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日”的本质就是当代汉奸
——再评日本媒体人武藏野闲人的“精日有益”论
千钧棒
日本媒体人武藏野闲人近日在英国BBC中文网发表署名文章，宣称“寻求中日关系真正正常化应为‘精日’恢复名誉”。
跟中国的公知一样，这位武藏野闲人的手法并不新颖，采用的是抓住概念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抹杀不同概念的本质区别的偷换概念的诡辩术，他利用当年的侵华日军和当今的日本人都具有日本国籍的共同属性，把“精日”分子的爱侵华日军偷换概念成为爱一般的日本人，进而得出“寻求中日关系真正正常化应为‘精日’恢复名誉”的荒谬结论。
要指出其荒谬之处，首先要从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关系说起。
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源远流长，这才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基础。
中国人对日本人有几种态度：
第一种，大多数中国人把当年的侵华日军与当今的普通日本民众区别开来，尤其是与那些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日本人区别开来。他们牢记历史，不忘国耻，但是不会把账算到当今的日本人头上。可是当日本右翼势力挑衅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民族尊严的时候，他们会作出强烈反应。
第二种，有一些国人的确没有把当年的侵华日军和当今的普通日本民众区别开来，有时候会出现盲目和扩大化的反日情绪。
第三种，有些中国人也许是出于对日本文化或者日本这个国家的喜欢，以至于爱屋及乌，居然对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麻木不仁。
第四种，有小部分中国人出于政治原因，对当年的侵华日军情有独钟，他们渴望所谓的“由美国和日本主导中国的民主进程”，所谓的“精日”就是用极端的言论和用穿越的行为艺术的方式来为当年的侵华日军招魂。
在历史上，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是源远流长的。
1、中日交流始于汉朝
公元1世纪时，班固所著《汉书》在《地理志》中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即指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人民。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光武帝中元2年），日本和中国即开始交往，光武帝赐以印绶。
2、日本遣隋使
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当时，日本正值圣德太子（574年至622年）摄政。为了加速移植先进的中国文化，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从此两国使节往来络绎不绝，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3、友谊的桥梁——遣唐使
我国唐代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给周围各国以积极影响。据日本史书记载，自630年至894年的二百余年间，共任命遣唐使达19次。
作为对遣唐使的回聘，唐王朝曾多次向日本派遣使节，密切了相互关系。中国的书籍、货物等也随两国使节大量输入日本。
4、鉴真东渡
唐代高僧鉴真东渡弘法，传播了盛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5、东大寺的大佛像
八世纪，日本在奈良修建东大寺。东大寺中的金钢佛像，重五百吨，高五丈，历时近十年塑成。它是圣武天皇学武则天在洛阳营建大佛而铸造的，与中国洛阳龙门奉天寺的庐舍那佛同名。
6、传播中国茶文化的日本茶祖荣西
荣西（1141年至1215年），日本临济禅宗的创始人，俗姓贺阳。出生于日本现冈山县的一个神官家庭，自幼学习佛法，造诣深厚。
中国茶叶在8世纪传入日本后，日本完全依赖中国输入，饮茶风习只限于宫廷贵族等阶层，很难普及到民间。12世纪后叶，荣西为深入学习中国佛教，多次渡海入宋，将中国茶籽带回日本培植并广为传播，使中国的茶种及茶的栽培饮用方法在日本得以推广。随着茶树栽培的普及，饮茶成为日本广大民众的习俗。
上面所说的是古代历史上的中日关系，而即使是在抗战时期，中国人民也严格区分军国主义者和一般日本民众。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中救出了两个失去父母的日本小姑娘。大的五六岁，小的还不满周岁，还受了伤。
聂荣臻将军知道后，立即叫前线部队把孩子送到他那里去。两个日本孤女很快被送到了指挥部。得到聂将军悉心照料。为了保证两个孩子的安全，聂将军决定把她们送回石家庄的日军指挥部去，让日方把孩子转送回国，交给她们的亲友。
两个日本孤女被送回日本后，由亲友抚养长大。40年后，已经成为三个孩子母亲的美穗子和她的家人，专程前来中国看望聂将军，感谢将军的救命之恩。消息传开，聂将军受到了大批来自日本各地的电报和书信，日本人民称他是“活菩萨”，是“中日友谊的使者”。
日本军人在侵华战争中残酷屠杀中国人，但是中国人民仍然善待日本的战俘，日俘的伙食，与中国军人相同，副食费无论官兵，每人每天80元(法币)。由日俘虏管理机关支付。
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博大的胸怀感化了很多日本战俘，1943年夏召开“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代表大会时，与会代表已达72人。
1944年6月，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成立。教员主要由从延安来的市川常夫和泷泽三郎担任。共办了两期，受训学员共计133人。
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时，山东地区“在华日人解放联盟”会员已达235人。
再看看战后中国人民对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的态度：
据日本政府战后公布的数字，日本战败时在海外的军人和侨民有六百二十九万。
东北的日侨总数约在二百六十万左右。葫芦岛大遣返，日侨归国的是一百零五万人。
最后大约一百万日侨都是“化整为零”，用种种方法，融入了中国社会之中。
由于男人基本都参军了，剩下的都是些妇女小孩老人，或者有伤残的人。有些日本人已经在东北生活了十几年，在日本老家反倒没有什么牵挂了，担心回国后无法谋生，不愿意回到日本去。竭力要求留在中国。据统计，抗战胜利后两个月内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达11万多人。中国人以德报怨，接纳了这些日本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政府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款，由亲华派领导人执政的日本政府也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大力援助。
至于中日两国的民间，通过体育等渠道的友好交往也传为佳话。
相信很多人看过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对那个会飞起来扣球的小鹿纯子印象深刻。但是那是神化了的情节，而现实生活中的“排球女将”出现在中国。中国女排的辉煌成就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对于中国女排与日本的关系，也许有些年轻人不大了解。
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是东方排球界的传奇人物，在当时世界排球推崇攻势打法的时候，他强调防守制胜，采用大强度、高密度的“魔鬼训练法”，结合新创的勾手发飘球、双手垫击、滚翻防守、小抡臂扣球等新技术，将一群工厂普通女工训练成东洋魔女，使日本女排先后在1962年世界杯排球赛和1964年奥运会排球赛中获冠军，并创造了排球运动史上连胜175场的奇迹。他的成功，使女排领域出现了一个成熟的亚洲打法，并启发了中国女排迅速崛起。
周总理和大松博文在一起
大松博文在指导中国女排训练
而日本“瓷娃娃”福原爱从小到中国学习乒乓球的经历，也在中日两国传为佳话。
福原爱幼年时期便来到中国学习乒乓球，能讲一口正宗的东北话，再加上一张甜美可爱的娃娃脸，深得中国球迷的喜爱，素有“瓷娃娃”之称。福原爱擅长右手横板快攻结合弧圈球打法，2000年进入国家乒乓球队，成为历史上年龄最小的日本国家队成员。职业生涯巅峰时刻是，2012年获得伦敦奥运会女团亚军。2016年参加第53届世乒赛团体赛，获得女子乒乓球团体亚军。2016年8月17日，里约奥运日本乒乓球女队3-1新加坡队，收获一枚铜牌。
还有就是中国人对近年来移民日本的中国人和到中国定居的日本人的态度。
据数据统计，在2017年末，日本人口总数量约为1.268亿，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合法居住日本的中国人，总数量是高达到60多万，其中，已经拥有日本国籍的中国人数量超越5万人。其次，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接近8万名。
这些可是从精神到肉体都成为日本人的人。国人尊重他们的选择，根本没有为难他们。
另外，根据2011年的消息，就有10万日本人到上海定居，估计现在到中国全国各地定居的日本人就更加多，他们可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人。中国人也根本没有为难他们。而是友好相待。
上述大量事实证明，从古到今，中日两国友好源远流长，这些才是“寻求中日关系真正正常化”的坚实基础。
二、“精日”是“精神鬼子”或者“当代汉奸”，是损害中日两国健康关系的癌细胞。
而“精日”就不同了，这些中国人的败类，他们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是穿着当年侵华日军的服装，到当年中国人民反抗日军的纪念地拍照示威，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甚至为当年日军屠杀中国人叫好，更加不能容忍的是认为日军还杀得少。他们要从精神上做的不是今天的一般的日本人，而是当年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工具的日军，也就是国人所说的“鬼子”，所以说他们是“精神鬼子”。
同样的道理，2017年8月5日上午，两名因为在德国国会大厦前行纳粹礼而遭到德国警方逮捕的中国游客其行为的性质应该是“精神纳粹”，而不是什么“精神德国人”，因为虽然希特勒和纳粹跟现在的德国人同样具有德国的国籍，但是他们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两名对德国的“眷恋和精神归属超过对祖国”的中国游客会被德国警察逮捕。
即使是在日本，除了一小撮极右分子以外，一般的日本民众也不会穿着当年侵华日军的装束去公开挑衅中国和中国人，更加不敢公开为当年侵华日军的野蛮行径叫好，而是千方百计掩盖这一段罪恶历史。日本的教科书把日军入侵中国说成是“进入”中国，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南京事件”。所以“精日”分子这种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的做法是天理不容的，即使是日本人这样做都极不应该，何况这样做的是曾经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的中国本国的人。如果他们仅仅是爱日本或者日本的文化，那是他们的的自由，但是他们爱的是当年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侵华日军，并且用这种方式伤害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对这种“精神鬼子”只能是严惩不贷。
另外，这些“精日”分子即使不算是“精神鬼子”，最起码也算是“当代汉奸”，只不过他们以一种类似于穿越的行为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对当年的侵华日军的忠心耿耿。
汉奸，这个中国人独创的名词，字面上的意思是指“背叛汉族的人”，通常泛指出卖中国国家利益、通敌叛国的中国人，相当于“卖国贼”。《辞海》对汉奸一词的解释是“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汉奸中的著名人物像张景惠、王克敏、梁鸿志、王揖唐、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傅筱庵、陈璧君。这几人出身不同，性格迥异，投敌卖国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或出于个人政治野心膨胀，或是一己私利不得满足，都有着复杂的思想基础和历史背景。
据有关资料，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有40万军警，再加上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所以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其实这里还应加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伪军，这样算起来伪军就有了300多万。
而军队虽然是主要部分，但当时日本占领中国东南大部分地区，县级单位就有1000多，这么多地方，就有大量的文官汉奸，帮助日本治理，还有各种商会，各种鱼龙混杂的汉奸，如带路党，为日军扫荡带路的人，如果保守算，一个县1000个汉奸文官，那么1000个县，有汉奸至少100万！这还不包括很多的文化人，如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等。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两党都惩治汉奸。
1946年3月13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惩治汉奸条例》，同日施行。
随即，中共颁布实施《陕甘宁边区惩治汉奸条例》。
两个汉奸被处决
战后，不仅仅是中国，在法国和韩国，也对法奸和韩奸进行了清算。
2006年，韩国总统直属机构“亲日反民族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在韩国首都首尔正式成立。委员会负责人、韩国资深律师张完翼表示，他们将在4年时间内，清算在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亲日卖国的叛徒，将他们本人及家族成员因为亲日行为获得的财产全部没收充公。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到，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对于本国那些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都严惩。
由于这些“精日”分子没有生活在抗战时期，因此也就没有直接出卖国家利益的具体行动，但是他们的言行伤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因此应该依法惩处。
综上所述，要寻求中日关系真正正常化，靠的是中日两国加强各方面的全面合作，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才能真正促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而无论中日关系是否积极健康发展，中国人民的民族底线是不容挑战的，任何为“精日”开脱和翻案的言行都是别有用心和不能接受的，无论这种行为来自我们本国还是其他国家。中国倡导文明互学互鉴和合作共赢，但绝不意味着可以亵渎历史事实，伤害14亿中国人的民族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