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明确指出了当前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以及“失声”、“失踪”、“失语的问题。由此，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当代中国必须正视的一个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尤其是，网络空间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与话语交锋的主要场域，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内学界对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后呈逐年攀升之势。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兴起，以2014年前后为节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也在近几年呈明显增长态势，充分体现了理论界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对此，有必要就其研究的现状、不足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梳理、分析与评价，以期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1、对概念的理解

    当前“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在概念使用上，“网络”一词往往是作为研究视阈限定的一个“条件状语”，落脚点主要侧重于 “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主题。首先话语权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力量”已成为学界共识，但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对“权”字的引申义解读：（1） “单向度”解析法。有论者将 “权”字解释为：表达思想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1]但更多学者是从“权力”的角度来理解，认为“话语权，并非说话的权利，更不是我们能不能发声，而是我们是否拥有让别人听从我们说话的权力”。[2]张骥等进一步提出，话语权是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理论观点“拥有控制、引导或规范社会，以致足以为社会立言的权力”。[3]（2）“权利—权力”双重解析法。吴荣生基于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提出，“话语权是指说话权力、发言权利，也就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引申为控制舆论的权力”。[4]（3）“三维度”解析法。梅景辉认为，从思想内涵而言，“权”字包含了话语的“权利”、“权力”和“权威”三个维度。[5]（4）“以权解权”法。有学者将 “权”字引申为一种“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或是“思想主导权、统治权、引领权”。[6]至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定义内涵，现有文献中的专门论述尚不多见，其中郑元景明确提出：“是指在网络社会中，权势集团、信息传播主体依据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不仅仅满足于通过网络媒体享有 ‘发声’的自由和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权力，更在于通过虚拟世界中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支配……使隐含主流价值的话语通过网络平台渗透到大众中，从而引导和掌控现实社会思想舆论的权力。”[7]

    以上研究奠定、丰富和拓展了“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的基本内涵和外延，初步创立了命题探讨的框架基础，同时也留下了进一步讨论的理论空间。很显然，“权”字的单向度解析法是不全面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关乎话语资源生产与分配的问题。应当讲，享有社会发言的平等权利是一种应然层面上的理想状态，但同时由于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国家和政治权力的运作客观上造成了话语资源生产和分配的非均衡性。所以很难用某个单一视角去进行“权”字的引申解读。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概念内涵的厘清界定还需要学界的更多思考。

2、构成要素与特征考察

    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与构成要素，学界研究的主体方向和基本观点是大致统一的，但在具体构成要素的确定和表述上，学者的争论既有交叉重合，也有一定的分歧。具体表现在：其一，“三要素”说。即由话语主题、话语主体和话语载体三部分构成，分别是解决意识形态“说什么”及其有效性的问题，“谁在说、对谁说”的问题和“怎么说、以什么方式说”的问题。[8]其二，“四要素”说。对此，学者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是“话语环体 （在什么环境中说话）、话语载体、话语主体、话语客体（对谁说）”；[9]有人认为是“话语环境、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传播”；[10]有人认为是“话语主题、话语主体、话语模式和话语技巧”。[11]其三，“五要素”说。主要是增加一个“话语效果”要素，认为是“话语主体、话语载体、话语内容、话语对象（客体）、话语效果”五个方面。[12]上述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阐明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这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思路，只是在细节的进一步完善方面还存在不同意见。应当讲，“三要素”说作为一个基础性的主体结构框架，“对话主体、说什么、怎么说”三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话语传播链条，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在此基础上，其他构成要素是对这一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然而，当前成果仍缺乏对各构成要素内在逻辑结构层面的考察。

    此外，在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过程中，还表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变化，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揭示，总体可以归纳为：话语主题从“阵地争夺”转为“话题抢夺”，话语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享”，话语载体由单向性转为多向性互动，话语内容由“唯一同质”转向“多样分众”、由“政治权威”转向“理论权威”、由“崇高”走向“现实”，话语方式由“鲜明”走向“隐形”，话语环境由“分立”走向“融合”，话语传播由“完整叙事”转为“碎片传播”，等等。[13]在“构成要素”理论的基础上，考察网络化给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所带来的影响，学者大多在“变”的结论上看法一致，但在“有何变化”的观点上各有不同视角的立论与表述。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准确概括出了当前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转变。

1、学界的主要观点

    学界关于网络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机遇说。特此主张的学者认为，网络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提供了机遇。一是催生了新的传播方式。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重点在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信息化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提供了重要载体和新技术手段，不仅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还开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的新渠道、新领域、新空间。[14]二是构筑了世界文明交流的平台。网络新媒体有利于健全和完善党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体系，同时也为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人类文明成果的相互借鉴提供了全新平台。[15]三是促进了思想文化繁荣发展。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竞争与交锋，促进了文化科学繁荣，活跃了社会思想，有利于在批判与借鉴中发展马克思主义。[16]近年来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经过大力发展，网络更多积极向上的因素正逐步显现，党中央在网络空间治理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功经验，亟须进行新的理论总结和宣传推广。（2）挑战说。学界关于网络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形成了挑战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来自境外方面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借助技术先发优势和英语语种优势已经形成“话语霸权”，企图利用互联网作为“扳倒中国”的重要武器。[17]而境外资本不断渗入互联网意识形态领域，部分网络媒体或自媒体受境外资本操控，试图掌握国内网络舆论调控的权力。[18]第二，来自国内方面的压力。改革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思想价值观念多元化和社会矛盾冲突等一系列问题是主要原因。社会多样化思潮在网络空间蔓延传播，各种负面价值观不断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19]而且，落后腐朽的意识形态依然留存，贪腐等一些社会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反馈到网络上弱化了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20]第三，来自网络空间或信息技术特有属性的影响。互联网的多元化、自由化、去中心化等特征，使得信息监管变得十分困难。[21]此外，网络技术改变了意识形态传播的路径与方式，这导致传统工作机制的效能被削弱，同时互联网传播与社会风险泛化的共生效应显现，致使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干扰增多。[22]第四，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社会转型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与现实问题难以做出及时有力的回应和解答。[23]另一方面，是面对个人主义价值观弥漫以及思想争锋的此消彼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存在着整合困境、管理困境、主导困境和协调困境。[24]

2、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针对网络化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带来的挑战，有学者就其原因进行了探究：一是受国家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而日趋复杂的国内形势和持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国“角力”下的国际大环境不利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25]二是网络意识形态监管方式的落后。不仅法出多门，而且监管主体权责界限模糊，导致监管方式效率低下，同时信息安全人才也较为短缺。[26]三是传统意识形态话语实效性的降低。话语体系建设滞后而缺乏解释力，话语表达形式过于高大上而缺少凝聚力，话语传播途径单一而导致传播广度和范围不够，传统话语受众大幅度减少。[27]四是相关软硬件支撑的缺乏。守势心理和缺乏得力的手段措施难以扭转网络信息管控滞后的被动状况，网络信息核心技术硬件的差距也是主要原因。[28]五是自媒体传播价值导向的冲突。在自由高效的“快餐式”信息传播中，为追求所谓的点击率，容易为片面追求小众利益而与社会主导价值观发生冲突。[29]六是网络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缺失。意识形态宣传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之间缺少互补，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彼此缺乏互动。[30]关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学者从不同角度分别做出了独到的见解。然而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原因分析”和“困境、挑战分析”在研究内容上存在一定交叉与混淆，只有客观分析和找准问题的本质原因，才能更加科学地对症下药和精准施策。此外，还需要分清楚哪些是亟待解决的，哪些是需要长期发展完善的。

3、对形势发展的研判

    2015年5月，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发布了“我国当前网络意识形态的状况”的公众调查。结果显示，当前网络舆论环境整体面貌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势。受访者对于中央大政方针和各项改革措施及其政策宣传效果表示较高程度的认可，对于强化网络监管的举措也给予了高度肯定。但也认为，局部问题和突发个案更易引发网络舆论交锋，而媒体欠妥的报道也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且网民的责任意识较弱易导致谣言和不良情绪的宣泄。[31]除专项调研之外，李艳艳对我国2015、2016、2017 年度的网络思想状况进行了连续跟踪观察，总结后认为：一是我国网络思想状况总体为逐年向上向好发展趋势，党和政府及相关主流媒体主动参与网络治理的意识和能力持续提升；二是网络思想交锋和争端逐渐趋于理性化、法治化；三是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复杂，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个别社会问题存在激化升级为对抗性矛盾的隐患；四是社会转型期群众的焦虑心态和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网络综合治理、网络文化发展和网络生态建设提出更大挑战和更多要求。[32]由此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乱象和网络舆论生态恶化的局面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在总体态势呈现为良性好转趋势的大背景下，也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因此，我们对于国内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形势发展的研判可归结为：在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内，伴随网络舆情事件的生发，将呈现一定的年度特征和“偶有峰值”起伏的波浪式平稳发展曲线。

1、创新和转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由于当前政治话语、宣传话语、学术话语传播还存在枯燥抽象的宏大叙事和单向封闭的传播方式等问题，难以适应网络时代新形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方式的转型迫在眉捷。因此，“话语转换”、“术语革命”等议题应运而生。对此，汪馨兰认为，要通过立足生活、凸显审美价值来转抽象式为形象式，通过平等参与、开展民主讨论来转独白式为对话式，通过贴近对象、构建综合化平台来转单一式为立体式三个方面来创新话语权实现方式。[33]樊军平提出，要转化话语语境以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逻辑、话语空间、话语机制，要转化话语内容以凸显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要转化话语方式以呈现马克思主义多样化文风、个性化言说和立体化体验。[34]于华强调，要将理论话语、文件话语、官方话语转化为日常生活话语以使人听得懂，要将深刻的道理和严谨的思想以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以使人听得进，要改变居高临下的说教口吻和生硬呆板的叙述方式以使人喜欢听。[35]吴春雷建议，意识形态对话要由单向传播转向平等交互，尊重信息受众的话语选择权和表达权，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关键在于要以人为本，同时还要注意话语表达要富有时代感、个性化与生活化。[36]网络技术和新媒体的出现改变的不仅是传统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格局与思路，最主要的是还改变了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路径和互动机制，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与供给提出了诸多挑战与需求。

2、 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践进路

    掌握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还需要通过一些实施路径来予以保证。目前，学界相关研究的逻辑构建和阐述视角不尽相同，以此提出的看法、观点和意见较为繁杂，总体而言可归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不断加强“线上”建设。一是掌握先进网络技术，强化技术治理。通过驾驭信息技术、媒介技术、网络规则，始终掌握网络技术主控权，[37]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38]二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管理，推进媒介深度融合。在平台建设上，强化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意识，加强对自媒体平台的应用管理；[39]在传播机制上，构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有机融合的现代传播体系。[40]三是强化网络舆论引导，弘扬主旋律。首先，正确分析和把握网络舆情社情，引领和敦促主流新闻网站与重点商业网站恰如其分地发言、掷地有声地表态；[41]其次，进行舆情监测与引导，及时矫正网络舆论出现的偏差，引导网民进行理性思考；[42]再次，通过专家学者为突发公共事件提供专业性分析和建议，纠正偏颇观点，疏导网络情绪。[43]四是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积极打造意识形态对话平台，主动、准确地宣传中国价值观，提升中国形象，从而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营造宽松的国际生存环境。[44]同时，加大主流意识形态外文资源的网络开发力度，建立外文网站以及国际性网络社交工具。[45]

    另一方面，持续推动“线下”发展。一是继续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发挥网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解决民众关切的现实问题，切实维护群众的生存权利。[46]二是强化基础理论创新研究，提升对社会发展的解释力和批判力。面对网络时代西方文化影响的空前扩大，理论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网络媒体及生活中流传的“非马”、“反马”的形形色色观点进行鉴别和批判。[47]同时，也要增强自媒体等网络媒介研究的学术话语权。[48]三是加强网络法规与制度建设。通过立法建设以规定网络空间中民众的权利与自由、言行限度和活动尺度。[49]此外，也要通过畅通网络空间现实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健全网络空间的组织化、制度化保障。[50]四是不断做好“人”的工作。广泛开展群众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众正确运用新媒体以及自主处理信息的能力。[51]同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参与，建立政府与各民间组织、机构、企业、个人的协同合作机制和整合联动机制。[52]最后还要提高领导干部驾驭互联网的能力，加强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研究。[53]在对策路径的研究中，应当注意实际工作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避免理论化和理想化的推想。

    整体而言，目前学界现有理论成果对于我国网络空间的治理以及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相对一致的看法。然而，网络发展日新月异，旧的问题得到解决，新问题又在不断产生。事实表明，不同时期情况的变化，会对网络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关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议题依然有必要继续深入地探讨下去。

1、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分析与评价

    学者普遍意识到，网络话语传播特征与方式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故而在“网络媒介叙事与言说方式”以及“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等方面给予了高度关注和集中研究。“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历来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探讨或思想争论，也是一个与网络社会发展密切相连，且事关我们党执政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相关网络政策法规的不断出台，以及大量政务新媒体进驻“两微一端”平台等，“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中很多好的对策建议被采纳，为深化网络空间治理和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当前的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

    其一，研究主题与方向不够聚焦。“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舆论引导”、“网络空间治理”、“网络社会思潮”等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面，在研究内容上存在关联性是必然，但研究方向上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有些研究成果未能准确把握 “话语权”这一核心主题。此外，在研究视阈界定上，“网络空间”与“网络社会”、“网络环境”、“网络时代”、“微空间”、“新媒体”、“自媒体”、“全媒体”等基本概念有待廓清。其二，研究方法与学科视野有待丰富。在研究方法上，仍是以定性分析为主，而相对缺少文献计量法、田野实验法、案例分析法等。在选题和研究视阈界定上，主题宏大的逻辑推演与归纳演绎居多，中观与微观领域的实务性考察和实践经验总结则相对较少。原因在于，研究者身份普遍为高校和理论工作队伍中的专家或中青年学者，一方面普遍缺少互联网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实战”经验，另一方面也缺乏计算机网络技术知识背景，致使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往往容易偏离实际而难以实现精准“把脉”。再者，现有研究成果的学科视野相对狭窄，学科交叉性不强。除了传播学受到了一定关注外，心理学、政治学、文学艺术等学科领域的切入点仍不够多。其三，基础理论研究相对滞后。针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理论研究，国内学界更多的是聚焦于西方相关理论，例如葛兰西、福柯等的理论，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蕴藏的理论资源挖掘不够。

2、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方面，我们应该辩证看待互联网发展，打破“守势心理”。面对网络技术给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环境改变，“机遇说”虽然普遍得到认可，但往往会把论述重点集中在“挑战说”。诚然，这是学术研究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充分体现。然而，在我国网络时代发展初期，面对网络空间“声音嘈杂”之乱象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消解，使得部分学者、管理者、意识形态工作者看待网络问题时，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谈网色变”心理，随之而来便是思维模式上的“应对心理”。当前，我国网络空间治理已经初见成效，这种“应对心理”应当转为以“大国自信”、“理论自信”、“话语自信”、“文化自信”思维来看待网络问题与挑战。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转换研究思路与范式。目前，关于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的普遍研究范式是一种“挑战说”+“路径说”。对此，除了这种“开药方”式的“对策型”研究范式以外，还可以选择某一个具体的、微观的问题域进行切入，采取一种“扁平化”的多维度视角深度挖掘与分析，以不断加强该领域的针对性研究。我们认为，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需要厘清“话语权”相关概念的本质内涵。首先，“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概念的出现由来已久，但由于对“权”字引申义的理解不同，加之“意识形态”概念自身的复杂性与争议性，目前学界对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尚未形成一个具有共识的权威定义。学者多是在一般意义上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功能、作用、效力等角度进行阐释，或是采用一种回避与模糊处理的办法，缺乏对其本质内涵的归纳与演绎。其次，尽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用语经常见诸报端、期刊或新闻标题中，然而对其概念的界定却很少见。同时，值得思考的是，“意识形态话语权”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之间存在怎样的区别和联系？后者是否只是前者在网络空间的简单延伸与位移，还是表现出其他不同的内涵属性和本质特征？除此之外，在文献资料梳理中，不少学者使用了“网络话语权”这一概念，那么它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之间又有何区别与联系? 综上可以看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由于涉及众多不同概念的理解，因此对其内涵的厘清难度较大，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其二，需要阐明意识形态“话语权”与“领导权” 、“管理权”等概念之间的区别与关联。首先，“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通常以整体文本形式作为一个政治话语或学术话语的固定范式出场，也会以其中某一单个形式出现，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但从当前研究情况来“三权”的内涵与外延边界划分还不清晰，其概念分别所指的核心范畴和主要方向不明确，一定程度上存在将“三权”混为一谈的情况，尤其是“领导权”与“话语权”两者之间。而且，“三权”之间是何逻辑关系，仍存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其次，很多文章中多次提到“主导权”一词，那么它跟“三权”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界定？它们是等同关系还是包含关系？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今后的研究主题与内容更加聚焦、明确。

    其三，需要确立什么样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思路。当前，学界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每当论及网络意识形态问题，往往会使用“阵地战”、“争夺战”、“攻防战”等词汇来形容当前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尖锐态势。那么，这样一个评判标准是基于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目前还未有定论，相关数据支撑也相对匮乏。而且，网络意识形态交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坚持什么样的话语权构建原则，必须要依据对现实问题发展现状的客观把握。在学术争论中，有观点认为应该通过压制其他话语渠道，加强技术封堵，坚持“统治”、“掌控”、“灌输”的原则来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以此保证话语权不旁落，重在强调“挑战说”。但过于强化这种思维，难免会与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相违背。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坚持“引导”、“疏通”原则，通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变革与转型，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以此来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然而，有人却借机提出“网络价值中立论”、“网络自由论”等错误论调。因此，笔者认为，两种思路本身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应当辩证灵活地根据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变化特征和总体态势，进行两种策略的配合与调整。但关键在于，如何打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悖论，如何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中适度、准确把握“放”与“收”之间的合理张力。

其四，如何深入推进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研究。“话语体系”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必然要面临的一个核心概念。那么，有几个问题有待梳理清楚，即什么是话语体系？话语体系内部是如何构成的？话语权与话语体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有何区别与联系？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对话语体系创新研究所进行的阐释，主要集中于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论证，继而宏观上提出话语体系创新的几个基本原则或方法论。然而，关于话语体系的具体建构问题，尚需要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例如，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文本样态进行数据提取和建模分析。

3、值得关注的几个研究方向

    一是研究资本逻辑在网络价值导向中的运作机理。当前网络空间中，在国际和商业资本运作的推波助澜下，资本的逐利性导致消费主义文化盛行，引发人们的精神危机。“网络自媒体生意”背后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和一套成熟的运作模式，在吸引注意力的资源上掌握着极大优势。在市场经济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自媒体平台存在着媒介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为满足个人私利而转让其社会属性成为服务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用一种隐蔽式、潜移默化式的手段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认同感。当前已经有学者觉察到了资本逐利性在网络空间给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危害，但对其运作原理还需要进行深入探究和挖掘。

    二是研究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国际路径。国际社会话语权的争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西方国家利用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在谋取国家利益方面屡屡得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肩负着扩大社会主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责任。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当前国际网络思想交锋中 “西强东弱”态势虽有所扭转，但还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如何打破技术和语言弱势，变被动为主动，将中国道路的实践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还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的网络国际传播研究。加强中国在世界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无论是在外交领域还是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提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生命力，消除、回应和反击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空间。

    三是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客体（对象）的差异化和针对性研究。网络社交改变了现代人社会交往的方式，受网民年龄、身份、兴趣、政治倾向、利益诉求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网络群体或阶层，例如“网络大V”、“自干五”、“小粉红”、“果粉”、“美粉”、“网络迷群”等。根据社会阶层理论，以网民“用户需求”思维为导向，分析不同网络群体的特征，以保证网络主流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策略的精准性。

    四是持续保持对社会思潮网络传播方式新变化的重点关注。作为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的主要对手，各类“非马”、“反马”的社会思潮都将网络作为传播的最大平台，并且它们相互之间还存在不断交叉融合的动态变化趋势。除了加强对其思想实质、价值内核和主要危害的理论批判以外，也要重视其网络传播规律和方式途径的研究。同时，还要对各类网络社会思潮保持动态化跟踪研究，对网络上的“左”、“右”思想之争中持不同政治见解的观点和声音进行研判、分析和引导。

    五是强化对网络治理和网络协商民主问题的研究。在网络赋权的背景下，网民的民主政治意识“觉醒”和权利诉求日益高涨，对构建和谐、稳定、有序的网络话语秩序造成较大压力。很多思想问题的引发，根源在于现实利益的矛盾与冲突。针对网络谣言、网络抗争、网络舆情等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的资源优势，澄清是非，引发讨论，引导舆情提供建设性意见。因此，加快网络协商民主的体制机制建设显得尤为迫切，需要在下一步研究中继续完善。

    六是加强对网络文艺发展的研究。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方面，文艺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同时也是错误思潮与价值观最容易集中出现的领域，网络上淡化文艺意识形态属性的声音此起彼伏。而且，当前网络文艺中存在的庸俗化、低俗化、恶俗化等倾向较为显著，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在很多作品中大行其道，对于如何促进这些“灰色地带”向“红色”转化，应当加大研究力度。

    七是从历史维度加强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一方面，梳理当代中国二十多年来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态势的历史演变过程，及时总结近年来国家在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和治理中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更加有利于判明未来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不仅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中汲取资源，也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程的得失经验中寻找理论支撑，从社会日常现实生活中提炼和总结规律，尤其是加强对当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网络治理”、“意识形态话语权”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构建具有时代感与现实性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体系，成为当前基础理论创新亟待开展的工作。

    八是研究国外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经验与教训。世界上每个国家和执政党都有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西方作为互联网技术的诞生地，其学术研究开展于20世纪80年代，社会发展也比我们更早步入网络时代。因此，在网络传媒打造、网络文化传播、互联网法制建设以及网络治理等方面，有诸多可供我们学习借鉴的经验与启示。但也不可否认，“网络意识形态问题”在很多国家也都存在，例如，在乌克兰、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所谓“颜色革命”中，都潜藏着网络意识形态渗透的踪影，而美国和俄罗斯也在总统大选中互相指责对方利用互联网进行了政治渗透与干扰。因此，需要及时关注国外先进网络治理理论与实践动态，总结域外国家地区在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失误，并吸取其教训。

    九是加强对网络宗教“泛化”和“极端化”问题的关注。有些极端民族主义打着宗教信仰的名义行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之实，破坏法治建设、制造民族隔阂和分裂祖国统一，甚至蜕化为社会黑恶势力。受此不良影响，近年来国内网络舆论中不时出现一些类似“大汉族主义”等负面情绪和论调，倘若不加以及时有效疏导，同样会有害于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对此，如何坚决打击网络上的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怎样将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引导到正确的、理性的爱国主义道路上来，防止其走向群体狂热，学界应当给予更多关注。

    十是强化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研究。“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是一个思想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的问题，中国网民的政治立场究竟如何？青年人的整体思想状况是何表现？当前国内网络意识形态舆论斗争的发展态势到了何种地步？对于以上情况的判断，都需要建立在科学有效的实证调研基础上，既要开展广泛的问卷民意调查，也要有针对相关领域经验人士的重点访谈，还需要学者保持对网络媒体平台上信息动态的长期关注。