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们的危害与从严治党的两大问题

——从官员心里话说起

去伪求真

近期先后看了三篇公开发表的与地方官员心里话相关的文章，虽然角度不同、论点各异，但从不同侧面道出了地方党政领导的执政理念，看后感触颇多，不吐不快。

一篇源自微信公众号巴东电视台(bdtvwxh)11月7日推送的湖北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撰写的《精准扶贫中 自强感恩教育要跟上》一文。文章通过巴东某乡一位享受政府出资十万余元帮助建新房的分散搬迁安置贫困户，因自己施工不当导致平地基的实际费用超过了政府的一万元补助额，便“理直气壮”的到乡政府反复大闹要求“赔”钱这一典型事例，把百姓在“精准扶贫”中因不理解、不顺心而找乡镇干部理论归咎于被国家的好政策养得“浑身上下不舒服”，带着“我是小老百姓我怕谁”“我掐着你玩”的心态，不如意就去找政府“碰瓷”等等。文章最后要求乡镇的头头脑脑们多到群众中去，想方设法教育和引导“衣食父母”(百姓们)“要自强，要感恩，要知好歹。”

另一篇是记者霍思仪首发于2016年11月25日总第782期《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特稿”《一位县委书记眼中的官场》。文章通过曾任八年半县(市)委书记、后调任黑龙江省委巡视专员(已退休)的李克军之口，用很多实例道出了在“经济指标定乾坤”的执政理念下，县(市)委书记在处理干部任免、拉动经济、招商引资、跑要资金、财政税收、统计数据、面子工程、城建拆迁、维稳截访以及官场潜规则等工作事务中的剑走偏锋或灵活变通，表达了对“以经济指标为中心的政绩评价及干部选任制度”的无奈和经常遇到的大原则与工作任务相悖、完成上级工作任务与维护群众利益相左等情况下的困扰，文中“当被问及做了八年半县(市)委书记，最无奈的是什么时，李克军感慨，有时候很难妥善处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之间的矛盾，而做出任何选择都意味着牺牲。”

第三篇是11月28日《湖北日报》微信公众号以《湖北代省长王晓东以<我不是潘金莲>为例五问“为什么”，警醒领导干部“不担当，半点忠诚也没有”》为题，报道了湖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晓东在讲到政府系统干部作风问题时，以《我不是潘金莲》中的剧情举例，提出了“为什么群众和干部相互之间缺乏信任?”等五个为什么，指出问题的根源仍然是“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归根结底是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强调要“要切实站稳人民立场”，“对上负责，首先必须对下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就是最好的对党负责。”为此，《人民日报》12月2日五版刊发题为《风清气正是最好的“阳光雨露”》的评论文章，认为“如果只管了自己门前的雪，只顾了领导房上的霜，却没有从群众的角度去思考担责，就会让自己没了护身符，事业没了助推剂，群众没了贴心人 ”。

应该说，前两篇文章中陈行甲、李克军的言论很接地气，勾勒出了中国基层的官场生态和县委书记的为官之道及其背后深层的逻辑，说出了很多基层官员“早就想讲却不敢讲”的心里话，代表了当今很多市、县以下党委、政府官员的共同困惑和焦虑。笔者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也经常听到周围的官员私下表达类似的感慨或埋怨。其言词间虽然仍将百姓称为“衣食父母”，但语气中却充满了“父母官”居高临下俯视子民的施恩心态和对“刁民”们不知好歹的抱怨，这充分说明党的基层组织和官员同普通百姓之间已经形成了互不理解的两个利益群体，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由工农革命党转折成为全民执政党后出现的最大危机。而第三篇王晓东的讲话运用习总书记强调的“人民立场”，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间接对上述两位官员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讲的很到位。但是，可能受当前政治生态的局限，讲话对如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却仍显空泛，没有结合当今中国阶层分化的现实矛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述改革发展为了谁，替谁担当的路线问题。因为在阶级社会，阶级分化必然带来贫富两个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而在任何社会体制下，普通工农群众总是占绝对多数，作为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如果不被占绝对多数的工农群众所理解，至少说明其路线、方针、政策出现问题，面临存亡危机。

中共中央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决议，发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其目的就是要在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为抓手，以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为突破，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系统解决我党面临的执政危机问题。因此，笔者认为，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目标，必须首先解决如下两大问题。

一是阶级立场问题

“从严治党”是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项重要的建党方略，而“阶级立场”则是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自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以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无论是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还是中共十八大修改通过的《党章》，都始终如一地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党的二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宣言，到井冈山行洲红军标语遗址上书写的“红军是为劳苦工农谋利益的先锋队”标语，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建党初心。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定而鲜明的阶级立场赢得了最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的信赖和支持，才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党的一切理论和实践是否致力于维护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是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

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党内一部分意志薄弱者或投机分子随着国内经济基础和个人身份地位的演化，其阶级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占共产党的职位掘共产党的根基，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员蜕变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尤其是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等利用党校这个理论平台极力向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灌输“全民执政党思维”和“党也有自身利益”观念，使一些党员干部的党性原则发生偏移，依靠和服务对象发生改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发生错位。在这些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思想上普遍存在一种潜意识，那就是以人民的大救星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维护自身的利益甚于服务人民的利益，为群众做了一点工作就要求群众心怀感恩，这才有了几年前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针对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责问，才有了李克军关于“很难妥善处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之间的矛盾”的感慨，才有了县委书记陈行甲站在“父母官”的视角发出老百姓“不知道好歹，不晓得倒正，不懂得感恩”的抱怨。这实际上是造成前苏联改旗易帜、亡党亡国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新思维在中国的翻版，其目的就是打着理论创新的幌子将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党，改革成代表新老资产阶级利益的执政党。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与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可以合作打倒军阀、抗击日寇，但绝不可能和平共处，只能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赢得并巩固本阶级专政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靠无产阶级革命通过武装推翻蒋家王朝资产阶级政权夺取的，是靠无产阶级专政和最广大工农兵群众无私奉献巩固的，而不是靠少数剥削阶级改良施舍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造就了大量民营三资企业，产生了5%的富贵阶层，如果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无论是诸如任志强类的官僚买办企业家，还是马明哲类的民营金融家，都是新生资产阶级代表。而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本性同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是根本对立的，这就决定了新老资产阶级中的相当多的人不可能真心拥护共产党的纲领和支持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搞共同富裕。近二十年来由公知精英鼓噪的“仇富论”本质上反映的正是广大的普通劳动阶层对少数的权贵富豪阶层的反抗和斗争的不可调合性，在此环境下如果中国共产党以全民执政党的身份治理国家，一箱情愿地去代表那批反共的官僚买办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必然会疏远自己的阶级基础——工农群众，就必然会出现党内反党、党内反共的局面，其最终结果不是自身蜕化变质就是被推翻执政地位，不可能存在即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又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超阶级政党。这点，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苏联、东欧巨变已经给岀了历史结论。

“人民立场”的本质就是无产阶级阶立场，它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作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署，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在政治思想上纯洁党的队伍，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就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全心全意为工农劳动人民谋利益，把混入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或脱化变质分子清除党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和马克思主义纯洁性，才能确保“从严治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是指导思想问题

“指导思想”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占压倒优势起支配作用的想法和思路。对于政党而言，指导思想是政党为实现远大理想或现实目标在具体实践中形成的指导其一切言行的思想和理论体系，指导思想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这个政党的路线决策和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一些党的早期领导人虽有共产主义信念和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热情，但在指导思想上不能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马列主义不是生搬硬套就是一知半解，因此设计出的总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造成中央苏区丧失和中央红军损失三分之二。遵义会议在军事上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形成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调动敌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等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正确军事指导思想，才转败为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延安整风运动系统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从政治上彻底纠正了王明、张国涛的机会主义路线，在认真总结我党创建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明确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终于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改革开放后，我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由于指导思想的偏移却出现了“两个基本点”一手软一手硬的局面，导致政治多元、思想混乱、文化低俗、经济独尊、化公为私、贫富分化等社会乱象。这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和贪污腐败现象肆虐的根源，这些思潮和现象必然会腐蚀党的肌体和党员干部的思想，从而迷失方向。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从指导思想上解决我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方向问题，通过整党整风让全体党员干部搞清我党为什么叫“共产党”这个根本性问题和“改革发展为了谁”这个原则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这一政党名称是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纲》正式确定的。在“一大”之前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除了共产主义信仰者外，还有戴季陶、张东荪、沈玄庐等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愿接受“共产党”的名称，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早期组织开始酝酿建党时曾取名“社会党”，后来这些资产阶级或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才正式决定叫“共产党”。之所以取名叫“共产党”而非“社会党”或“工人党”，是因为她是根据《共产党宣言》而组建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中国工农先锋队组织。《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的本意就是全体劳动者共有共享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等社会资产，共同进行生产劳动和产品分配。它包含了党的性质、宗旨、任务和目标。这就决定了共产党执政后只能建立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上层建筑，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否则，就不能叫共产党。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私有化经济基础只能派生出资产阶级专政，这与“共产党”称号是不相符的，其结果必然改变党的性质和瓦解党的执政基础。全面从严治党不从指导思想上解决姓“共”还是姓“私”这一根本性问题，就会造成思想混乱，消解党的公信力，维护执政地位也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响应。试想：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不想着同人民共产，而是总想着化公为私、发家致富、封妻荫子、攀权附贵，能不产生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以及王长江、贺卫方、任志强等等脱化变质分子吗？党员干部还能同劳动人民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人民群众还能理解支持你、与你同呼吸共命运吗?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从思想上教育每名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真正明白我党为什么叫共产党，从那里来、到那里去。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政党，其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实行这两个决裂，即不但要同私有制度彻底决裂，还要同私有观念彻底决裂，从指导思想上解决好“改革发展为了谁”这个原则性问题，任由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泛滥会直接导致共产党的垮台。

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疑是正确的决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现代化强国。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还存在“改革发展为了谁”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在党的指导下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增加社会公共积累以提高全体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综合质量，而非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实现个人发家致富。这就要求我国的改革开放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应该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人民共享的辨证关系，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经济建设的落脚点，用习总书记强调的“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的改革发展观统一全党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困扰李克军等党政干部的“经济指标为中心的政绩评价”体系和“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之间的矛盾”，才能真正实现王晓东代省长提出的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去思考责任担当。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而在中国这个贫富分化严重的人口大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不从指导思想上停止私有化进程，不放弃对中外私企的依赖和倾斜政策，遇到经济下行就通过上涨物价、降低私企税费和雇员工资增幅来拉动，基尼系数只能继续增大。原因就在于在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中生产资料只能被极少数人占有，即使采取高个税进行调节，但按资分配必然会导致收入悬殊、贫富差距，不可能实现全面小康、共同富裕。向巴东县那样政府出资将部分生活在险山穷沟里的贫困户分散搬迁安置只能暂时解决其居住环境，农民搬迁到新的环境依然摆脱不了单干种田或外出打工的宿命，而实践证明，农民靠个体单干种田或外出打工出卖苦力并不能实现富裕，小康生活不仅表现在居住条件的改善，还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福利的保障等综合方面，要实现这个目标，靠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委政府将一家一户的单干农民组织起来，带领他们走南街村的集体经济道路，发扬大寨精神，依靠集体经济的综合合力战天斗地、治山治水，彻底改变生产环境和生活面貌。只有这样才是科学的、可持续的脱贫共富的正确道路。

我党开展全面从严治党，有一项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紧迫的任务，那就是反腐败斗争。腐败与个人品德直接相关，它是贪欲的自我膨胀，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必然反映，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很多老一辈革命家抛弃富裕的生活投身艰苦的革命斗争，无数的共产党人被捕后拒绝金钱利诱从容就义，有些地下工作者以富贾身份为掩护出入灯红酒绿却出污泥而不染，靠的是坚定的思想意志，而不仅仅是纪律约束，人的一切言行都由思想支配，思想纯洁就能甘守清贫、大公无私、从严自律，思想污浊必然自甘堕落、见利忘义、铤而走险。思想意识是内因，起决定或支配作用；纪律监督是外因，起延缓或惩戒的作用。外因只有依靠内因起作用，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因此，反腐败的根本在于思想改造，是否把好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才是能否实现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关键要素。

只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用马列主义指导全党的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才有了正确方向，才有了统一标准，才能判断真实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