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黄河大合唱》是一种危险
郭松民
恶搞《黄河大合唱》的视频突然开始在网上流传，这一类的表演是如此无聊、下贱，以至于我不愿意在这里复述。
一个健康的社会，总是由此岸和彼岸构成的。
此岸就是我们现世的、可触可感可欲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打情骂俏、生儿育女、赚钱养家，等等。
彼岸，则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有崇高，有神圣，有先烈，有关于未来世界的美好蓝图，等等。我们通常把彼岸过分简单地概括为两个字“信仰”。
彼岸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在有生之年我们也只能对之遥遥相望，但彼岸规训着此岸的生活，赋予此岸的生活与意义。
如果失去了对彼岸生活的敬畏与向往，则人类在此岸现世生活，和动物世界相比，将毫无高贵之处。
一只狐狸，绝对不会“为了实现美好理想”放弃眼前的一块肉，这是只有人才能做到的事情。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狐狸也往往会因为贪图这块肉而落入陷阱，它漂亮的皮毛会被贵妇人做成披肩。
彼岸对现世生活的规训，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引导，还是毛主席说的最透彻：“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正是因为彼岸有如此功能，所以，在一些人看来，彼岸的存在就妨碍此岸，也就是现世的享乐和“自由”，于是就有必要用恶搞的方式将其摧毁。
这里的逻辑是简单的——只有当高尚不再高尚，卑污才不再卑污；伟大不再伟大，渺小才不再渺小；崇高不再崇高，下贱才不再下贱。
当“保卫黄河”的怒吼化身为“年终奖”的嚎叫，当邱少云烈士化身为“烤肉”，当狼牙山五壮士悲壮的跳崖化身为滑稽跳水的时候，今天的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恣意妄为呢?
恶搞，还折射了当代文化心理的一个显著特征——愚妄！
人们居然认为“繁荣”可以永远存在，“好日子”永远不会消失，所以再也不需要绷着自己了，再也不需要背负什么了，再也不需要对先辈的奋斗与牺牲表示敬畏了——我们可以把一切都抛弃，赤身裸体，无牵无挂，酒池肉林，纵情欢歌。
不过，我不愿意过多指责视频这些恶搞《黄河大合唱》的职场年轻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抛弃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是当下主流恶搞文化的受害者。
他们就像丛林中那只快乐的、饥饿的狐狸，不知道眼前那块浓香四溢的肉不能吃。
真正需要被谴责的，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主流文化精英，他们对我们彼岸世界的恶搞、拆解，已经进行了快四十年了。
曾经在网上看到央视主持人自己的“内部晚会”，几乎囊括了央视所有名主持，包括看上去法相庄严的敬一丹和煞有介事的白岩松。
他们戏仿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程式，对几乎所有的红色经典，如《歌唱祖国》、《国际歌》等都极尽恶搞。
现在各个公司年会上的恶搞，不过是对央视恶搞的模仿罢了，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恶搞正是从主流开始的。
当《建国大业》让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说出今天公知的语言，让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毛泽东自证“我不懂经济”时，难道不是一种恶搞?
当《建军大业》把对建军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三湾改编”、“古田会议”放到结尾的彩蛋中一笔带过，把“建军大业”拍成了“血战三河坝”，这不是一种恶搞?
现在被吹的天花乱坠的《无问西东》，对清华的买办传统无限深情，对革命传统各种黑化，难道不是一种恶搞?
恶搞，不仅是从主流开始的，而且也得到主流的鼓励。
面对一些不懂事的年轻人恶搞《黄河大合唱》，高踞在评委席上宋丹丹说什么呢?
“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节目，我真的觉得太需要拿一些严肃的东西来调侃，我们缺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调侃的，非常好玩。”
文艺的裁判权掌握在支持恶搞的宋丹丹之流手里，恶搞的泛滥还有什么奇怪呢？为什么这么多电视综艺节目的评委，没有一个是有最起码是非标准的人？
今天我们的彼岸已经一片废墟，不立法甚至不能保护英烈名誉就是证明。
彼岸既成废墟，现世世界的人们就失魂落魄，快速腐朽。
前两天，我的另一个公号“郭松民散兵坑”连载了黄纪苏老师的话剧剧本《我们走在大路上——近三四十年的社会心理史》——我一直认为，这是一部实际价值远远高于其社会影响力的作品。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失去彼岸之后的中国社会众生相——它是如此的逼真，纤维毕现，以至于很多人都不敢揽镜自照。
恶搞《黄河大合唱》是一种危险。
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的马克斯·韦伯，在1895年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一篇著名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其中曾严厉批评了德意志民族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
什么是“软乎乎的幸福主义”?
按照韦伯的解释，就是只要过“好日子”就行了，别的都无须多想。附着“幸福主义”之上的则是一种“懒洋洋的乐观主义”，即盲目相信无限的增长和自发的博弈会自动化解一切矛盾，社会上弥漫着及时行乐、沾沾自喜、快富先富的氛围。
但韦伯认为，沉醉于这种心理状态的社会潜伏着巨大的风险。
当时德国已经在普法战争中击败了法国，完成了国家统一，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在科技和文化，特别是国民生活水平及基本教育素质方面，还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德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
而在韦伯看来，德国固然处于历史上最有希望的时刻，但同时也处于历史上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
韦伯在演讲中指出，德国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就是要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而斗争。但当时的德国却还没有一个阶级、一个阶层在政治上成熟到可以代表本民族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程度。
容克地主不行，他们代表的是极其落后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也不行，他们梦寐以求的不过就是有个强权来保护自己，并时刻准备在国内出现动荡时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工人阶级也差得很远，他们没有自己的坚强组织，也没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基本上还是一群庸众。
韦伯指出，在德意志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还有许多严峻的挑战。国内贫富差距巨大，国际上和英、法、俄等列强的摊牌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这种时候，德国最需要的心态是准备迎接斗争，可在德国社会弥漫着的却是要踏踏实实地过“好日子”的气氛，这是自欺欺人，非常危险。
韦伯因此大声疾呼：德意志民族远没有到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相反，如果没有更高的政治目标来统摄德国的未来发展，那么眼前的繁荣就会成为过眼烟云。
韦伯认为，摆在德意志民族面前的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加紧打造一个新的“政治民族”。
所谓“政治民族”，就是指要善于从民族复兴这样一个政治目标的角度，而不单单是从消费水平、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自身前途的民族。
韦伯断言，有这样一种思考习惯的民族，才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才有可能在未来的航程中避开暗礁险滩，战胜惊涛骇浪。
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韦伯的对德意志民族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在韦伯演讲后5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德意志民族甚至不能识破希特勒这样的骗子，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几乎万劫不复。
以恶搞《黄河大合唱》为标志的“恶搞文化”蔚然成风，意味着“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懒洋洋的乐观主义”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恰恰也是今日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情景。
毛泽东主席曾经把中华民族的政治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恶搞文化的勃兴，又严重地降低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思维能力。
中国能够避免德国的命运吗?中华民族能够比德意志民族更成熟吗?
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有效地和恶搞文化及其背后的力量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
还是毛主席的名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