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原则与我们的现实选择

刘润为

170年前《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丽日出！它照亮了欧洲，照亮了全世界。

《共产党宣言》也可以叫作科学社会主义宣言。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凝练而优美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成为启发无产阶级觉悟、指导无产阶级解放的“圣经”。《宣言》明确指出，这些原则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消灭私有制。这就是说，消灭私有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共产党人带领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阶级进行伟大斗争的最高纲领或最终目标。倘若不承认这一条，那么无论你对被剥削者寄予怎样的同情，也无论你怎样主张公平和正义，也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身处私有制的时代，却能科学预见到私有制灭亡的未来，发现消灭私有制的社会力量和实践路径，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之处，就是他们的思想能够挣脱现实存在有限性的高蹈之处。这种伟大和高蹈，并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和认同的。不但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那个时代如此，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前些年，一位著名哲人在一篇文章里说，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了财产的争夺，那个社会将会变得多么枯燥乏味。我们党内的一位老同志也在《炎黄春秋》上公开讲，怎么能消灭私有制呢？那是万万不可的。我真不知道这位老同志既然持这样一种立场，还要继续待在共产党里干什么？今年初，周新城教授因为重提了一下《宣言》中的这句话，即遭到有组织的大规模围攻。凡此种种质疑消灭私有制的情绪，从认识论上说，都属于“井蛙不可以语海”现象。一只深陷私有观念之井的青蛙，怎能知道共产主义大海的宽阔呢？从价值论上说，则属于“鸱得腐鼠”现象。据《庄子》的《秋水》篇载，一只鹓雏，即一种类似凤凰的鸟，从南海飞往北海，一路上非梧桐不栖、非竹果不食、非甘泉不饮。有一天，一只鸱，也就是一种类似猫头鹰的鸟，得到了一只发腐的老鼠，恰好这时鹓雏正朝它所在的方位飞来。鸱以为鹓雏要来抢夺它的腐鼠，于是就仰起头来，向着鹓雏发出恫吓的吼叫。自己对腐鼠这样的财产具有强烈的占有欲，便以为别人也有同样的占有欲，进而认定私有制永世长存，这在心理学上叫作投射效应。我们共产党人不是鸱，而是志行高洁的鹓雏。我们绝不是要把腐鼠一类的财产抢过来供自己享用，也不是剥夺人们占有财产的权力，而是要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真正实现全人类对于财富的共同控制，并且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创造出更多更有质量的财富，从而满足所有人的正常需要，使全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不但是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也是对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解放。同志们可以想一想，一个像吴小晖那样终日被贪婪支配、沦为金钱奴隶的人，能有真正的自由吗？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具有实践品格的人道主义。然而，那些偏执的私有者以及他们的帮衬者们对解放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非但不领情、不买账，反而发出充满敌意的恫吓，可见他们的狭隘、僵化和鄙陋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如果说《宣言》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为《宣言》所写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则为我们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把握《共产党宣言》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6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从这一方法论原则出发，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于科学社会主义，是确定性与应变性的辩证统一。确定性的一面，就是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应变性的一面，就是在运用这些原则时坚持以现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一方面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提醒全党不要忘记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不能丢掉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一方面又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经过30年建设、30年改革后的中国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我们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事实毋庸置疑地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或者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新时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化，得到更实在、更清晰、更让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受到鼓舞的显现。

《宣言》所提供的方法论原则教导我们：消灭私有制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就像黄河东入大海要经过九曲十八弯一样。这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多变性所决定的。为了消灭私有制这一终极目标，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些曲折、经历这些曲折，在特定阶段甚至还要在可控范围内发展一下私有制，正所谓“欲取之，必先与之”。历史的辩证法向来如此，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我们不顾现时的历史条件，超越阶段，脱离实际，企图在一个早上就把私有制消灭得精光，那就是一个幼稚的社会主义者，就会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从而在实践中招致失败，甚至越干离消灭私有制的目标越远。

《宣言》所提供的方法论原则还教导我们，绝不能拿原则作交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5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要理直气壮、落落大方地亮明消灭私有制的最高纲领。如果我们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在眼下的诱惑和威胁、困难和挑战面前忘记甚至抛弃消灭私有制的最高纲领，就会成为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就会像浮萍一样随波飘荡而不知所终，就会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中丧失一切凝聚力和号召力，就会葬送近百年来党和人民用奋斗牺牲获得的一切，就会把中华民族复兴之舟驶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的气焰之所以日渐嚣张，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极大的混乱，给改革开放带来极大的破坏，从党内来说，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一些同志对消灭私有制这一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采取了一种羞羞答答的态度。前车之覆，当引以为鉴，而且要鉴之又鉴。

有些同志担心亮明消灭私有制的最高纲领会干扰我们党的统战工作，这是没有根据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搞了统一战线，但是并未因此而卷起自己的旗帜，而是继续公开自己的性质、宗旨和目标。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使自己陷于孤立，反而把民族资本家阶级、中小地主阶级甚至国民党中的爱国力量都团结在了我们党的周围，形成了最广泛、最深厚的抗日统一战线，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而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相反，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党听从了王明的主张，搞“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一套，非但毫无统战可言，还要赔上我们的全部家底。孔子说得好：“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统一战线的关键在“和”不在“同”。“同”的结果只能是丧失自我，也丧失统一战线团结进步的一切动力。

对于我们这一代社会主义者来说，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要万众一心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折不扣地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锲而不舍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这样的伟大进军中，我们每付出一份心血，每挥洒一滴汗水，都是在忠实践行《宣言》确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都是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扎实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