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当前思想理论宣传的话语选择

孟宪平 王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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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党的思想理论“落地生根”，关键在于构建话语体系、创新宣传话语。事实上，思想理论宣传有其自身的规律性，需要选择合适的叙述方式、科学的话语体系、有效的话语策略以及生动的话语格调。从宣传的角度看，“曲高和寡”，是由于叙事方式不被听者接受；“对牛弹琴”，是由于选择的对象不合适；“鸡同鸭讲”，是由于对象之间的认同不够。我们的思想宣传，要实现理论叙事向生活叙事转化，实现抽象符号向具体符号转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探索有效的思想传递、意义表达和话语链接方式。

一

思想理论宣传的话语选择取决于宣传者的理论素养和话语风格、宣传对象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以及所处社会环境与现实需要等方面。环境在变化，主客体在变化，理论内容也在变化，宣传话语决不能千篇一律。

1选择雅俗共赏的话语。

思想理论宣传话语所传递的信息，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不仅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也有体现这一思想的实践成果。但是，在不同宣传者那里，宣讲的话语是不完全一样的，一般而言，如果能够内容和形式互相体现，“作风”与“文风”互相印证，“人品”与“文品”互相促进，总体上都会有好的效果；如果能够在格调方面“芳可涤秽，清可远垢”，或者在通俗方面诚朴敦厚，其影响将是“情无奇而自佳，景不丽而自妙”；如果能在述理上务求精准，在述情上务求真切，群众也会报以热烈掌声。

因此，思想理论宣传话语的“着力点”在于如何恰当地传递意义，“着眼点”在于如何更好地吸引群众，“关情处”在于如何提高宣传效果。在这里，突出真、善、美是思想理论宣传工作者必须关注的。“真”在于揭示事物本质，说真话、讲真事、传真谛；“善”在于引导社会积累高尚品德，说善事、传善言、讲善心；“美”在于给人以心灵享受和精神陶冶，体现社会之美，讴歌生活之美，表达理想之美。这些方面所要求的语言形式要杜绝搬弄辞藻、矫揉造作。

当前的思想理论宣传形式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迎合低级趣味而采用不良话语，不是极力说服群众而是刻意逗人发笑，不是传递高尚思想而是掺入无聊心志，这会降低理论的影响力；有的把思想理论庸俗化，将理论意蕴弄得风华萧索，将现实故事修饰得面目全非，这会降低理论的说服力。思想理论宣传话语，不应是夸大其词的“涵盖乾坤”，也不应是割裂意义的“截断众流”，病态呻吟之语带来的是消极沉闷，放诞佯狂之态带来的是轻薄浮浪，“言在此而意在彼”是态度迷离，“泯端倪而离形象”是消解本质，凡此种种，皆是病态。

2选择符合群众需要的话语。

古有古语今有今言，这是时代造成的；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这是环境变化造成的；“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这是社会要求造成的。思想理论宣传话语是阐释党的理论和沟通党群关系的重要工具。因此，它既要有时代特色，又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前者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结合社会发展需要和政治方向作出选择，后者要求在实践中全面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当前思想理论宣传话语，应该是能追赶社会发展潮流的话语，应该是能够反映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理念的话语。符合群众需要和时代发展的话语形式是多样的，可以用循循善诱的方式娓娓道来，可以以言高旨远的方式表达意境。思想理论宣传要打上生动的语言印记和美文的意义标识，表达方式要符合时代需要，不能把语言文字搞得空洞无物、无精打采。

3选择具有积极导向的话语。

思想表达中不良用语的负面作用是明显的，“三俗”语言以粗、鄙、俚、俗、恶为特征，体现的是不良价值导向。一些人把腐败行为说成是经济社会兴盛的表现，把落后愚昧说成质朴忠厚，不顾内容糟粕反而称赏形式精致，不仅颠倒了是非，也混淆了视听。思想上的挪移和话语上的挪喻，给思想理论内容留下了不同的解释空间，很容易造成思想边界的模糊；进而出现思想阐释上的歧义和接受者的困惑迷茫，甚至会瓦解党的理论，歪曲社会事实判断以及语言选择之间的确定性和导向性关系，偏离党的思想理论宣传的要旨。

在思想理论宣传中，言辞偏激会走向极端，有人“粗豪之气形埒字句”，有人“霸气灭尽和平温厚”，有人讲话“皮里阳秋”，有人“浮词浪语”，皆有意气用事之嫌。我们所说的具有积极导向的话语，既讲求内在的精神积聚，又讲求真切的情感表达；既讲求以饱满的热情讴歌社会的进步，也讲求以客观平实的态度针砭社会的弊端。这种语言导向，支持“百花齐放”但不赞成各种思想“公平竞争”，支持“百家争鸣”但不容忍胡言乱语。

二

严肃的或轻松的叙事，严谨的或宽松的叙事，灵活的或谨慎的叙事，都可能带来不同的效果。对于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来说，不管采用哪一种叙事方式，做到与生活和受众联系的有机性至关重要。

1选择贴近生活实践的叙事形式。

思想理论宣传不是纯粹的话语演绎，因为“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理论，总是以抽象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但理论只有回到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要在实践中贯彻和检验。因此，其宣传方式也必须贴近实践。

马克思在描述旧时土地所有者所使用的经济学语言时指出：“他把自己的对手描绘为狡黠诡诈的，兜售叫卖的，吹毛求疵的，坑蒙拐骗的，贪婪成性的，见钱眼开的，图谋不轨的，没有心肝和丧尽天良的，背离社会和出卖社会利益的，放高利贷的，牵线撮合的，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的，圆滑世故的，招摇撞骗的，冷漠生硬的，制造、助长和纵容竞争、赤贫和犯罪的，破坏一切社会纽带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贪财恶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75页）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口头上的谩骂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社会实质，社会主义的宣传者不应采取这种叙事。思想理论宣传的叙事方式与具体环境、群众认识水平以及宣传者的心理偏好有关，根本前提是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目标是让群众入脑、入心。

思想理论宣传的叙事形式和理论研究的表述形式有很大差别，学者的学术叙事与群众的话语叙事也有很大差别，但是，高明的理论要借助朴实的话语来贯彻，严谨的体系要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为了提高思想理论宣传效果，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合适的叙事形式，从群众生活中寻找合适的叙事素材，在实践中构建符合现实需要的叙事体系。

2选择“情”“意”互现的叙事形式。

在思想理论宣传中，“意会”与“言传”有机结合，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古代诗词讲究“神理意境”，认为可以通过关系寄托、直抒己见、纯任天机、言有尽而意无穷等方式表达思想。这对我们的理论宣传叙事有很多启示。

实现情与意的结合，最好的方法是分析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事项具有更多的共鸣效应，我们的话语叙事必须在实践中获得意义寄托。它不能凭空赋予某种思想以话语权力，也不能用行政手段实现理论话语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共产党强调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以深厚的情感表达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一致性，这就需要深入探讨思想理论宣传的叙事形式。要以情感蕴含丰富的话语去表达思想理论内容，正确处理生活话语与政治话语及学术话语的关系，为群众自觉的价值追求提供恰当的话语表达路径；要以鲜明的人民立场体现话语叙事引领作用，戒除脱离实际、刻意制造词语的做法，力求言有物、语切情。

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必须戒除教条主义的叙事方式。生动的话语叙事源于群众生活和社会现实，因此，依靠群众推进思想理论宣传是可靠而有效的路径。只要我们用心观察、留意生活，虚心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就能够找到很多合适的叙事方式。

思想理论宣传有自身的规律，其内容不能随意演绎或铺张，“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4页）

马克思强调，不能把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这是忠于思想和实践的最好办法。

在多媒体时代，人人都有一个话筒，人人都是发声器，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交织在一起，叙事方式的多样化在客观上排挤了教条主义的话语空间。如果不从现实出发，教条式地搬用理论，甚至照本宣科地重复某些内容；那么，“即使掌握了从一个大民族本身的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出色理论，并拥有比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拥有的还要高明的教员，要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方法把某种东西灌输给该民族，也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同上，第575页）

有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者喜欢用大话唬人，用套话蒙人，用胡话迷惑人；有的只是搬弄几个新词来吸引眼球，却讲不出实质性内容；有的高谈阔论地叙述理论体系，事后却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这些叙事的基本“戏路”是：把“唯物主义”当套词，用“含混和混乱的词句”糊弄群众，用陈旧的含混不清的术语夸夸其谈，再拼凑几个押韵词句，搞出几个排比句式。这样做会“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应对这类现象的办法是戒除教条主义作风，在群众的现实生活中体现思想理论的真义，从而使人们做到真信、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