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国人好内斗吗?
答：不是“中国人好内斗”，而是“中国‘公知’好内斗”。
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免不了内部矛盾。有矛盾就必然有斗争，在这点上中国人并不比别人更特别。
真正比别人特别、真正好内斗的是中国“公知”。
根据《南方人物周刊》给出的标准，“公知”必同时满足三条：
第一，文凭挂帅——“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
第二，到处插手——“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
第三，内斗成性——“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
天下360行，除了中国“公知”，还真没见过哪一行把“内斗”(尽管玩弄文字游戏称之为“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作为行规的——工农兵学商，哪一行会规定不会内斗就没资格干这一行?如此“内斗专业户”，全天下除了中国“公知”没有第二家。这难道还不特别吗?由此可见并非“中国人好内斗”，而是“中国‘公知’好内斗”——所谓“中国人好内斗”的恶名是中国“公知”强加的，是中国“公知”连累的。
为什么中国“公知”好内斗?——存在决定意识。“中国“公知”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中国‘公知’好内斗”。
按照《南方人物周刊》的标准，第一，普通老百姓没有资格当“公知”——没有高等教育文凭，够不上“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第二，学以致用干本行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等没资格当“公知”——跟自然打交道的专业，不可能整天不务正业而去搞什么“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第三，认同劳动、认同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没资格当“公知”——既然是服务，那就谈不上狂妄自大到处骂人训人，谈不上“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这样一算帐，“公知”只能是既不创造财富也不为创造财富服务、不干实事、不干正事、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到处插手、到处指手划脚、以内斗为职业的“喷子”文人。
文科类知识分子不直接创造财富。文人的生存之道只有两条：要么服务，要么寄生——要么服务于创造财富的人，要么寄生于创造财富的人。文人只要寄生于创造财富的人，那就是“公知”。别看“公知”整天忙忙叨叨，归根结底只忙三件事：第一，寄生;第二，证明自己有权寄生，第三，证明“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公知’寄生不叫寄生，叫‘尊重知识分子’”——搬出的理由、借口、花样可以千变万化，结论却万变不离其宗：“万般皆下品，惟有‘公知’高”;老百姓应该捧出自己的劳动血汗，跪在“公知”面前说：“我们的‘公知’，请用吧!”“圣明的‘公知’，请训话!”“伟大的‘公知’，统治吧!”——“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
“公知”能够诞生、能够存在、能够得势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制度的产物——“公知”体制。
“公知”体制说白了就是“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需要实践，不需要实际，不需要实干，单凭书本、理论、文凭、搬嘴弄舌等主观夸张就可以不但高人一等享受特权，而且可以执掌权力支配别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命运。
这样的体制决定“公知”必然好内斗。
首先，“公知”不能容忍“实践出真知”，甚至不能容忍“实践”二字——“公知”体制本身意味着可以只要书本，不要经验，只要理论，不要实践;可以用理论取代实践。但对“公知”来说，“可以没有实践”还远远不够——“可以没有实践”意味着还“可以有实践”。而只要“可以有实践”，那就意味着“可以不要‘公知’”，这就不可容忍——只要认同“理论离不开实践”，甚至只要认同“实践不可缺”，那只有空头理论，毫无实践成果、只会空谈、不会实干的“公知”就没资格高人一等享受特权了。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公知”绝对不能容忍“实践出真知”，绝对要确立“理论出真知”、“书本出真知”的神话。这就是“公知”的内斗之源。他们整天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只有一条：把“实践出真知”踩在脚下，把一切靠实践实干谋生的人踩到脚下。他们搬出的一切理由、一切根据都是借口，真正目标是“理论压倒实践”、“书本压倒经验”、“空谈压倒实干”，以便确立“公知”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内斗。
其次，“公知”只能以内斗为职业，不内斗就不能生存——“公知”无法靠创造的财富来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无法靠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来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无法靠肉麻吹捧说漂亮话来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因此只能靠精心设计的内斗来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摆出一副专家模样，专门引经据典对别人吹毛求疵横加指责、把人家唬住，让别人弄不清虚实、以为“公知”真的高人一等，真的有本事有学问离不开，真的必须用老百姓的血汗供着——不能证明自己高，就得证明别人低;不能拿出事实证明自己正确，就得挑出毛病证明别人错误;不能靠自己的成就当官升官，就得找别人的毛病把别人赶下台为自己扫清道路……也可以说，“公知”把“内斗”作为“特殊商品”强加给社会：我既不提供商品也不提供服务，只提供内斗(用“公知”的语言叫“批判”)：工人靠做工生存，农民靠种地生存，军人靠卫国生存，科学家靠科研生存，医生靠治病生存，“公知”靠“批判”(内斗)生存。“批判”(内斗)就是“公知”的“商品”、“公知”的“贡献”、“公知”的存在价值。
“公知”毫不讳言就是要以内斗为己任——“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南方人物周刊》)、“真知识分子应该敢于批评人民”、“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什么人不能骂，才是一个正常国家”(人大张鸣)、“知识分子应该是自由的、批判的、独立的、先行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的，如果他不批评他就不要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一群永远在批判现实的人”(许小年)、“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王晓阳)、“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高贵的灵魂“(周炯然)、“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朱学勤)、“要把他们培养成美国时代周刊中所鉴定的那种知识分子，那就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郭世佑)、“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知识份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知识份子最大的贡献是保持异议”、“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批判现实，通过批判现实推动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是社会的批评者”、“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经常详加审查，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知识份子倾向批判社会，与政治权威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以笔为枪，以口舌之利，针砭时弊，借古讽今，通过批评社会而传播着自己心底的理想与原则”、“甘冒风险，敢于点破挑明。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激浊扬清、匡正时弊”、“点破挑明，说出真话，道出真情，亮出观点，积极影响着这个社会”、“不附势，不媚俗，不哗众取宠，不随波逐流，时时保持独立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有科学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批判精神、崇高信仰、承担道义的理想主义者” 、“批评才是最好的爱国”……
“公知”说，这仅仅是“善意的批评”，不是内斗。这是诡辩狡赖。
1.批评是“与人为善、与错为敌”、纠正错误，教育本人——用批评证明对方某事错了，应该改正。只要改正了错误，就达到了批评的目的。毛泽东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公知”的“批评”则要置人于死地——“脑残”、“智障”、“愚民”、“低端人口”、“垃圾人口”、“上智下愚”、“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贫富分化天然合理”、“你穷是因为你懒”、“你穷是因为你笨”、“你就不配活着!”、“改革代价”、“对待刁民不能手软”、“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天性懒惰、懦弱、不思进取、道德堕落的国度”、“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下岗工人根本不值得同情”、“穷是罪恶。如果一个人活成了下层人，那就是活得最失败的人，被淘汰的人，有什么可表扬的呢?”、“农民穷，活该!”“下岗人员有个通病，就是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极幼稚与太不成熟的人民”、“朱日和阅兵违法最高检察院應提起检察”、“律师喊话《战狼2》：使用虚假护照涉违法”、”吴京心理变态“、“施虐狂”、“贩卖血腥“、”煽动暴力狂热“(同一批“公知”，对在日本投降纪念日之际故意穿二战日本侵略军制服在上海抗日遗址挑衅捣乱的“精日”汉奸却置若罔闻，他们拼命标榜的“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全部变成了缩头乌龟)……
鲁迅说:“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公知“的这些批评“无不是为了给对方“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证明对方生来低贱，甚至根本不配活着——有这样存心置对方于死地的“善意的批评”吗?
2.批评一定对事不对人，一定是针对人后天出现、可以纠正改变的东西，如迷信，主观、武断、片面、轻率、自私……而只要可以纠正改变，那就是非对抗性矛盾。
“公知”的“批评”从来对人不对事，一定是针对人先天已有、无从纠正改变的东西，如“脑残”、“智障”、“愚民”、“劣等”、“低端人口”、“垃圾人口”、“上智下愚”、“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既然被批评者做什么都徒劳、都死路一条，那就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
3.批评只适用于人民内部，适用于有共同奋斗目标的集体内部。而“公知”跟任何人都没有共同奋斗目标，不认同任何集体——文科专门跟人的主观世界打交道。文科类考试是主观忽悠大比赛，要成功只需要处心积虑全力以赴对付当权的人——考官，谁能忽悠住考官谁优胜。这样的体制只需要对付人的主观世界，不需要对付客观世界;只需要对付少数人，不需要对付多数人;只需要主观发挥，不需要掌握客观规律;只需要闭门读书，不需要接触社会;只需要个人奋斗，不需要集体协作;一切成就全部归功于自己的个人奋斗，只感谢自己，不感谢其他任何人。从这样的体制里颖脱而出的“公知”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只有个人事业，没有集体事业;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必须把老百姓踩在脚下，因此只有敌对共同体，没有利益共同体;只有敌人，没有朋友;只有个体，没有集体;只有相互利用，没有志同道合;只有勾结，没有团结;与任何人的关系都不过是赤裸裸的利益利用关系。这样的关系根本不存在“善意的批评”。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周期性动乱?“公知”当政。
“公知”的奋斗目标从来是“学而优则仕”——北大教授李零说：“中国读书人都断不了做官的念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高不是读书本身有多高，而是读书才能做官，除了皇上他们就是当时的成功人士、人上人”、“学者都是预备役的官僚，摩拳擦掌，就像我们少先队说‘时刻准备着’，当官才是终极目标，当不了啦或者下来了才以隐逸自高”。
只要“学而优则仕”，“公知”当政就不可避免——只要只认理论、只认书本、只认文凭，那谁也比不过”公知“。而“公知”只要得势，就一定发挥内斗专长把一切非文人出身的异己全部赶走，使政权最终彻底“知识化”即“公知化”。
政权“公知化”意味着走向腐朽崩溃。
为什么?因为“公知”不具备任何管理社会的素质，更不具备组织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素质。
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金一南说：“五角大楼曾经对美军一批军官做过这样的调查，军官的经验、阅历和才智在军官表现中占多大的比例。最后发现当压力比较轻的时候，军官的表现好坏几乎全部来自于才智，就是智商、学历、聪明不聪明等等。但是随着压力的增大，才智占用的比例逐步减少，阅历的比例逐步增大，当压力达到一个足够的量级，军官表现好坏，几乎全部来自于阅历，几乎与才智不相关。当压力达到足够的量级的时候，军官表现的好坏，与才智毫不相关，都是阅历。你的经验，你干过和没有干过，这是关键的，而不是学富五车，跟博士硕士都毫不相关，你的本能来自于阅历的反应。”
指挥军队必须能应对压力，管理国家更必须能应对压力。指挥军队离不开阅历经验，管理国家更离不开阅历经验。而“公知”最不可能具备的就是阅历经验——“学而优则仕”的文人教育体制决定“公知”不可能具备任何实践经验、任何阅历经验，任何集体主义团队精神、任何组织性纪律性，任何群众观点，任何凝聚，任何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任何组织指挥协调、分工合作和应急应变的能力。而只要脱离实际，再好的理论客观效果也与谎话、空话、废话没什么不同。让这样一群没有经历、没有实践、没有凝聚、没有组织能力、只有等同于谎话、空话、废话、不具备任何管理社会的素质，更不具备组织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素质 的“公知”来管理国家，结果只能是灾难。
这还不算。只要“公知”当政，就一定念念不忘把内斗进行到底——自己再不懂也要确保“公知”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也要坚持“理论压倒实践”、“书本压倒经验”、“空谈压倒实干”，把“实践出真知”踩在脚下，把一切靠实践实干谋生的人踩到脚下。一旦“公知”当政，中国人不内斗也得内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怕贼偷，就怕賊惦记”。有“公知”这号整天什么也不干，专门憋着劲整人挑毛病的内斗专家，任何人只要做事，就一定有毛病可挑，一定会被“公知”的“善意的批评”置于死地。在这种环境下要保护自己，只有啥也不干，也挑别人毛病，结果一定是干事有罪， 整人有功，不干事的整干事的，空谈的整实干的，动嘴的整动手的，脱离实际的整身处实际的，大干大错，小干小错，不干不错，越干越错——给人的假象就是“中国人好内斗”。所以说不是“中国人好内斗”，而是“中国‘公知’好内斗”。“中国人好内斗”是“公知”强加的，连累的，逼出来的。等到政权从上到下全部不干实事只顾内斗的时候，那就是政权瓦解崩溃的时候。(也是崇祯这样的亡国之君猛然醒悟“诸臣误我”、“文臣人人可杀”的时候。)
为什么“中国人好内斗”?因为“中国‘公知’好内斗”。
为什么中国周期性动乱?因为“中国‘公知’好内斗”。
为什么“中国‘公知’好内斗”?“学而优则仕”的“公知”体制——归根到底是体制问题。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