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是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

周新城

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是“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①]

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是完成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的根本。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使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的真理。

马克思是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革命家。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博览群书，从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营养，同时满腔热情地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为人民的解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创立，“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②]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行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整个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正是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人民苦难深重。这时中国的能人志士纷纷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都是向西方学习，想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来挽救中国。然而处处碰壁。正在大家迷茫、彷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人们认识到还有另一条道路可以走，即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中国的面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国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过许多挫折。1942年，我们党总结了建党以来22年的经验教训，在延安整风时提出一个重要原则，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个原则表明，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这些基本原理是科学的，它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过时，会由于不同国情、不同民族特点而不管用，也不是有对有错，某些原理有缺陷或者有空想成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忽视、放弃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然滑向修正主义，背叛革命事业；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是革命斗争的指南，是指导革命实践的世界观、方法论。为了解决中国的革命的问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中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实现形式层次上，必须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不能照搬外国的做法。不联系中国的实际，必然变成教条主义。无论是修正主义还是教条主义，都会使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遭到失败。

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我们党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里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件大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我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项庞大的社会改造工程。我们党用这一伟大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场所，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基础、提供了政治前提。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开始我们丝毫没有经验，不得不向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学习。但很快毛泽东就发现，苏联的基本经验（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但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经验，则需要做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学习；有的只适合于苏联的条件，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有的则是错误的。因此，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经验决不能照搬。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探索，走自己的路。《论十大关系》就是这种探索的结晶。从毛泽东开始，我们党就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探索走自己的、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的含义。至于作为一个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在邓小平时候形成的，这就叫做“成于邓”。

毛泽东在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他在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一、十月革命道路（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十月革命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一个特定阶段的共同规律，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遵循，它具有普遍意义。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得也不一样。要讲个性，不讲个性此路不通。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各国革命党人的任务是把体现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本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把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实际上沿续了延安整风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两者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说的都是，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次要密切联系本国实际，两者缺一不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确定我国正处在、并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仍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在十二大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么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一个明确的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它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来的。在本质层次上，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共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国外经常有人说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是错误的，至少是一种误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③]这就给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个“标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我们始终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所以它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第二，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的层次上，我们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进行探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层次上才具有“中国特色”。概括起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毛泽东指出的原则：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两者相结合，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胜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和“源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决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一棵树，刨掉了根子，就活不成，一条河，堵塞了源头，就会干枯。我们在宣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一定要强调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自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已经过去了35年了。这是我国迅速发展的35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的新境界。

当然，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仍没有改变。但与30多年前相比较，也就是同刚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相比较，确实是向前进了一大步，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④]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我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又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些足以载入史册的辉煌成就，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一部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中国的伟大成就，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一经掌握群众，就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是一切成就的源泉。

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十九大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这个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有了共产主义理想，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国家就有力量，民族就会有希望。使广大人民群众拥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就是思想宣传工作的根本。

强调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指导地位，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不成问题的，那时绝大多数人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遇到问题都会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和解决。年龄大一些的人都会记得这种情景的。80年代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我国从80年代开始，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泛滥起来，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马克思主义逐渐被边缘化，马克思主义在课堂上失声、教材中失踪逐渐成为普遍现象。言必称西方，成为时髦。人们羞于公开承认信仰马克思主义，学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学生难找工作，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尽管党章、宪法上写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断下降。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客观的原因。

从国际上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剧变，无产阶级政权遭到颠覆，社会制度迅速由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世界地图上一大片红色消失了。在这种剧变的冲击下，我国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信念发生动摇，他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怀疑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有人提出问题：连搞了70年的最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都变了，中国社会主义红旗还能打多久？他们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历史应该到此终结，社会主义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道，向资本主义演变是一种回归。真是大浪淘沙啊，在社会主义处于高潮时候跟着高呼社会主义万岁是容易的，一旦社会主义遭到挫折，同路人必然分道扬镳。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社会主义低潮时候仍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不动摇，终究不会是多数。这时出现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也是很好理解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门打开，各种西方思潮涌了进来。面对来势汹涌的西方思潮，我们缺乏思想准备，没有有力的应对措施。一些人不信马克思主义了，转而信仰西方学说。而这些人往往头顶学术大师光环，掌握着话语权，有的还担任领导职务，影响着改革的具体进程，这不能不左右了整个社会舆论环境。于是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开来，一时间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公民社会等等轮番冲击，你方唱罢我登场，十分热闹，把意识形态领域搞得乌烟瘴气。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进攻，而我们则穷于应付，而且应付得很不得力，不理直气壮，相当被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敌攻我守的态势。造成了这样的舆论环境：谁要再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变成不合时宜的异类。西方学说成了舆论的主流，大学里讲授的基本上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理论，马克思主义几乎不见踪影。教育主管部门要求用西方教材、原原本本地讲西方学说，甚至要求用外语来讲，唯恐不是原原本本的西方理论。这种氛围下，马克思主义岂能不被边缘化！对此种情况，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曾经大声疾呼过，十八大以后也有所好转，但这种情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当然，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这种状况，是有其经济根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认识到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够发达，生产资料公有制所需要的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在许多地区、部门还不具备，这种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们不能搞单一公有制，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上层建筑相应地必然发生变化。私有制经济的发展，私有观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必然蔓延。尤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必然会赞成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共产主义思想是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公有制不断削弱，私有制不断增强，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处于攻势就可以理解的了。

但是，也不能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敌攻我守的态势是不可避免的，只能听之任之，仿佛我们无能为力似的。我们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复杂情景是必然的，经济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势必出现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整个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只要对意识形态形势有足够的认识，采取有力的措施，是有可能遏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的趋势，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工作犯了一手硬、一手软的错误，邓小平总结1986年学潮的教训时就指出，“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这是一个重大失误。”[⑤]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他又明确说，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政治思想教育，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得不够，有时讲的太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听任它自由泛滥。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有人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往往忘记经济工作的政治方向，不问“姓”姓“资”的实用主义风行一时，只讲现代化，不提社会主义。有一家培训高级干部的机构的教授在课堂上公开讲：“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不能打粮食。那都是虚的，需要的是踏踏实实地把经济搞上去。”这种超脱意识形态的言论听起来很能忽悠人。然而任何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中运行的。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脱离社会制度的经济活动。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不问“姓”姓“资”是做不到的。尤其要看到，我们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科技上，甚至在意识形态上都占有优势，在这种环境下，不强调马克思主义信念、不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不问姓“社”姓“资”，势必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的路子去进行经济建设，被西方牵着鼻子走，唯西方马首是瞻，亦步亦趋。现实证明，尼克松預言的实用主义可以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是有道理的。在实用主义弥漫的氛围下，马克思主义必然边缘化了。

使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还有一个因素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中，有人歪曲、否定马克思主义。近年来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一种怪现象，有些自称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往往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攻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错误，或者过时了，不管用。而且这种声音还很大，它出自权威机构、权威学者，令人不能不信。例如有学者说，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空想成分，不仅《哥达纲领批判》里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里也有，而且清除这些空想成分需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而他就是这样的具有“极大理论勇气”的学者，担负着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空想成分的责任。对于这样的言论，缺乏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一下子很难分清对错。有位著名理论家宣布，之所以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要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意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管用了，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取代它。还有著名学者直截了当宣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缺陷的，剩余价值学说同实践相矛盾，解释不了现实，应该抛弃。有人声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列宁斯大林篡改过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一开始就错了，要由他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批判被篡改过的马克思主义，寻找“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更换指导思想。还有学者歪曲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而写的德文版序言里的话（那段话中心意思是说，宣言里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当时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则随着条件的变化需要修改），说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承认，马克思主义有对有错，我们的任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理，抛弃、纠正马克思主义中错误的、过时的原理。凡此种种似是而非的言论，铺天盖地见诸报刊。不读马列、不懂马列、却使劲批判马列，成为理论界时髦现象。而且越不懂，胆子越大，批判的声调越高。只有敢说马克思有错、毛泽东有错，才是解放思想，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状况没有引起重视，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批评。成天说马克思主义有错误，怎么能使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呢？

客观环境的恶化，加上工作中的失误，使得近30多年来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日益猖獗，而马克思主义则被边缘化了。

意识形态斗争的实际情况表明，在当前形势下，强调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生活习惯，有着十分现实的迫切意义。

注释：

[①] 《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

[②] 习近平：《在记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③] 《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④] 《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