多。勿需多么敏锐的感觉，我们就能够看到，整个社会生态的溃烂速度和崩解状态已经接近临界点。
社会生态严重失衡的原因固然很多，尤其是作为基础性原因的经济生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政治生态的败坏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比如，在我所处的社会生态的学术环境中，30多年来，学术腐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仅量上越来越大，而且质上也越来越深化。人们都说“校园是一片净土”。为什么一方“净土”也变成了一桶“污水”？有一句话说得好：“在一池污水中，你别想打出一桶清水”。这种状况与政治生态的败坏有很大关系。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对一个社会而言，政治生态就是“君子”。政治生态不干净，文化生态和学术生态就别想独善其身。所以，要想整个社会生态良性健康，首先政治生态必须风清气正。
有同志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变了，这上层建筑空喊口号还有用？”
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健康的经济生态，健康的社会生态就缺乏生存的基础。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个问题我已经有专文讨论(注2)。我要强调的是：“上层建筑空喊口号”当然没用，但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不纠正，上层建筑若不喊出正确的政治口号，那么经济路线的问题(比如经济基础的全面私有化)、文化路线的问题(比如三俗泛滥)，如何解决？
现在的问题，不是“上层建筑空喊政治口号”，而是根本不准上层建筑喊出正确的政治口号(注3)。在一个“共产主义非法，私有制万岁”的政治生态下，澄清社会生态首先必须澄清政治生态。而澄清政治生态，首要的就是要明确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标准。衡量中共政治生态的是非标准是什么？不是“不争论”，不是“不要喊口号”，而是必须争论，必须喊出正确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空喊政治口号当然不能改变经济基础，但是，不喊出正确的政治口号，如何明辨经济基础的是与非？喊了正确的政治口号未必有用，但是，不喊出正确的政治口号肯定没戏。我之所以强调“政治合法性”、“政治正确性”，道理就在于此。
我们不仅期待一个政治上高扬理想信念的开始，我们更期待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践行理想信念的开始。这个期待让我想起了“遵义会议”。为什么“遵义会议”只是纠正了军事路线错误，而并没有纠正政治路线的错误？因为当时的主要矛盾不是“政治路线”，而是“军事路线”。黄克诚同志说：
——“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了半年多实践，我才放弃原来的看法。才懂得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伤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才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
在我看来，虽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在世情国情的现实背景下，上层建筑的斗争是当前问题的焦点所在，政治路线的分歧是当下的主要矛盾。道理很简单：如果政治路线得不到纠正，政治方向都不明确，正确的政治口号都不能喊，政治生态仍然是污水横流，那么其他问题(比如所有制问题，国企改革问题，两极分化问题)要想得到有效解决，可能吗？
（四）
如果“讲政治”正在重新进入中国共产党的自觉意识之中，那么，构建、培育健康的政治生态，理所当然地就是“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常态化的工作。既然是基础性、常态化工作，对不起，“政治”、“政治意识”、“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就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今天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经济生态是基础，必须有健康的经济生态，才会有健康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
没错，良好的经济生态是良好的政治生态的基础。但这并不等于，只要有了健康的经济生态，健康的政治生态就从天而降。更不是说，充满活力的经济生态可以“一俊遮百丑”，可以“一了百了”。更何况，从发展的观点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来看，当下的经济生态是否真的处于健康状态？这实在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至于什么性质的经济生态才是健康的，左边与右边其实是没有多少共识的，各自要构建的经济生态，也显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那么“中间道路”呢？就我目前的认识能力而言，我的回答是“只有天知道”。正因为有不确定性，所以我期待着。期待什么？为了拙文不再莫名蒸发(拙文之三今何在？梅花依旧笑西风)，此处不展开讨论。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就是：“上面人的品德好比风，下面人的品德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家长就是“君子”：家长不正，家风就不正。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政治生态就是“君子”：政治生态不干净，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态就别想独善其身。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要想整个社会生态有良性、健康的发展趋势，首先必须构建、培育健康的政治生态。
对于中共来讲，培育健康的政治生态，既不能靠基督的《圣经》，也不能靠孔夫子的《论语》，更不能靠西方的普世价值，而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的科学，而且，其中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所反复证明。
所以，以为封杀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指望上帝的信徒、孔子学院的大师、口口声声“普世价值”的公知，就能构建起健康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这不就是一个政治笑话么？
我必须强调，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首要的就是必须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态要想风清气正，就只能是痴人说梦。我们已经看见了，在一个理想信念缺失的政治生态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政治生态只能是“歪风邪气”畅行无阻，大行其道。所以，18届6中全会公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样说：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
这段话所包含的信息，值得中国共产党人认真体会，正确把握。大家想想，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这个党还能叫共产党吗？离开了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指引，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能有正确方向吗？离开了凝聚党心、民心的理想信念的召唤，13亿人口的政治生态将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结果只能是乌七八糟，分崩离析，一盘散沙。
（五）
讲政治，离不开对政治的理解。
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说：“政治就是‘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孙中山的定义强调了“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列宁的定义强调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的定义则强调了唯物史观的“人民立场”。比较而言，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毛泽东同志所解读的政治，才是人民立场最为鲜明的政治。
人民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超阶级的概念，而是一个有着鲜明政治含义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民的内涵和外延当然会有所不同。然而，不论历史怎样发展，“以广大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始终是人民的基本内涵；“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坚守的基本原理；“坚定地站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
也就是说，一旦“人民”这个概念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语境，那么，“坚定地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就必然成为讲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90年前，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深刻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如此，政治亦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逻辑里，“区分敌我”不仅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样也是政治的首要问题。
所以，“人民”不同于“公民”，“人民立场”不同于“以人为本”。一字之差，其政治见识、政治境界和政治立场的区别，已有云泥之判。“人民”和“人民立场”，之所以与“公民”、“以人为本”不可同日而语，就在于前者的政治见识、政治境界和政治立场，已远非后者能够望其项背矣。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某些时候可能还会比较激烈，甚至相当尖锐。比如，如何有效地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如何有效地遏制腐败分子对中共执政基础的侵蚀？如何有效地维护最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问题难道不是现实的政治问题吗？在这里面难道没有政治立场的选择吗？
所以，如何在新时期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打击和孤立少数敌对势力，这是中共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严肃的政治问题。窃以为，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坚持“人民立场”，就是对这个政治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回答。
政治立场是一个政党的根本立场。政治上的“人民立场”一经确立，那么中共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演进趋势，就只能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而不能任由“精英立场”、“资本立场”的马首牵着鼻子走。
历史唯心主义自负地以为，历史的走向总是以少数精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殊不知，人类可以在偶然性面前为所欲为，人类却永远也不能在必然性面前为所欲为。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了人类对偶然性的选择权，却没有给人类对必然性的选择权。所以，人类可以选偶然性，却不能选择必然性。也就是说，人类可以在众多偶然性中选择偶然性A，而不去选择偶然性B；但是，人类却不能在独一无二的必然性中拒绝选择必然性！为什么偶然性永远也胜不了必然性？原因就在于此。
什么是“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就是历史必然性；坚持“人民立场”，就是顺应历史必然性。
习近平时代开始了。都说“万事开头难”，其实，“行百里路半九十”，“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慎终如始”或许更难。习近平时代将以什么样的定位载入史册？我期待着。
注1：之所以说“重新得到确认”，乃是因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毛泽东时代具有“政治合法性”；之后的几十年逐渐丧失了“政治合法性”。18届六中全会重新确认共产主义的“政治合法性”。
注2：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我在博文《如何改变屁股——水煮改革(之五)》中写到：“毫无疑问，没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何建立？怎么巩固？然而，经济基础固然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却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不能自己改革自己。经济基础的变革，有两个路径：一个是通过上层建筑的自觉作为来实现变革;另一个则是通过下层民众的被迫反抗来实现变革。”“通过上层建筑的自觉改良，来纠正由于经济基础的结构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适应，这种改革，其实就是在践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是，上层建筑若要具有“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自觉性，首先必须要有思想上、政治上的自觉性。
注3：比如鄙校最近有个动议：拟取消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资本论》课程。理由是：取消《资本论》入学考试，有利于经济学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什么“统一标准”？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广大教师的坚决抵制下，这个动议最终不得不被取消。请问，废掉《资本论》考试，这不就是不准你喊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口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