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的“七一”讲话水平真“高”
黎 阳
看了张维迎的“七一”讲话，总的感觉是：高，水平实在是高。
高在哪里？
一、反共的水平高
张维迎“七一讲话”的核心就两个字：“自由”——为什么中国落后？不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 。怎么办？自由、自由、再自由——“自由是一种责任”、“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总之“自由万能”，“自由就是一切”——什么都别管，只要自由，一切都会自动好起来。
怎么才能自由？既然“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那自然必须从体制和制度上彻底自由化——“自由神圣”、“言论自由”、“结党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宪政民主”、“一人一票”、“自由选举”、“多党制”、“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到了这一步，共产党不下台也得下台了。
不直接说“共产党下台”，只是在“关心中国命运”、“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之类“爱国”的名义下用“科学”、“历史”、“数字统计”之类来“证明”共产党应该走上一条必定下台的绝路——这反共水平高不高？
别的“公知”骂共产党都是一样一样地具体叫阵：这没做对，那有问题，如何如何坏，如何如何错，等等等等;对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一切成就无非三种处理办法：第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如高铁“他妈的奇迹”、“两弹一星是搞热出来了，但有什么用呢？”);第二，鸡蛋里挑骨头(比如“大飞机不过只造了一个壳子”、“神九上天，‘公知’有权利不高兴，也应该不高兴”);第三，装聋作哑信息封锁(比如对“神威太湖之光”、量子通信、超燃冲压发动机、可燃冰开采、复兴号高铁、万吨大驱下水等一概置之不理，仿佛天下根本不存在这些东西，只存在“中美联合对朝军事行动”、“中东难民”、“抢救刘x波”之类)。
张维迎则不同凡响另辟蹊径：中国今天的一切都是西方世界的功劳——“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只是套利者”、“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好嘛，闹了半天，中国经济“举世瞩目的成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等等原来都不是中国人的功劳，更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中国共产党原来不过是个“套利者”，只会“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坐享其成，“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别人反共多是“零售”，一样一样具体扯蛋(比如狂喷中国大飞只不过造了个壳子，至少还承认有造壳子的成就);而张维迎反共是“批发”，根本不用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挑毛病(连造飞机壳子的这点成就都用不着认帐)，一句“只是套利者”、“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注：难道核糖核酸、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杂交水稻、“毛粒子”、量子通讯等，以及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人民战争、为人民服务等不属于“发明创新”？)，就釜底抽薪一笔勾销了中国的一切，一股脑把所有功劳都归了西方世界，把共产党的功劳剥了个一干二净——多么干脆彻底。
在共产党生日这天大骂共产党，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大骂，不但不露一个脏字，还让人不仔细想想就看不出来，甚至被骂得狗血淋头还拍巴掌叫好——这反共水平高不高？
二、吹捧洋大人的水平高
张维迎反共的水平高，吹捧洋大人的水平更高：谈笑之间就把中国今天的一切成就归功于西方世界，让中国人欠了西方世界永远还不清的阎王债——既然自认中国是“套利者”、那就是说承认靠占人家的便宜发的财，那人家当然有权索赔;既然自认中国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那就是说承认在人家的地基上搭了违章建筑，那人家当然有权拆除。就凭这就可以成为人家认为适当时组织新“八国联军”重新大举侵华的“理论根据”。
还不止于此呢。张维迎说，如果没有活字印刷术，“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如此追本溯源，看来今天的人能活命全亏了这伟大的活字印刷术。然而且慢，活字印刷术不正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吗？按张维迎的逻辑，那应该说“没有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哪有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基础”？因此西方人是“套利者”——套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利。西方世界“只是在中国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但张维迎偏偏在这个最关键的地方搞了个移花接木——宣称活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发明的，一下子就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从中国老祖宗手里抢了去孝敬了洋大人，轻而易举来了个乾坤大挪移——西方人享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成果不算“套利”，中国人享用西方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基础上开发的成果算“套利”。这舔得有水平吧？
这还不算。张维迎说，中国之所以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全靠西方人发明的化肥——一下子就把毛泽东领导中国人发明杂交水稻、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的功劳一笔勾销，全部记在洋大人帐下——抢了祖宗还不算，还要抢现在，从四大发明到杂交水稻和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功劳全部抢了去白白奉送给洋大人。真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方显出张大博士吹捧洋大人的能耐。
(张维迎说：“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同样逻辑，中国老祖宗化了上千年时间搞出的四大发明，张维迎用几天就能搞明白。如果张维迎宣称自己用几天走过了老祖宗上千年的道路，人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张维迎反过来嘲笑中国人，那只能说明他太无知——用张维迎的这个逻辑来看他对中国人的嘲笑——“只是套利者”、“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究竟该算无知，还是无耻？)
三、信口开河胡搅蛮缠的水平高
张维迎说：“自由是一种责任”——这信口开河胡搅蛮缠的水平可真不是一般的高。
自由就不负责，负责就不自由——猪拉屎，狗放屁，苍蝇到处钻，流氓横行无忌，“公知”强词夺理……凡大闹“自由”的，没有一个是负责的。只要负责，就一定约束自己放弃某些自由：单身汉可以随心所欲想走就走，有家的就没这种自由。别说人，就连鸟兽也一样——有幼仔要喂养的鸟兽就必然放弃远走高飞的自由。“自由” 与“责任”从来成反比——越闹“自由”的越不负责，越不负责的越闹“自由”。绝对自由者绝不负责，绝不负责者绝对自由——自然界里苍蝇绝对不负责，因此苍蝇绝对自由;人类社会里“公知”绝对不负责，因此“公知”绝对自由。(难怪人们会把“公知”跟苍蝇联想到一起：“公知”=“精英”=“精蝇”=“惟蝇”)。
本来“公知”大闹自由的“理论根据”是“权利”——“人权”、“自由是权利”……总之是主观的自我需要。而张维迎这次来了个邪的：“自由是一种责任”——猪满地拉屎，狗肆意放屁，苍蝇乱钻，流氓撒野，“公知”横行……这一切不仅仅是主观的自我需要，而且还是强制性的客观义务：既然是“责任”，那就有了尚方宝剑，不管是随地大小便还是“三百年殖民地”都可以有恃无恐理直气壮雄赳赳气昂昂了——既是权利又是责任，怎么干怎么有理，想拦都没门。这可真是张维迎的独创，前所未有，闻所未闻。这信口开河胡搅蛮缠的水平高不高？
张维迎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我的天呀，奴隶制末期的春秋战国居然“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那怎么会有那么多活人殉葬？既然“最自由”，那些被殉葬的活人干吗不逃跑？张维迎不是学经济的吗？怎么跨行搞起历史来了？而且一鸣惊人，一下子提出以往历史学家从来没有提出过的观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不过想想也不奇怪：张大博士从来就爱信口开河胡搅蛮缠——他当年不是白纸黑字宣称伽利略是被教会烧死的吗？不是宣布中国改革地位下降最大的是干部吗？不是声称“好多社会保障市场自身就能提供”吗？……原先以为那仅仅是无知——“自由就不负责任”嘛，所以不懂装懂信口瞎编。然而现在看来人家早已超越无知的层次了——“自由是一种责任”。既然是责任，那就可以只要需要，任意编造——“打左灯向右柺”、“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希特勒不是说过吗：“不必管它讲得通，讲不通。胜利者在事后是没有人问他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的”、“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胜利。”张维迎无非洋为中用青出于蓝而已——因为需要证明“自由万能”，所以编造“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因为需要证明“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应该迎合任何人”，所以编造“伽利略是被教会烧死的”;因为需要证明“腐败是次优”，所以编造“中国改革地位下降最大的是干部”;因为需要证明“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所以编造“好多社会保障市场自身就能提供”;因为需要证明“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所以要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奉送德国、要把中国人发明的核糖核酸、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杂交水稻、“毛粒子”、量子通讯等以及毛泽东思想一笔勾销;因为要证明中国人是靠西方人赏饭吃才能活命，所以要把毛泽东领导中国人发明杂交水稻、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的功劳全部记在洋大人发明的化肥账下……这就叫“自由是一种责任”。
(“公知”们不是很喜欢“弄清事实真相吗”？不是为狼牙山五壮士是“跳崖”还是“溜崖”、“吃没吃老百姓的罗卜、吃了几根”之类“事实真相”大吵大闹纠缠不休吗？怎么这会儿对张维迎瞎编这么多这么大的“事实真相”如此装聋作哑无动于衷？——难道伽利略是不是被教会烧死的、核糖核酸、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杂交水稻、“毛粒子”、量子通讯、毛泽东思想等是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中国之所以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有没有杂交水稻、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建设的功劳这些事实真相还不如狼牙山五壮士是“跳崖”还是“溜崖”、“吃没吃老百姓的罗卜、吃了几根”之类“事实真相”更大更重要？可见“公知”们“弄清事实真相”的原则如同乌龟头一样，完全根据需要随时随地伸缩自如。)
张大博士高明之处在于能给胡搅蛮缠披上“科学”外衣——老子说的一切都有根有据：“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好家伙，“英国科学博物馆”、“学者”、“科学统计”……这排场，这头衔，这架势，真能把迷信洋大人的土老帽们吓得两腿发软当场下跪。不过这也令人想起隆美尔的一番话：“我早就看清这些人的嘴脸了。不管有任何困难发生，他们都说无法解决，并引用许多统计数字当作挡箭牌。这些人缺乏主动精神和实干的能力。他们早就应该卷铺盖滚蛋”——看来“缺乏主动精神和实干的能力”的家伙专门“引用许多统计数字当作挡箭牌”、玩弄统计数字忽悠人的把戏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这种人“早就应该卷铺盖滚蛋”更是。
张大博士不愧留洋“精英”，不仅善于狐假虎威搬出个“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吓唬土老帽，更善于玩弄“统计数字”搞“说不服，绕糊涂”，再加上“自由是一种责任”，忽悠起人来真是行云流水轻松自如——要论信口开河胡搅蛮缠，张大博士自称第二，天下大概没人敢称第一。
四、推卸开脱历史责任的水平高
张大博士“自由万能”论的实际效果是掩盖中国长期落后的真正原因、推卸开脱历史责任。
抽象的“自由”脱离实际，毫无意义——谁知道这个“自由”是发明创造的自由，还是破坏捣乱的自由？不管三七二十一空谈“保护自由”，就等于既保护发明创造的自由，又保护破坏捣乱的自由，实际结果只能是保护破坏捣乱——破坏捣乱比发明创造容易得多，效率高得多。
说中国长期落后是体制问题没错，但说这旧体制“限制人的自由”则只说对了一半：限制了发明创造的自由，就意味着保护了破坏捣乱的自由。由此可见要解决中国落后的问题不能毫无限制地“自由化”，而必须有取有舍有破有立——保护发明创造创造财富的自由，消灭破坏捣乱掠夺财富的自由。
要保护发明创造创造财富的自由、消灭破坏捣乱掠夺财富的自由，就必须消灭保护破坏捣乱掠夺财富的自由、导致中国长期落后停滞不前的最大罪魁祸首——以“学而优则仕”为核心的文人官僚体制(过去叫“科举”，如今叫“文凭主义”、“干部知识化”、“官员人文类学者化”)。
为什么？
1.这个体制是本末倒置荒谬透顶的体制
文科专门跟人的主观世界打交道。文科类考试是主观忽悠大比赛——处心积虑全力以赴对付当权的人——考官，谁能忽悠住考官谁优胜。这样的考试意味着：一，只需要对付人的主观世界，不需要对付客观世界;二，多数人对付少数人;三，只需要主观发挥，不需要掌握客观规律;四，只需要闭门读书，不需要接触社会。
既然只需要主观发挥，那就没什么客观标准，“文无第一”， 是非好坏谁有权谁说了算。这样的考试体制只容得书本理论、主观夸张、个人奋斗，容不得客观实践、实事求是、团队精神、组织协调。这样的体制第一，只能培养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和绝对自由主义者——成功全是自己的功劳，只会感谢自己，不会感谢其他任何人;失败则不会服气——“文无第一”，别人成功仅仅因为运气好;第二，只能培养善于投机取巧的两面派——成功之道不在于客观实践，而在于学会揣摩“有权的人”的心理。这样的考试体制的优胜者不可能具备任何实践经验、任何团队精神、任何管理组织协调现代化大生产所必须的素质。
“学而优则仕”意味着必须由这样的人当官掌权——必须由只有书本教条、没有客观实践、只懂得应对主观世界、不懂得应对客观世界、不懂也不可能懂客观规律的人掌握受客观规律支配、足以改变社会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总之必须由最不具备当权素质的人当权。这跟让小孩子掌管核武器，让醉鬼疯子掌管汽油库弹药库没什么本质区别。这完全违反认识论规律、颠倒理论与实践关系，本末倒置荒谬透顶。
2.这个体制毁灭了知识界，扭曲了社会价值观，扼杀了无数中国人发明创造的动力于无形
“学而优则仕”使文人只有两个命运：要么“范进中举”，要么当孔乙己——要么飞黄腾达，要么穷困潦倒。如此天壤之别决定文人别无选择，只能以考试当官为唯一出路，只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应试书”——一切只为应付考试，只学习与科举考试有关的书本理论，根本不管社会需要的真才实学。既然不管社会需要的真才实学，文人就无法在社会上谋生、就只能靠政权寄生，就成了完全脱离社会的寄生怪胎——北大教授李零指出：“其实读书人根本就不是一种人，很难靠这种漂亮话给他们定位”、“中国读书人有个高贵头衔‘文人士大夫’”、“就是他又是个官又是个学，模棱两可的一个词。学者都是预备役的官僚，摩拳擦掌，就像我们少先队说‘时刻准备着’，当官才是终极目标，当不了啦或者下来了才以隐逸自高”、“中国读书人都断不了做官的念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高不是读书本身有多高，而是读书才能做官，除了皇上他们就是当时的成功人士、人上人”。
(就以张维迎为例——虽然声名赫赫，但究竟有何了不起的“成就”？除了当上文科考试冠军、拿到最难得的外国奖学金之外还有什么可吹的？他对中国究竟做出过什么贡献？别的不知道，只知道他的“腐败是次优”对贪官腐败横行大有贡献;“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对假药横行大有贡献。别看他整天鼓吹市场经济，他这样的在市场上谁会雇用？如果不是朝中有人拿老百姓的税收豢养着，他还能神气活现吗？——不信让他到外国试试，看谁把他真当经济学家供起来。“市场经济学家”最没办法靠市场生存，完全靠政府权力生存——可见“学而优则仕”下的文人考试冠军是根本没办法靠社会谋生、只能靠政权寄生的怪胎。)
当整个文人层、整个社会都以“读书做官”为正途、从上到下自动贬低排斥一切与读书做官无关的知识时，还谈得上什么发明创造？西方国家最先搞科研的不是贵族也是有钱有地位无生存之忧的。而在中国，凡有点社会地位的允许子弟“不务正业”搞发明创造吗？——贾政能允许贾宝玉不读四书而去琢磨物理化学吗？说专制扼杀发明创造一点没错——以“学而优则仕”为核心的文人官僚专制不声不响就把不知多少代中国人发明创造的动力扼杀于无形。
3.这个体制使文人官僚必须扼杀一切发明创造
“学而优则仕”体制下，”文科书本理论考试优胜”(学位)是文人官僚赖以摆脱孔乙己潦倒命运、当官掌权飞黄腾达的唯一法宝。这样的客观存在决定文人和文人官僚必须把“文科书本理论考试优胜”(学位)作为判断一切的根据，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不允许有任何挑战。这也使他们充满了危机感和恐惧感，对任何可能的挑战都高度警惕、全力以赴。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文人和文人官僚容不得实践，容不得科学，容不得发明创造，因为实践、科学、发明创造会对“学而优则仕”的神圣不可侵犯构成直接威胁：
——只要脱离实际，再好的理论的客观实际效果也跟空话、废话、谎话没有本质区别。靠“学而优则仕”发迹的文人官僚只有脱离实际的理论，只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马上就会被证明为只有空话、废话、谎话的有文化的骗子，原形毕露威风扫地，不再神圣不可侵犯了。
——社会进步，文化知识必然普及，这马上就要对文人“无所不知”的神话构成威胁——鲁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文人)也跟着不尊严了。”
——社会进步的结果是知识爆炸。这爆炸的知识主要是自然科学的知识。文科类知识爆炸的并不多。知识爆炸的结果是原有的知识被稀释，文科的神秘性不再，重要性降低甚至边缘化。这就直接冲击了“学而优则仕”的神圣不可侵犯，威胁了文人官僚的权威。
——重视发明创造，就必然依靠实干实践有实际贡献的人，就必然对“学而优则仕”构成致命威胁——既然靠实干出身的人能管好国家，起码证明“学而优则仕”不是非有不可。然而其他人可以有退路，不当官还可能在社会上生存;文人和文人官僚却没有退路，不当官就只有重新当孔乙己。这是文人和文人官僚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绝对不能允许这种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威胁、确保“学而优则仕”的神圣不可侵犯，文人和文人官僚很自然欢迎如下措施：
——愚民。
——贬低实践。
——敌视污蔑老百姓。
——宣扬文科高于理工类自然科学。
——贬低发明创造实干的人(张维迎的”七一“讲话大讲发明创造，实际上通过专门赞扬外国人的发明创造来贬低中国人的发明创造——赞扬外国人没关系，抬高外国人地位对中国“学而优则仕”没有威胁，而赞扬中国人就对文人和文人官僚的地位有威胁了。)
——用繁琐哲学和文字游戏把文科类知识搞得复杂无比，显得极其深奥神秘，让人望而生畏、望而生敬——贺卫方说，“法律行话”是“黑话”，“外行人一看，脑袋立马就大了”，“对于外‘行’人而言，这种符号足以激发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好奇、尊重或畏惧一类的感觉，如此就可能在内外之间划界，有时甚至可以强化某种行业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南方人物周刊》说，“数量经济学学者有意以数学公式阐释思想。其时，懂数学的传统经济学者不多，大多头痛于数学符号。真理幸运地躲进了枯燥无味的数学公式，逃过了意识形态的责难。” 茅于轼说，“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
所有这些无不产生一个客观效果——扼杀中国的发明创造。
4.这个体制使文人官僚必然热衷于内斗，必然使社会停滞不前
“学而优则仕”体制使文人和文人官僚只会空谈理论，不具备任何实干能力。这样就不可能有任何实干成绩。没有实干成绩，要升官就不能用自己的成就证明自己，只能靠挑别人毛病来证明自己——把别人干掉，给自己腾出地方。(把“专挑别人毛病、踩着别人往上爬”说得好听一点，就叫“有批评精神”、“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的”，用《南方人物周刊》的话说就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学而优则仕”体制内都是文人官僚，人人都如此，自然只能内斗不休。人人都憋着劲靠抓别人把柄往上爬，那谁干事谁倒霉——只要干事就必有失误，必有把柄可抓;什么也不干，当然什么失误也没有，什么把柄也没有。结果只能是逆向淘汰——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乱的。(说“中国人好内斗”，那是文人和文人官僚带出来的，是“学而优则仕”体制造成的。)官场如此，整个上层建筑必然如此，结果必然是社会停滞不前。
5.这个体制使文人必须结党营私，排斥一切非文人。
对“学而优则仕”体制的高度依赖使文人和文人官僚充满危机感。共同利益使他们对任何人都不放心，对任何非文人都极端排斥。不管内部如何争斗，对外高度一致——一切首先划清“文人”、“非文人”的基本界线，然后才按其他分小圈子。
6.这个体制使文人和文人官僚不能容忍政权除了养自己之外做任何事
只要做任何事，就需要跟客观世界打交道，需要遵循客观规律。完全脱离实际、只有会玩弄书本理论的文人和文人官僚自己干不了，一干就要砸;让别人干又不愿意，因为如果干成了就会威胁“学而优则仕”的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使外来侵略也如此——抵抗不如“花钱买平安”。
张维迎说中国宋代是“最具创造力的时代”，大错特错。宋代起中国全面实施科举制、彻底实行“学而优则仕”体制。结果：
——宋朝之后、新中国之前中国再无“四大发明”那个级别的发明创造，再无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那个级别的思想家，再无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那个级别的的伟大建筑——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全部出现在宋朝之前;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等全部诞生于宋朝之前;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个发生在宋朝之前，只有一个“活字印刷术”发生在程朱理学刚开始嚣张、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渗透巩固泛滥成灾的北宋。
——中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残害妇女的陋习——“三从四德”、妇女裹小脚大规模泛滥于宋代。此后代代不衰持续到民国。真正彻底禁绝最终消灭了这一丑恶的是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
——宋朝起文人全面压倒武将，秦桧压倒岳飞(“高俅”陷害“林冲”)。当年经济实力世界第一、独霸火药火器、武器先进程度世界第一、军队数量世界第一、科技文化世界第一、代表“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的宋朝被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己的辽、金、蒙古轮流欺负得抬不起头来，一代又一代靠割地赔款混日子苟且偷生，“大宋”=“大送”，最终灭亡：“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明朝以刘大夏为代表的文人官僚私自将郑和出海地图资料销毁，蓄意破坏中国对外开放。中国自明朝起错过了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机遇，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机。从此中国一路下坡，越来越落后，挨打不断，几乎灭绝。
所有这些证明以“学而优则仕”为核心的文人官僚体制才是真正阻碍中国发明创造发展的罪魁祸首。张维迎空把一切都归咎于“不自由”，实际是掩盖这个事实，让人们不知不觉忘记追究这个体制的历史责任——这个开脱历史责任的水平高不高？
五、组建当代“东林党”的水平高
要维护“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官僚体制，光靠欺骗不行，必须有权力权术。要搞权力权术就必须结党营私，就必须划小圈子。自古以来是文人就必拉小圈子，最著名的是明代“东林党”。
张维迎只煽动性地说了一句：“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仅仅一个“使命”、“责任”、“‘北大人’的称号”，就一下子把“北大人”变成了一股政治力量，变成了不叫东林党的东林党——明有“东林党”，今有“北大党”。这组建当代“东林党”的水平高不高？
张维迎短短一篇讲话内容何其丰富——反共、吹捧洋大人、信口开河胡搅蛮缠、推卸开脱历史责任、组建当代“东林党”……一样不漏，水平高超，不愧当代“公知”之翘楚，“精蝇”之楷模。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