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的惨烈和公知的猖獗
——兼评公知朱某勤其人其事
千钧棒
11年前的今天，汶川发生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星期一)14时28分04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震局的数据，此次地震的面波震级达8.0Ms、矩震级达8.3Mw(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矩震级为7.9Mw)，地震烈度达到11度。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北至辽宁，东至上海，南至香港、澳门、泰国、越南，西至巴基斯坦均有震感。
5·12汶川地震严重破坏地区超过10万平方千米，其中，极重灾区共10个县(市)，较重灾区共41个县(市)，一般灾区共186个县(市)。截至2008年9月18日12时，5·12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在举国哀痛，全力救灾的时刻，自由派公知并不放过任何能够煽动仇恨体制的机会，哪怕是这场灾难与体制没有任何关系。
2008年5月13日，某报评论部一位编辑给公知朱某勤去了一个电话，希望他能对地震发表三言两语，而不是长篇大论。他一边握着电话，一边表述了那段后来引起强烈反弹的言论——
【“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圣火应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们不是伟人，只是遗骸，遗骸千万，只是无言。”】
什么叫“天谴”？有学者进行了比较清楚的解释：
【“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
意思是说灾异是上天有意识地谴告（责备）有过失的人君，希望他能够改过迁善。不然他的天下就会丧失、他的国家就灭亡，他就会遭天谴！
如果说汶川地震只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话，国内一小撮人则是想利用天灾和人们的迷信思想，煽动把灾难产生的原因归因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作为煽动进行颜色革命的借口。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绝大部分都是天灾为导火索，一来天灾会造成民众的生存环境恶化，当生存有危机的时候，会导致民不畏死，二来如果统治者的政策有令民众不满的地方的话，那么天灾会造成不满爆炸性爆发，还有一点重要原因是几千年来的封建迷信思想对民众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积极推动改朝换代的人会尽量利用自然灾害的发生说成是“天谴”，因此，天灾改朝换代说成是天意，这本身是一种朴素的封建迷信思维。在封建社会，作为天子，如果皇帝不能以德为主治天下而出现失误，这时天就要对他进行警告，通过灾异警告天子。
当年汶川地震，中国政府在中国产当领导下，兴举国之力，救助受灾群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感天动地的人或事比比皆是。尽管如此，环绕着汶川地震而引发的自由派公知的一系列奇谈怪论还是有很多，而向朱某勤这样赤裸裸地把天灾与体制联系在一起并且进行如此明显的煽动的，在当时还真的不多。当然，此后几年就不一样了，在2011年前后，趁着美帝和西方在世界各国策动颜色革命，国内敌对势力的猖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从“十八大”开始，他们的倒行逆施遭到了重大反击。
而在当时，朱某勤之流的蛊惑能力还是不小的。
此后，有人发出了进一步的煽动——
【“如果不进行民主化，中国必将发生动乱”。】
在这里，“民主化”是被国内外敌对势力赋予特定含义的，并不是我们能够望文生义所理解的向着民主的方向转化。
而趁汶川大地震之机兜售西方黑货的还有“范跑跑”，他把自己的不顾学生的安危率先逃跑上升到“普世价值”的高度，并且宣称：
【“我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因为我大学毕业十几年的痛苦与此有关，我所受的十七年糟糕教育与此有关。我无数次质问上帝：你为什么给我一颗热爱自由和真理的灵魂却让我出生在如此专制黑暗的中国？”】
他的这番话得到了自由派人士的叫好和追捧。
朱某勤受到铺天盖地的拍砖以后为自己辩解说：
【“当时‘内心非常彷徨’，因为死去的川籍同胞确非作孽者。‘我是希望能够惊醒2008年浮躁的国人’”。】
当然，这种辩解不但苍白，而且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也有人在网络上为之洗地，称：
【“朱某勤的‘天谴论’没大家说的那么严重啊”。】
是吗？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件事，也许会认同这种看法，认为只是表达上的不准确和人们理解上的错误。但是联系到朱某勤其人其事，就不难理解他在汶川大地震万众哀痛之际出于政治目的而发出的如此恶毒的诅咒了。
朱某勤通过梳理英美与法俄两条不同的变革路径，提出了“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主张。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提出的“天谴论”多多少少属于一种迫不及待的“将军”了。
在国际问题上，朱某勤一直致力于以普世价值消解对国家、民族利益的认同，自觉与所谓普世价值的俗世样板美国保持高度一致。他甚至曾经撰文提出，联合国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孤立所谓的“独裁国家”，其中当然包括中国。
他在2010年4月发布的文章《这一千年的革命》这样说：
【“今天，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既不能天真告别，也不能随意鼓噪。但凡是还能螺旋爬坡的地方，当然是慎言革命，尽韦伯所言之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不过，革命一旦在改良的后面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在革命与改良之间，还有一个没有翻译过来的新词：revolution+reform=refolution，如何将refolution译成汉语？严复已逝，但也可以用老词将就，暂称它为‘快速改革’或‘慢速革命’。革命之所以不能避免，除了革命者的急性子，还有另一方的慢性子，这两者往往是天生一对，而且总是同时出现，革命成了双方的共同作品。满清从1898年镇压戊戌变法以后，就面临着革命与改良赛跑的十年。清末新政已经在执行戊戌变法的遗嘱，但它还是不够快，没有及时将revolution提速为refolution，终于被revolution从后面扑倒”。】
朱某勤曾经借《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称，
【“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说明革命已经在收集乌云。”】
当然，在自由派公知中，也许朱不算是最激进的一个，关于这一点，有其他的公知的观点证明。
朱学勤在给另一位公知荣某的信中有句话说的很到位，
【“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
荣某认为：
【“朱某勤对卢梭激进主义的批判，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它实际上是对法国大革命思想背景的一个清算”。】
而荣某与秦某、朱某勤曾经大谈的“革命”是什么呢？是导致新中国成立的中国革命吗？首先请看看荣某给出的时间点——“2012年，革命已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那么，在这一个时间点中所谓的“中国思想界”的语言环境中的“革命”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妨首先了解发生在之前些年的世界各国的“革命史”：
已载入史册的版本主要有：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2000年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被反对派赶下台并被捕入狱，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2007年缅甸的未遂“袈裟革命”，2009年摩尔多瓦和伊朗先后发生的被称为“推特革命”的未遂颜色革命，2011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及其所引发的“阿拉伯之春”。
通过上述事情的叙述，不难看出，无论朱某勤是主张“拱卒”也好，提出的“联合国改革的目标”也好，与其他公知谈论所谓的“革命”也好，本质上都贯穿着一条推动改旗易帜的黑线，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理解他在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再自然不过的感情流露了。
当然，与“锋锐”黑律师和杨恒均等人相比，甚至只是与那些一再发出改朝换代叫嚣的激进的公知相比，朱某勤不算是最突出的，但是他却因为在汶川大地震的特殊时刻发表如此不当言论而让很多人记住了他的名字。
11年过去了，大地震后的汶川已经获得新生，曾经由于自由派公知配合境外势力折腾得乱七八糟的中国社会在“十八大”以后也已经步入正轨，无论是荣某也好，朱某勤也好，回头回顾他们当年的言论，更多的感觉到属于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的“两岸猿声”。值得大多数人欣喜的是中国不但挺住了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特大自然灾害，也击退了国内外敌对势力联手掀起的一股股逆流。八级地震震不垮的中国人同样有信心有能力推动历史车辆滚滚向前，而冲破前进的路上的任何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