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政治属性
陈明凡
历史虚无主义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政治主张和政治目标，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度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都极力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主张中国向资本主义转轨。历史虚无主义也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国际思潮。自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这种思潮就曾多次泛起，并同西方敌对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舆论攻势及“和平演变”策略相配合。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思潮的泛滥曾达到巅峰状态，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是社会大变革时期腐朽力量反对进步力量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必然反映。本文将从几个不同维度来解析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属性和本质特征。
一、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大变革中的政治立场
在人类历史上，每当在旧社会母体内孕育成熟的新社会降生时，旧社会的维护者总要对新社会百般丑化和否定，对已经死亡的旧社会依恋不舍，幻想重建昔日“天堂”。在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时，一些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就曾对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大加挞伐，把资本主义的诞生说成是人类的灾难，宣称只有重新回到封建社会才能使人们摆脱痛苦。他们疾呼：“让财富和商业、法律和学问全部死去，只把我们旧日的贵族统治仍然留给我们。”为了欺骗劳动人民，他们还荒唐地打出社会主义旗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种封建社会主义思潮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其言论“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改革大潮中再一次显露出勃勃生机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上述历史现象的再现。那些一心向往资本主义的人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对业已死亡的旧社会制度及其代表人物称颂有加，认为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李鸿章、袁世凯等人也功不可没，而对战胜黑暗、迎来光明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闭口不谈新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流，抓住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挫折和失误不放并极力夸大，甚至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把社会主义新社会描绘为灾难重重、民不聊生，以此论证社会主义不但不如资本主义，甚至不如解放前的旧社会。有人将新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概述为“整个社会就逐渐陷于紧张、痛苦、匮乏、沉默、贫穷以至到最后的‘史无前例’的动乱之中”。还有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前景作出了耸人听闻的预言：“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有人作了一个很可怕的比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拥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这里所说的“人家”，当然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者旨在说明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社会主义只有落后性，过去封建主义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如果坚持社会主义将会导致中国的再次落后，必须赶快朝资本主义方向转轨，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政治诉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然会遇到许多前人从未解决过的历史性难题。建设新社会不可能一帆风顺，领导这一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对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需要有一个探索和认识的过程。过去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也要从建设中学习建设。毛泽东一再强调全党都要重新学习，学习就是要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毛泽东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犯的各种错误，正是为探索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所付出的代价。对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失误，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分析，从中吸取教训，不应肆意夸大，以偏概全，并以此否定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列宁指出：“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反复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列宁的这段话正好击中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和飞跃。面对这一变革，各种政治思潮都要作出自己的评判，表明自己的立场：或是肯定或是否定，或是支持或是反对，或是为新社会的诞生鼓与呼或是为旧社会的死亡鸣不平，由此可以判断出各种政治思潮的属性和本质。有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为掩盖其替剥削阶级辩护的真实意图，往往打着人道主义旗帜，将其反对社会变革的主张说成是为了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感到迷茫。列宁告诉我们一个科学的辨别方法：如果一时看不清某种政治集团、社会势力的政治主张的真实意图，那就应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否定社会主义新社会、主张走历史回头路的言论，违背了在社会大变革中获得解放、上升为国家主人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反映了在社会大变革中失去权力和财富的剥削阶级和殖民主义者的期望，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政治立场。
二、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回答
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关系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切身利益。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都会摆到人们的面前，成为各种不同政治势力、不同政治思潮斗争的焦点。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分析中国国情，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作出了正确的选择，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却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出的选择，认为中国社会的演变和走向脱离了“近代文明的主流”。
首先，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借口“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极力否定革命，力主改良。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否定改良，并且认为在革命条件尚不具备时，原有政权实行某种改良措施，只要能够给劳动人民多少带来一些好处，总比不改要好。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进程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的飞跃。改良只能是量变，革命才是质变的表现形式。没有革命，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社会不可能实现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飞跃。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著名论断。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却认为，改良能促使社会进步，革命只能使社会遭到破坏，“革命可说是一种能量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据此提出“告别革命”论。这种思潮认为，革命压制了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因而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他们只承认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传入中国，对长期受封建主义思想束缚的知识分子是一次思想启蒙，却不承认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步被人民所认同、所掌握，更是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是在革命过程中实现的。列宁说：“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正是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潮中，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摆脱了陈旧观念的束缚，接受了先进思想的武装。中国人民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是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这正是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用个性解放来否定革命同样是站不住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个性与社会性是相统一的。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没有社会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个性的解放，而没有推翻剥削阶级的革命，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解放。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能有个性解放吗？“告别革命”论者认为，通过改良能使社会变好，逐步实现现代化，又能避免流血牺牲，应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在他们看来，只要通过改良，逐步去除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会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获得自由发展的机遇，而革命只会使这种机遇丧失，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阻断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路径，而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不能成为富强的国家。这个逻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旧中国，如果不搞革命而走改良之路，改良的筹划和实施只能由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来掌控，他们是决不会让中国发展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因为殖民体系的存在，是以保持殖民地国家的落后状态为前提的。毛泽东早就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始终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历史已经证明，在保持原有社会基本制度的条件下，任何的改良都无法改变中国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命运。
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后，中国再次面临发展道路的选择。毛泽东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认为，新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误入歧途，认为当初应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完成资本主义社会所完成的历史任务。如果听从了他们的主张，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必然会被边缘化，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而执政的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同经过革命洗礼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实行阶级合作，刚刚获得翻身解放的工农大众也绝不会心甘情愿地再回到受奴役、受剥削的地位，这样就会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可避免。因此，认为新中国应当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是违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已不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舍此没有别的选项。正是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迅速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使广大人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投入到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地研制了“两弹一星”，极大地振奋了国威、军威，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些事实都充分地证明，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后，围绕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是向资本主义转轨这一根本性问题，各种政治思潮激烈交锋。历史虚无主义更是喧嚣一时，它否定中国共产党，污蔑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抹黑社会主义历史，其意图是：通过改革，去社会主义化，行资本主义化。对此，邓小平曾多次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他指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对于这个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大问题，有人却作出了另类的回答：回到半殖民地也没什么不好。“如果没有英国近一个半世纪殖民统治，就不会有香港今天的繁荣……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可见，这类人不仅自己愿意当外国人的奴才和走狗，还企图把全体中国人绑到奴才的队伍中。还有人说，如果中国人民不进行反侵略斗争，“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不妨设想，如果西方殖民主义者帮助中国的经济像我国的香港地区或日本一样发达，那么拥有辽阔国土和众多人口的中国经济规模会有多大？西方大国会帮助一个殖民地国家超越自己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吗？这种“殖民地强国论”不过是诱骗民众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饱受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苦难，经过浴血奋战才获得独立的中国人民决不可相信这种连鼓吹者都不相信的鬼话。
总之，历史虚无主义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观点和主张，不符合中国国情，是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相违背的。若按其主张行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化为泡影。
三、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客观进程，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新生的社会制度必然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却与此相反，它否认历史进程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它按照自己的意志篡改历史，把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说成是“百年疯狂与幼稚”，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描绘成一部灾难的历史。英国经济学家罗思义在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时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为何中国取得了非凡的经济和社会成就以及明显可实现的中短期目标后，中国国内外势力有时仍要对此予以否认，反而企图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方式歪曲事实。《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是一个著名的故事，主人公通过镜子观察到的现象与现实世界都是相反的。”这段话从认识论视角揭露了历史虚无主义思维方式的谬误。
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虚无主义则认为，历史是由统治阶级创造的，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只能由西方国家的侵略者及其代理人来安排，人民起来革命只会对社会起破坏作用，人民也不能成为建设事业的主体。“告别革命”论者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了这样的评说：“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对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推动历史进步的倒是掌握经济的剥削阶级，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起推动的作用的不是奴隶革命、农民革命，而是努力发展经济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本家。”这是剥削阶级的英雄史观的典型表述，是对被压迫阶级革命斗争的全盘否定，这也是几千年来阶级社会的“天经地义”。马克思主义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上述论点却要把端正过来的历史再重新颠倒回去。电视片《河殇》用这种剥削阶级历史观审视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农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着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道：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不断提高国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当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长期重要任务，但不能因此否定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担当起国家主人的重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发挥出的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建立并发展到今天。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社会主义“早产论”，认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这正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的老调重弹。从哲学观点看，历史虚无主义在这里又从唯心主义滑向了机械唯物主义，这是因为二者的社会历史观具有相通性。电视片《河殇》在回顾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同普列汉诺夫的论争时作了这样的评述：“这位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跃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普列汉诺夫划出的巨大问号，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缠绕着社会主义阵营。”从这段评述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河殇》作者的立场和观点。201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一百周年，现在争论的焦点已经不是比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能不能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的问题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宣称，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舍此别无他途。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其他资产阶级政治思潮也宣扬这种观点。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是一个伪命题。实现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就在于能有效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
苏联曾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实现工业化，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在工业化建设初期，斯大林曾指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苏联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实现了这一目标，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把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从而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连苏联的敌人也无法否认苏联工业化取得的非凡成就。同样，新中国只用了六十多年时间就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了正在快步走向现代化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个目标。邓小平曾预言：“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事实面前，“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命题将会不攻自破，否定社会主义现实可行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会随之破产。
四、历史虚无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同质性和联动性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具有同质性和联动性，它们共同的政治目标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在西方敌对势力图谋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过程中，这几种思潮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历史虚无主义彻底否定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和平演变”创造前提条件；新自由主义鼓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并提供实现资本主义化的路线图；民主社会主义则致力于架设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以减少“和平演变”的阻力。
考察苏联演变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合流，成为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重要推力。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先泛滥，为“和平演变”鸣锣开道。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打开了闸门，这股思潮以全盘否定斯大林为突破口，进而否定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国家也借机开动宣传机器，掀起反苏反共的浪潮。面对日益严重的局面，苏共为了保全自身的执政地位，不得不采取措施压制国内出现的反社会主义思潮，迫使其转入地下，但这股思潮已经严重动摇了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此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而暗流涌动，时而冒出地面，一直持续不断。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奉行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并提出不留历史“空白点”。在戈尔巴乔夫的鼓动和支持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像汹涌的洪水淹没了苏联的舆论阵地，各种抹黑苏联历史、丑化社会主义、诋毁无产阶级领袖的奇谈怪论、政治谣言层出不穷，并可以公开地通过媒体广泛传播，而当有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提出某些不同看法时，却立即被苏联最高领导层通过《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将其定性为“反改革分子宣言”，遭到有组织的围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成为苏联亡党亡国的前奏。
当苏联社会主义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百般丑化、名声扫地时，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加快了向资本主义转轨的步伐。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苏联实行全面私有化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取消共产党领导体制，实行多党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继续奉行新自由主义，把国有企业变为股份制公司，向公民发放私有化证券，搞休克疗法，使国家陷入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当俄罗斯政府完成了从戈尔巴乔夫开始的向资本主义转轨的历史进程之后，新自由主义思潮由于毁灭了苏联，又重创了俄罗斯的经济，为西方国家反社会主义势力立了大功；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由于完成了架桥使命，失去继续存在的价值，悄然退出了政治舞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制造的种种谎言也在人民对历史的反思中开始逐渐地破产。历史的教训令人深思：为什么当一个开创了人类历史新时代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国家宣告解体时，没有出现人民抗议的声浪？除了苏共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之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长期对人民的思想毒害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人民有时需要在付出代价后，才能识破谎言，获得真知。
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在中国的命运同在苏联的命运完全不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西方敌对势力同样加强了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渗透，但受到了坚决的抵制。邓小平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为中国的改革确定了基调。邓小平还多次强调，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决不允许这种思潮自由泛滥。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潮。邓小平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共同的政治追求。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作出了科学评价，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公正评价，在事关中国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全党共识。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重要决议的通过，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国要保持几十年的政治稳定局面是不可能的。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再次指向中国，认为中国会成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多米诺效应的牺牲品，并寄希望于中国也出个“戈尔巴乔夫”。罗思义就披露了这个秘密，他说：“美国专业人士一直期盼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长期以来积极在中国活动，试图识别、联系和荐拔他们心目中‘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情况表明，只有将中国引向混乱和解体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才能被美国新保守主义舆论接受。”又说：“但在中国，因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这条‘和平演变’之路被堵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将‘进攻’次序倒转过来：首先破坏中国的经济，希望借此导致日益高涨的社会不满，从而打开决定性政治变革的大门。”正是美国“和平演变”策略的变化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再度活跃提供了可乘之机。新自由主义思潮为了实现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极力反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主张把国有企业卖光分光，从而彻底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与之配合，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否定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否定国有企业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作出的重大贡献。通过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过程中互动关系的分析，可以进一步看出历史虚无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属性。
总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项长期任务，只要国内外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存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不会偃旗息鼓，马克思主义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就绝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