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呼唤国际敌对势力和党内汉奸里应外合

杨昭友

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决议的方式确定习近平同志为我们党的核心，也就是明确了习近平同志是中国这艘航船的舵手。对此决议，第五纵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千方百计的想为中国的航船换一个掌舵人。于是，茅于轼写了一篇《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掌舵》，迫不及待的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茅于轼这篇文章有三个看点：

1.要精英掌舵。中国目前是谁在掌舵？全世界都知道，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是习近平同志在掌舵。习总履任以来，力挽狂澜，铁拳反腐，阻止了私有化的势头，确立了马列主义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打击了历史虚无主义，重申共产党人的初心，重提共产主义理想，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确保了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在波谲云诡的世界格局中，习总高瞻远瞩，纵横捭阖，打破了美日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和围堵，挫败了帝国主义第五纵队改旗易帜的阴谋；保证了经济建设在和平稳定的环境健康发展，保证了人民安居乐业，使中国避免了苏联的悲剧。这些。中国人民有目共睹，人民从心底欢呼，天佑中华，有习近平同志这样一个好舵手，一定能驾驶中华航船乘风破浪，驶向共产主义的彼岸！

然而茅于轼又在期待哪个精英来取代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来掌舵呢？

2.茅于轼抛出社会转型这个伪命题。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已成功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成功转型为社会主义国家，顺应历史潮流，中国要转型，也只是想着共产主义社会转型。但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是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奋斗才能实现。那么茅于轼所期待的转型是什么呢？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茅于轼难道是要把中国迅速转到共产主义？茅于轼到底要把中国转向何方？看看第3就知道了。

3.怎么让中国转型？茅于轼说：“但是怎么实现？我认为有两条能够想像的路。第一条是建立精英分子必须为大众利益服务的制度环境，其实就是实行普选。大众的选票一定会投给关心大众利益的精英。如果精英分子不为大众利益着想就得不到选票。第二条路是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处于一个全世界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之中，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上的帮助。这个力量不可小看。我觉得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百六十多年的进步，其根源是由西方带进来的。”

茅于轼说，“一个稳定的社会，她一定是精英和大众的结合。也就是说社会是由精英来治理的，但他考虑的利益是大众的利益……全世界能够保持稳定的社会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精英和大众结合，而且精英是代表大众利益的。”在茅于轼眼里，保持稳定的美国和西方社会是精英和大众的结合，美国的精英是代表大众利益的，而中国的执政党不代表大众利益，所以需要转型成美国那样的稳定社会。

茅于轼的“转型”方法有二。一是推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把共产党挤下台，把习总选下去；而是请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武装颠覆。霸权主义在对中国围堵，也在世界各地煽风点火，他们先后用武力帮助阿富汗、南联盟、伊拉克、利比亚实现了转型，使那里的人民享受了血雨腥风的“民主”，还操纵精英让乌克兰一蹶不起，让叙利亚的孩子尸体漂流到异国的海滩。这些，在茅于轼眼里成了“世界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现在茅于轼又在呼唤国际帮助我们转型了。要让帝国主义为我们选择舵手，要像对伊拉克、利比亚那样，把他们的“舵手”强加给中国人民，再把中国转型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茅于轼精英论和转型论的要害，就是用精英-大众框架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他故意颠倒在中国执政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跟美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把西方垄断资本操纵下的选举闹剧定性成普世价值和普世民主。茅于轼把美国资产阶级政党定性成代表大众利益的精英，把中国共产党定性成违背大众利益的精英，因此要通过“国际的帮助”即美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干预加上国内官僚买办们的里应外合搞西方的宪政民主，让代表资产阶级和美国垄断资本寡头利益的精英们，欺骗中国大众并在中国执政。

茅于轼说，“所以在国际环境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努力，同时要寻找现在有权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观念，推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好转型。”这就是说，未来茅于轼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寻找有权力的接受西方反共理念的精英人物，即共产党内以改革面目出现的腐败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里应外合来颠覆共产党！！

茅于轼究竟是什么宝贝，竟然成了改革的国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